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时光再现
一起走过那些年
从那个年月的秋日黄昏开始，一些与牛有关的事，在繁衍生息的村庄植下根基。
算命先生见我的眉毛如尖利的牛角射向两边，判断我没办法招来弟弟妹妹，以后的命运定是孤单无助。还说我天生携带了与水星相冲的“浮尘”，成年之前切不可蹚河涉水。可是，村前就有一条小河，数百年来经久不息地哗哗远流。河岸边，一大片翠绿草地。夏季里，放牛的小孩子赤身裸体跳到河里泡个快活，我能不去随波逐浪吗？
母亲为了我平安无事，按照算命先生说的，在一小方块粗布上用毛笔蘸上墨水画了一幅图，塞进红布包，缝在我裤带上。我每次换洗裤子，母亲总要翻翻红布包，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把它缝制在我另一条裤子里。那个红布包陪我读完初中。到了高中，我感觉这玩意守在身上太累赘，就偷偷地把它给抛掷到校园附近的河里去了。母亲知道后不停地摇头，我猜不透她为何叹息一声比一声长。
父亲对我这根新增的“内存条”是否兼容也费尽心思。他买回了一头水牛，用木板搭起了两层楼的栏舍，堆放了干稻草。父亲卷了席铺在牛栏生活了一个多月，过了半年，不知为什么，水牛中风死了，父亲为此在村后茂密的天然树林三岔路口插香纪念它。这是后来父亲在一次醉酒后亲口对我说的。
在我后来的生活境遇里，我一直在寻找反驳算命先生那一派唯心言辞的依据。我背负着“独龙子”的邪号行走在似箭的光阴中。在乡下，“独龙子”是极具羞辱意义的词语，往往与有兄弟姐妹的小孩子一起玩耍发生争吵时，他们就会脸红耳赤地飞溅唾沫吼骂“独龙子”，很恶毒，比狠狠扇一巴掌更让人难受。但“独龙子”在我们村子里不止我一个，与我年纪相差两三岁的猫牯和年仔也是。猫牯是个孤儿，他的母亲生他时难产死在了房间里，他父亲承受不了打击，疯了，后来失踪了。他的大伯收养了他。年仔家是“富农”，他同样没有兄弟姐妹，他们全家在我们村里插队落户，接受生产队管教。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玩，有时玩得不开心动了拳头，也不会撕破共同的伤疤。我们相处最多的时辰，是一朝一夕在一起放牛。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家里重新养了一头母水牛。那天，父亲带了一个牛牙人去集市的牛行里相牛，水牛、黄牛很多，像选美人，可以横挑竖拣。不知是牙人看走了眼，还是父亲囊中羞涩，挑中了一头右眼起白点的小水牛。看起来小水牛很健壮，体型也很匀称，牙人沿用乡下人常打的比喻，说：“三牛五眼的我们都看过，就不要说长道短了。”说的是“疾眼牛撑财，拐脚牛当宰”。父亲期望牛买回去会犁田、可生崽。这样，父亲牵回了那头有眼疾的小水牛。放牛，也很自然地成为我学习之余的第一份工作。
村后的那座笔架山，是村童们一年四季放牛去得最多的地方。那个秋天的早晨，我和猫牯、年仔三个人丢下牛绳，钻进树林，采摘紫色的野葡萄、金黄的柑橘和红彤彤的野柿子……待我们吃得满嘴流汁、小肚滚圆后下山，我一眼瞥见牛们在水草丛中火热地亲密。猫牯和年仔的都是高大的水牛牯，年仔的水牛牯紧贴在我家的水牛屁股后面，东闻闻西嗅嗅，鼻子仰天一翘，龇牙咧嘴。猫牯的水牛也向我家的水牛凑拢去调情，用牛角轻轻触摸我家水牛的脸颊。我有点儿担心，它们这样三角恋爱，两头水牛牯倘若争风吃醋起来，不知会酿成什么后果。
