第6章 改变

6月4号，星期四

调整

一觉醒来，艳阳高照。

而两个小时后我们进入山里时，天空已经密布了乌云。我和莉莉加起来113岁了，都没见过这种架势的天昏地暗。路上我们还经过了热门景点板岩矿，简直比想得还差，我实在搞不懂，哪个出来度假的人会选择来看看这些个灰扑扑的、仿佛地狱一样的大坑。

按照计划，我们在到达英格兰湖区之前，只需要在切斯特市再停一次。切斯特市位于威尔士东北方的英格兰境内，起初，这里是罗马人修建的军事要塞，用于防卫威尔士凯尔特人的袭击。然而它最出名之处，在于它的半木结构房屋。42年前我和父母来过此处，在我的印象里，那里有着世界上仅存的宏大半木建筑群。但如果没有记错，那时切斯特就已经是个人潮如织的旅游城了，因此我对这里并不怀念。但是，我们刚结婚的那些年，每当在杂志上看到半木建筑的照片，莉莉和我都发出惊喜的尖叫，时常还会把图片留下来。因此，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向莉莉“展示”一下切斯特。如今，离愿望成真近在咫尺了。

看着阴霾正浓的天空，我感叹：“我真希望天公作美。”

“为什么？”莉莉问。

“否则就很难去看切斯特了，”我说，“旅游指南建议我们把车停在城墙外，然后步行进城。但如果下大雨，走路就很不方便了。”

“如果下大雨，我们干脆就不去了。”莉莉提议道。

我吓了一跳：“不能不去！那有最伟大的半木建筑群。”

“那又怎么啦？”

“那又怎么啦？”我不禁重复着她的话，感到无比诧异，马上提醒她之前收集图片的事。

听了我的提醒，她半信半疑：“也许那时候我喜欢它们，可现在，如果满城都是这样的东西，未免有些俗气了。这样吧，如果不下雨我们就去看看，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看，人是会变的。

莉莉深谙变化之道，无人能及。20年前，我俩都从事心理治疗，前来咨询的客户经常是夫妇。针对这类客户，莉莉发明了一个术语：微调。意思是说，在健康的婚姻中，夫妻之间的调整磨合应该微妙，灵活多变，不能固执己见或墨守成规，丈夫和妻子都应该准备着以变应变。幸运的是，她将我调教得很好，因此，面对莉莉的变卦，我没有再继续坚持下去，没有说出“你当然想看切斯特，哪怕下着雨”这样的话。

莉莉如今对半木建筑的态度，也许是她最微小的变化。我可以列举出莉莉在数十年婚姻里发生的几十种更大的变化，在我看来，她最深刻的变化，是她处理抑郁症的方式。

黑暗

莉莉十几岁就开始患上间歇性抑郁症，虽然每次发作时持续的时间都不长，但强度很吓人。她刚开始的处理方式是隐藏，比如在我们恋爱期间以及婚姻的头几年，她隐藏得很好，其中我的迟钝也帮了她大忙。那时我深陷热恋之中，眼中都是花好月圆，压根想象不出她会有任何瑕疵。即使她忽然失踪，我也会认为她是来月经了或身体不适，而且，因为医科学习的高强度，我俩聚少离多，这也给她的隐藏提供了便利条件。

结婚第五年时，莉莉的伪装失灵了。我开始接受作为心理医生的培训，在家的时间比以往更多。而且，浪漫热恋的鼎盛花期已过，莉莉的抑郁症发作变得更频繁、更严重，纸里包不住火了。

抑郁的古语是忧郁（melancholia），源自希腊语“黑胆汁”（black bile）。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见过很多比莉莉还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他们的自杀倾向更严重，心理功能失调更厉害，但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有着像莉莉那样的黑色情绪。它很可怕，甚至有些恐怖，无论对我还是对莉莉本人来说。弥漫在威尔士群山中暗无天日的阴郁，和莉莉抑郁时我们家里的气氛相比，简直算不上什么。每天傍晚回到家，我一打开门，就能立刻判断出莉莉的心情是不是很抑郁。我不需要看见她或听见她的声音，空气就能告诉我她的状态。

我是个责任狂。凡是责任出现的地方，我会第一个冲上去扛起来。因此，让莉莉幸福成了我的责任，而她的抑郁几乎每天都在提醒着我的失败。她内心黑暗的主要成分是愤怒，而我以为自己就是使她愤怒的原因。很多年后我才开始明白，我只是众多原因之一，她的父母和哥哥、她的刚强、她的童年经历和心理机制，以及她的生物化学系统甚至她的胆汁，以上种种原因共同起效，造就了她的黑暗。

