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农”建言敢为天下先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访谈录

王景山　2008年11月28日

编者按语：

农村改革30年来，任玉岭先生的一批文章、建议和情况反映曾通过多种渠道被送至中央决策层，不少建议引起了高度重视与采纳。他是助推我国农村、农业改革的先行者。退居二线后，他仍然在国家参政议政、咨询国是的岗位上忙个不停，社会上给他最多的称谓是“关注民生、关注‘三农’、敢讲真话的著名经济学家”。

任玉岭参事，虽然已经卸去了全国政协常委职务，但记者要想采访到他，仍然不是件易事，原因是他实在太忙了。好不容易抓出空儿约记者面谈，两次又因找上门来的急“任务”而不得不中断。11月15日，刚从广西开会回京的他，终于拿出一个上午接续与记者那未尽的访谈。听他说，明天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后，晚上就去福建龙岩。

“两个第一”的由来

记者：据我所知，改革开放30年间出现的几个第一都与您有关，如中国引进第一套饲料添加剂生产线，并在广东顺德建起国内第一家饲料添加剂生产厂；在广东新会建成中国第一个用组织培养技术生产香蕉种苗的试验场。我想知道的是，您在其中的作用和历史背景。

任玉岭：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有9个部委联合在湖南长沙召开中国饲料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我应邀做了一个发展饲料蛋白的专题报告，指出，发达国家每年人均配合饲料占有量为220千克，而我国才只有0.03千克，发达国家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高达70%~90%，而我国仅为10%多一点。所以，我认为应该大力发展饲料工业，以推动畜牧业快速发展，解决中国人动物蛋白营养极低的现状。

但是，我的这一观点，当时有很多人是不赞成的，反对方认为中国人连吃的粮食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粮食做饲料？怎么能发展畜牧业？后来还有人在《红旗》杂志上撰文，明确提出，10亿中国人的蛋白营养战略应该是吃杂和面，并具体提出，要大量生产含有豆面的杂和面馒头与杂和面面条，以提高中国人的蛋白质营养水平。

我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找到商业部饲料局的符文渝同志，决定与他联名写一篇反驳文章。反驳文章详细分析了世界各国蛋白质营养现状和畜牧业与饲料业发展状况，认为发展畜牧业和饲料业将是中国不得不走的道路，增加中国人的动物蛋白营养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与符文渝联名的这篇文章未能刊出。但是我并不气馁，我到国家科委工作后，围绕国家“星火计划”的实施，主动挑起分管发展饲料技术的担子。而发展饲料产业，必须填补中国饲料添加剂产业的空白，为此，我在1986年与广东省科委和广东顺德北滘镇的同志一起，走进加拿大温尼伯，引进了中国第一套饲料添加剂生产线。就这样，我们中国的第一个饲料添加剂生产厂在顺德的北滘镇诞生了。

关于用组织培养技术来生产香蕉种苗，也是发生在广东的事。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生物技术的重视和推动，科研人员于80年代中期，在广东试验成功用香蕉的叶芽培养香蕉种苗的技术，一个叶片可以培育出数以亿计的种苗，大大加快了香蕉的繁殖。为支持这一技术的推广，我作为国家生物中心两个处的处长又负责“星火计划”中生物技术的推广，于是便把这一项目列入国家“星火计划”，经领导批准后，除给予资金扶持外，我还两次赴广东新会县，支持用香蕉的叶芽培养香蕉种苗的技术专家在新会建成种苗繁育基地，这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用组织培养技术生产种苗的试验场。在该基地带动下，如今全国已建起很多用“组织培养”技术生产香蕉、花卉、马铃薯等的种苗场，为促进诸多经济作物、马铃薯和花卉的繁殖、扩种，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率先引进“一村一品运动”

记者：您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我曾得知您是最早把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介绍到国内的，如今“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农民致富模式已在我国广为开展。我很想知道您当初介绍“一村一品运动”的起因。

任玉岭：那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九州岛的大分县因搞了个“一村一品运动”，使那里改变了贫穷落后，走上了富裕之路。我受国家科委派遣曾两次到大分县进行考察，与大分知县平松守彦先生进行了多次的深入交谈和探讨，并实地考察了“一村一品运动”的开展情况。回来后我就在国内发表文章介绍大分县的“一村一品运动”，而且在后来的国家“星火计划”的科技培训活动中，我还多次专门介绍日本大分县的“一村一品”的做法和经验。