我家多了一头水牛，我却要去中学寄读了，父亲决意把小水牛卖掉供我上学。一个黄昏，我在回家的田埂上行走，忽然听到了牛叫声。我家的母牛和小牛在这个黄昏经历了生离死别——小牛被人买走了。母牛从那个黄昏开始哭叫，一声接一声，一声比一声凄惨。牛哭叫时两只大大的眼睛就像两个小湖泊，泪水打翻在眼睑和鼻子上，整张面孔都是湿的。母牛的眼神让人看了心碎，如此庞然大物，此刻却是如此孤苦无依。我围着它转来转去，我看着它，它也看着我。牛看着我的时候也没停止哭泣，它仰着脖子，粉红色的鼻子一抽一抽的，很像人“哭嫁”。我非常想为母牛做点什么，比如为它擦把脸。母牛哭了三天三夜，我三天三夜睡不好觉。
我离开村庄，不再放牛了，和猫牯、年仔的交往也日渐疏远，但他们的一些踪迹我还是多有掌握。年仔在乡里中学念完高中，到了大专录取分数线，因履历表上“富农”的家庭成分被刷了下来。年仔一家不甘心，指望年仔通过当兵这条路跳出农门。他父亲四处求人、托关系，把户口改成了“贫农”，年仔当兵体检合格，政审关自然蒙过去了。年仔戴着大红花，在村民敲锣打鼓的欢送中进入军营。可是一个月后，年仔被部队清退了回来，原来是年仔篡改家庭档案一事被人举报了，乡里和村里的几个干部为此都挨了处分。
年仔回到家的那天，我刚好也在家，就去了他家，冷冷清清的，“参军光荣”的牌匾也被拆下来了。我们坐在一起许久没有出声，年仔眼泪止不住地顺着脸颊一滴滴落下来。也许你不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知道。好男儿志在四方，那时打工风吹开了，年仔萌生了外出打工的念头。见他这么执着，我安慰他“条条大路通罗马”，打工出色同样能成大器。第三天，我送年仔去汽车站，叮嘱他多多保重。
猫牯的境况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尽如人意，他读了初一半个学期就辍学了，过继到邻村，续了一户三代纯女户人家的香火。他后来生了三个孩子，都不是带“茶壶嘴”的，做了几年“超生游击队员”，重返村里守着几亩薄田糊口，他妻子瘦弱得仿佛风一吹就会倒下。他家里实在寒酸，财产基本上可以一肩挑走。计划生育工作组找到他，给他们夫妻俩讲了许多“少生优育”的道理。猫牯矮小的身子坐在凳子上，灰白的头发在瑟瑟的风里爬满了焦虑……
我很珍惜儿时的伙伴，可我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我不能把他们像个水果一样装进箱子里，也不能像件旧衣服一样把他们带进城市。所以，那段时间我总是很忧郁、很难过。许多年后，我不时地远离城市，回到乡村走走看看。我发现，村庄里即使最老的那棵树，或者废弃的一口水井，都可以给我慰藉。
村里修“刘氏族谱”庆典仪式的那天，我携了妻儿回去，年仔几乎和我同时进村。经过十多年的打拼，年仔拥有了自己的公司，他那天开着标有四个圆环的小车回来，带着比我儿子小一岁的女儿。庆典活动结束后，我和年仔陪着孩子去村后转转，一条黄狗看见我们几个陌生人拼命地狂吠，有着相似面孔的老人坐在树下悠闲地聊着过去。我们在笔架山的草地上躺了下来，仰望天空叽叽喳喳、飞来飞去的鸟儿，希望找回当年一起放牛时的感觉。年仔突然问我：“这次怎么没见到猫牯？”“他过了房分，断了香火，名字上不了族谱。”年仔一声惊骇。我挠了把青草，用力向上一抛，青草雪片般洒落在我们的胸前。
我们止住了接下去再说猫牯的事，生怕身边的两个孩子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