结婚第六年的时候，莉莉平均每周抑郁两次，每次持续约两天，这意味着，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抑郁。抑郁的表情开始刻画在她的脸上，因此，即便在她心情不错的时候，看起来也是一脸忧伤。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她31岁后，她开始接受心理分析师的治疗，莉莉这么做不仅是勇敢，还很有英雄气概。

而对我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她无法和我谈论她的抑郁。她的忧郁太强烈了，她非但说不出来，甚至不能想。每当我问起她的感受，她只能无助地哭，或愤怒地说“我没觉得抑郁”，或掉头冲出房间。

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发生在她进行治疗六个月之后，她第一次能够以非常柔和的语气告诉我，15小时前引发她抑郁的各种原因。

1967年，我被派往海外，莉莉也终止了治疗，至此，她已经治疗了大概300个小时。虽然她依然平均每周抑郁两次，但每次只持续8个小时，不再是48个小时了。在接下来的7年里，凭借自己的努力，她将每次抑郁的时间减至4小时。1974年，她又开始接受治疗，到了1976年，在另外一位治疗师的帮助下，经过又一轮300小时的治疗，她的抑郁持续时间变成每次2小时。从1979至1986年间，在一位荣格学派的治疗师的治疗下，莉莉又进行了数百小时的治疗。如今，她每周依然抑郁两次，但每次只持续5分钟。

我知道，很多人对心理治疗充满怀疑，毕竟，心理治疗师的良莠不齐的确是个事实，有些甚至害人不浅。还有时候，即使是最好的治疗师，但一旦治疗失败，人们还是会诟病整个心理治疗。一次，一位秉承“生物化学”的心理医生宣称：“心理治疗治不好任何人。”就莉莉来说，1965年，莉莉每周抑郁两次，28年后，在三个不同治疗师的努力下，经过三轮的强化治疗，她依然每周“犯”两次抑郁，看起来，她确实没被治愈。但我可以把心掏出来告诉你，和一个每周抑郁96小时的伴侣生活在一起，与和一个每周抑郁10分钟的伴侣生活在一起，这之间有着一千光年的差别。

莉莉的改变，离不开她自己的努力。离开第一位治疗师后，莉莉继续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并且到今天也是如此。她后来之所以又接受了两轮治疗，并不是因为第一轮治疗失败了，而是因为她认为需要对已经取得的成果予以增强。

我们结婚时，莉莉是个性格外向的人，现在她却性格内向，这不是个巧合。当心理治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会慢慢变成一位默观者：对于内心世界的关注，会和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一样多。在默观中，白日梦、夜梦、思想、感觉、洞察、直觉以及理解等内心活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外部的现实世界会被忽略，而是学会了更好地理解它们，理解它们给内心世界带来的影响。默观者变得更加审慎，他们不会轻易行动，但只要他们去做，就会十分慎重，长此以往，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我的书里，我曾将默观定义为“一种最大限度提高觉察力的方式”。莉莉之所以能将她的抑郁时间减至每次5分钟，仅仅是因为她的觉察力变得更强了。她意识到了自己意志的力量，她意识到，当抑郁出现时，她该以什么方式看待自己，意识到应该采取哪种措施，并且知道如何迅速付诸行动。她用了30年深度学习了这种觉察的本领，在这些年里，她变得更加智慧了。

不久前，我在亚拉巴马州结束讲座后，一个看起来卓然不凡的男子从听众中走出来。“我相信你不记得我了，”他说，“但1965年时，我见过你和你妻子，那时我和我儿子在尤卡坦和你们住在同一家酒店。我有个小礼物送给你，你也许会喜欢。”

这时候，我记起他了。他的礼物，是他当年为我和莉莉拍的一张照片，我俩当时站在庄园的门廊上，看起来非常年轻，以至于我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么年轻过。照片上的莉莉那年刚满30岁，虽然她当时十分漂亮，我们的假期也很愉快，但我能看出她脸上的抑郁。她的脸黑着，并无神采，还显得有些刻薄。我现在写下这些的时候，莉莉马上就要60岁了，虽然她有时还是很严厉的，然而大部分时间里，她的脸却是柔和的，充满了光芒。

改道

我们穿过边境从威尔士进入英格兰的时候，天空像爆裂的水库一样，顷刻间混沌一片，大雨倾盆。天公并没作美，再加上莉莉并不愿意，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切斯特的那些半木建筑。

根据微调的原则，伴侣需要灵活适应彼此的变化，而这种适应与变化都是互相的。事实上，它们就像经纬交错的婚姻锦缎，而且，这匹锦缎一直在织就着。

我提到过我是个责任狂，这是种近乎偏执的倾向，会让我想要承担起本来不属于我的责任。这种倾向不仅对我自己有害，可能对其他人也是有害的。比如，我觉得我有责任确保我爱的人不受伤害，因此我时常试图安排他们的生活，却没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干涉。说得委婉些，我有过度的控制倾向。我很希望自己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改变，就像莉莉克服抑郁做得那么好，但我做不到。

我和莉莉都出生在男权至上的文化和家庭里，在这种环境里，人们都期望男性当家做主，而女性即使有机会做主，也只能躲在幕后间接地管理。当我和莉莉结婚时，我俩虽然意识到了内心的男女不平等心理，但认识得很不全面。对于那些已经意识到的，我们很容易就抛弃了，但对于还没意识到的，我们依然紧抓着不放。

正因为这种心理状态，让我觉得自己身为男人，对莉莉的快乐或不快乐都责无旁贷，对此她也没有觉得不妥。虽然，莉莉没有完全将自己的抑郁归咎于我，但多少还是有些抱怨，她认为我不仅管得太多，而且还大男子主义。大约十几年前，我们的婚姻进入了一个关键期，因为莉莉一直在认真地考虑重回学校，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她指责是我阻止了她前行的脚步。

我平静地告诉她：“在过去10年里，我一直在努力清除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倾向，我认为我做到了。对于你的指责，我愿意为我以前对你的影响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我早已经改变了自己，所以，如今你的指控是不公正的。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感觉自己被压迫，是因为你在压迫自己。”

这之后，莉莉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之后，她回到了学校，却不是学习文学或心理学，而是学习管理——她“接管”了我的事务。她宣布，她不再满足于只做个幕后的顾问，现在是时候走到台前了，她开始承担一系列重要项目的管理工作。莉莉——这个从小就被教导只需围着锅台转的华裔女孩，现在却成了一个重权在手的领导。

这是一种光荣。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学习新技能的故事，不仅仅是她做了以前做不到的事，也不仅仅是她超越了她的文化限定给她的角色，而是她通过主动承担权力，拒绝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但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莉莉需要面对的改变，以及需要承担的风险，比她突破的程度还大。以前，人们总是来找莉莉寻求建议，大家都喜欢她。而现在，她作为一个上司，开始被人怨恨。

到目前为止，我说了很多莉莉的变化，下面，我想说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

我成为作家并非偶然。

作家这个词和权威相连。即使是创作小说，一个作家也能毫不避讳地袒露自己的感受、观点、判断和品味。我从未掩藏过自身的锋芒或被迫隐身幕后，这或许因为我是个男人，身处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还可能因为我天生说话具有权威感。记得21岁那年，我参加了一项与心理学有关的活动，一位年长的同学这样评论我：“我不知道这么说是批评还是赞美，但你一开口，斯科特，我觉得就好像是上帝在讲话。”

当莉莉已经进行了一年的心理治疗后，我也开始接受心理分析治疗，因为我感到极度的焦虑。我的焦虑，一部分缘于父亲的影响，他是位知名的法官兼律师，说起话来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部分，则来自我对自己内心产生的困惑。每当我和那些大人物，包括我的直接上司思想不一致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我是个看穿了真相的智者？还是个只想捣乱的叛逆分子？

因为知道自己一年内会去其他地方工作，所以，在我进行心理治疗的开始，就和我的分析师签好了合约，每周见他三次，为期12个月。在前10个月中，我的焦虑逐渐减轻，效果非常明显。有一天，我一见到医生就说：“我感觉好多了，非常感谢您。我知道我们的合约是一年，但是这几天我在想，既然我已经得到了需要的治疗，那么再继续两个月的话，也只是走个过场，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遵守那个死板的合约？”

“你想中止治疗，也许是因为你在生我的气。”医生回答。

“恰恰相反，”我解释道，“您帮了我很多，我根本不可能生您的气，我的心里只有感谢。”

“我想知道，在我们上一次的治疗过程中，是否发生了让你生气的事。”医生坚持问道。

“没有，当然没有。”我坚定地说。

“我还是认为，你也许对上次治疗的某个环节感到生气。”医生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似的。

此刻，我真的开始生气了。“上次治疗没什么让我不满的地方。事实上，上次治疗什么也没发生，整个治疗过程中，都是我在说自己写的佛教论文，我问您是否了解佛教，您说您不了解，所以我不得不唱了一个小时的独角戏。很难相信您居然不知道佛教，我打赌您绝对知道一些，但就是不说。”我的声音开始提高了，“不诚实，就像我父亲对我那样……”

突然，我听见了我自己。

最后的两个月，我在和医生的合作中获得了更多发现。在他的帮助下，我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依赖性。在此之前如果有人说我依赖，我一定不信，我是那种连问路都不想问的人，任何事都想自己搞定。但其实，我从小就很想依赖我父亲，他在我眼中是个散发着魅力的人，然而他太喜欢支配一切了，他的强大让我窒息，让我惶恐，因此，我早早就开始告诉自己：“我不需要他。这世上没有谁会离不开谁。”但是，我却总在无意识地寻找着父亲般的年长男性，希望他们像领袖一般来引导我。每当这些人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就像我的分析师说不了解佛学一样——我就会大动肝火。

因为这种期待是无意识的，所以，我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愤怒。而一旦这些期待浮出了水面，被我真切地意识到，我就能处理好这些期待，从对方身上学习所能学到的，同时原谅对方做不到的。而当我和对方步调不一致时，我也能更好地辨识出自己的做法是出于故意叛逆，还是真正的客观。

我感谢我的分析师，感谢他的自制力、亲和力和洞察力。如果没有那些治疗，我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尽管如此，神经症依然不是路上随处可见的小石头，随便一踢就能消失不见，它就像一块巨石路障，需要用一生一点点消磨。如今，每次开口求助前，我依然要经历一番内心挣扎，并且对无偿的帮助尤感不安，但是，我已经可以做到自在地问路了。

无味

除了焦虑症，我的抑郁症也很严重，但和莉莉不一样，她通过积极挑战自我来征服抑郁，而我能从抑郁症中走出来，很大程度则是通过被动等待。

1970年至1972年，我在华盛顿的美国陆军总检察长办公室工作。这期间我必须时不时出差，而我十分讨厌出差，于是，我在1972年11月从军队辞职了，和莉莉搬到了康涅狄格州最偏远的乡下地区。我准备在这里做一位乡村心理治疗医生，因此买了一栋有些凌乱却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殖民时代房屋，四周掩映着古老的枫树。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每当我走出门外，我都会对自己说：“这里真美。我永远舍不得离开这儿。”

1981年，我开始应邀在全国范围内做演讲。我这样做的动机不是因为高额的演讲费，或高居讲台备受瞩目带来的兴奋，真实情况是，不知为何，大自然之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触动我了，我不再留恋乡间景色。就在那一年，珍馐佳肴也不再令我兴奋了，虽然我依然不爱吃快餐，但食物对我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重要。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伟大的艺术对我来说也失去了魅力，我依然欣赏它们，但不再渴望拥有。到了1984年，我如日中天的名气都不能令我觉得兴奋了，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后来，再迷人的女性在我眼里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也就是这时，我开始感到抑郁，对任何事都毫无兴趣，连走路的动力都没有。

1985年，我去见了一个人，不是心理医生，而是一位修女，八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向她讲述了内心的变化，我说：“如果有人带着同样的故事来找我，我会认为这是抑郁。我的确很抑郁，虽然我没有自杀的念头，但我经常想到死亡，并希望它早些到来。我每天提不起精神，唉声叹气，希望长睡不醒。是的，我很抑郁，但也不全是抑郁，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你的这种症状，我们专门有个名称，叫感官黑夜，你明白吧。”她回答道，并且描述出了更多症状，条条切中我的内心。

“那现在我该做些什么？”我急切地问。

“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做？”

“是的，”她强调说，“我无法告诉你去做什么。我只能提醒你不做什么，那就是：不要试图往回走，有些人会去寻找更漂亮的女人或更伟大的艺术，希望以此找回从前的感觉，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什么都别做，等着就好。”

“等？要等多久？”

“我不知道，”她诚实地回答说，“但最终，你将会从黑暗的另一头出来，和从前的你不再一样，只是我无法告诉你这需要多久。”

那之后的一年半，我经历了黎明前的黑暗。1986年的秋天，我觉得自己简直要死了，不是身体上的衰亡，而是心理上的“濒死感”。我恐惧，并且泪流满面，然而就在圣诞节前后，这种情况却戛然而止了，它神秘地来，又神秘地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精神导师是正确的，当抑郁消失后，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从前，我的喜悦都来自外部事物：一段新罗曼史、一本新书、一段精彩的采访等。而现在，我的喜悦虽然不是时时刻刻存在，但都纯粹来自我的内心世界，和外在没有关系。事业成功不会再让我心花怒放，但失意也不会令我消沉。正好那时候莉莉的情况时好时坏，人们会关切地问我：“你怎么样，你还好吗，斯科特？”我会回答：“很好，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自那以后，我实现了将喜悦和感官分离，而这并不是我近几年来唯一的变化。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固执己见了，也可以说，我的观点变得更全面而复杂了。将近20年后，我重读了当年写的《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书中的真理依然让我震动，但更让我震动的是，我当年在谈起这些真理时是那么确信无疑，带着一些未经深思的冲动。现在，我对事情不会像以前那么笃定了，而且也不会快速做出评判。也许抑郁带给我的“礼物”，就是让我看到了生活并不简单，让我能对他人的缺点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共鸣。如果让莉莉来总结我的这些变化，她应该会觉得我变得更加“温和”了。

混乱

过了切斯特，我们上了高速公路驶往湖区，也正因为省掉了切斯特，我们在午后就到达了今晚要住的罗塞庄园酒店，它位于湖区东端的安布赛德镇，我们将在此住上三宿，好在它宽敞的空间非常符合我们的心意。更妙的是，雨恰好也停了，我们便悠闲地在镇里走马观花。这里街道绿树环绕，蜿蜒曲折，商店的窗户明亮通透。

大雨为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正好让我们可以策划未来三天的行程。虽然策划是出行的重要乐趣，但也确实是项烦琐的工作。研究地图和旅游指南是我的任务，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填字游戏。策划完毕后，我将路线让莉莉过目，还仔细列出了所有可能的其他路线，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筛选。我无法描述我们是怎么做的，选择真的是件神秘的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地图和旅游指南表明，虽然湖区可能没有巨石，但湖区周边却肯定有些巨石。这条信息让我和莉莉感到满足，否则我们可能要尝到类似成瘾后“药物戒断”的不适。与此同时，我们回味着那些已经见过的巨石，并从中汲取一些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目睹了六处古迹。有的被列在旅游指南里，有的出现在地图上，有的有路标，有的没有，还有一处路牌上的信息互相矛盾。从这种混乱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意义？

混乱本身，就是第一重意义。寻石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唯有亲自去寻找，才能验证一切。如果放在20年前，我很可能不会去做这样的寻找，如果发现信息和预想的不一样，我会默念一声“去他的”，然后用最快的速度离开。如此说来，我对于石头的瘾也可以解读为一种稳重的瘾，当然，也可能是衰老的象征。虽然我对很多事情不再确信无疑，但正是这些不确定和混乱，让我变得更安之若素，甚至开始感到享受。

混乱带给我们第二重意义，就是：要想获得最大的成功，需要四面寻找。光是地图或旅游指南都是不够的，即使这上面没有标注出自己要找的东西，也要一路保持警觉，以防错过机会。而且，不要迷信看到的信息，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并拥有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

混乱还带给了我们第三重意义，那便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看见，也不是所有看得见的问题都会有答案。在南堆栈的茅屋圈，几个男人在砍除欧洲蕨的过程中挖出了石头，由此我想到，在被挖掘出土的那些遗迹中，有哪些是被意外发现的？那些展露在世人眼前的遗迹，又有哪些保持着自己的原始状态？它们是否经过修复？答案我们无从知晓，就像那些与巨石有关的谜团一样神秘。

还有些意义，与此次寻石之旅无关，却与混乱有关。比如在我的讲述里，我和莉莉都是在越变越好。实际上，我们除了身体健康不复当年外，是否还隐瞒了一些越变越坏的地方？我相信我们并没变得更糟，相信我和莉莉的变化体现了“成熟”这个词的正面意思，但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有些人还是老样子，而有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在走下坡路，变成了老古板或老奸巨猾。我真心相信，我和莉莉的婚姻之所以持续到现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通过婚姻一起成长。

我们很幸运，没有和一个拒绝成长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没有和一个越变越坏的人生活在一起。偶尔，当彼此的变化不尽如人意时，我和莉莉也会在心里质疑，不知我们是否能如誓言中说的那样“无论疾病或健康，都不分离”。如果我们两个都没有成长，我怀疑这段婚姻会终止，无论是通过分居、离婚还是貌合神离的方式。所以，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心存感激，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有何变化，但成长的模式既然已经成型，我相信一切都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