平松守彦在推进大分县的“一村一品运动”前，大分县是很穷的，很多年轻人流到外地打工。平松守彦由国家土地厅到大分县任知县后，提出了“爱大分、建大分”的口号，取得了好的效果。1989年，我去广西北海任副市长时，还记得平松守彦当时对我的这段谈话。于是我初到北海就提出了“我爱北海”，以自己的行动，号召大家“热爱北海、建设北海”。我这个“我爱北海”的口号提出后，北海军区、北海海军、北海师范、合浦师范、海城区政府等，都请我去作“我爱北海”的报告，这对推动北海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大分县考察中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大分县一个西红柿种植园参观时，对方给了我几个配餐用的西红柿，穗型成串，果似葡萄，我没舍得吃，将种子从西红柿中剥出来，晾干后带回国内，回来后我把这种子送给了中国农科院的教授，请他们进行试种、扩种，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一种颜色略浅的配餐西红柿，就是那个时候引进的。因此，知情人说，这种西红柿应该叫“玉岭西红柿”。

“一村一品运动”中，食用菌种植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我是学习生理生化专业的，微生物学是我的本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国家科委生物工程中心工作时，同时担任酶和发酵处及咨询与推广处两个处的处长，除推进生物技术的发展外，还分管国家“星火计划”的饮料技术、生物技术、中医药技术、保健品技术、食用菌技术、饲料技术、酒类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食用菌也属于微生物范畴，我对它比较熟悉，为了推进食用菌的发展，我专门查找资料，编写了《要想富，种蘑菇》的教材，还应邀在一些省的培训班上，大讲种蘑菇的好处和技术。这一教材后来被《中国生物学杂志》连载，为推动蘑菇种植在农户的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一村一品运动”可以说在全国农村遍地开花，由庭院经济到特色经济，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亮点。

现代农业合作组织的三种类型

记者：我曾在由广西科技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农村全程服务体系建设》一书中看到您曾根据国外考察经验，把现代农业合作组织分成三种类型进行表述和图示，这无疑对深化农村改革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请您把这段历史详细介绍一下。

任玉岭：20世纪80年代末，我随国家科委杨浚副主任到国外考察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回国后，我把现代农业合作组织分成了三种类型进行宣传。第一种是专业合作服务组织。这种合作组织多以当地的支柱产业为依托。农户因共同从事某种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而农户本身又因缺乏人力，出现了组织供应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困难，这时虽然有中间商登门供应原材料或帮助外销产品，但常是高卖低买，使农户遭到盘剥和损失。为克服这种困难和抵制奸商的剥削，同一地区、同一专业的农户共同组织起来建立起由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实体，通过对农户产品的营销和生产服务，所创效益农户皆可分成。第二种是综合性服务组织。这种服务组织，也同样是农民入股、农民共享效益的组织。这类组织多发生于粮食产区，为了改变单一种植效益不高的现状，农民组织起来，合作建立农产品的深度加工厂或销售公司，使农民在产品加工、销售中获得利益。第三种是企业集团介入的加工、销售服务体系组织。这一种服务体系，多是企业投资在某种产品集中的区域建设加工厂或营销公司。农民的种植可以因此找到销路，但不能获得加工、销售的效益，加工、销售的效益被企业集团所占有。

在1989年底于广西举办的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培训大会上，我作为主讲，第一次把农业合作组织分成三种类型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图示。使学员受到很大启发。此后这篇文章被收入《农村服务体系建设》一书，由广西科技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我是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龙头企业建设和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2002年和2003年我两次到吉林、山东考察农业产业，一次是参加李贵鲜副主席率领的常委视察团，一次是我和胡富国常委率团的农业产业化视察团。对山东、吉林等地考察后，发现多数的农业龙头企业，都是前面谈到的第三种类型。在吉林德惠，农民为一个外资集团的加工厂养1只鸡只给1元；在山东，农民生产的草莓卖给龙头企业加工厂，1斤草莓工厂只给6角，而工厂将草莓冷冻后卖出价为10元。我看到这种情况后，认为这种企业进农村加工、营销农产品的办法，不利于农民真正增收，甚至会限制农民致富。在胡富国常委支持下，考察结束后我就由烟台直飞到在大连召开的“全国政协农业产业化论坛”上讲述了自己考察后的感受，大声疾呼要促进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并主张大力发展农民入股的农业合作组织，更好保护农民加工、销售农产品的权益。我的这次发言不仅被录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专著中，而且被《经济日报》全文刊载。事后，全国首届区域经济论坛在广州举行时，论坛主持方又邀请我就促进企业与农民建立联动机制和发展农民入股的农业合作组织，进行了主旨演讲。

提出“三大战略、十大突破”

记者：我最近拜读您的新著《中国政府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时，发现您曾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大战略、十大突破”，您的意见既客观深刻，又具有前瞻性，其中有些建议已为中央采纳成为现实。但听说您提出时并不顺利，甚至遭到了反对不能公开发表？

任玉岭：是这样的，那是我在2003年全国政协研究农业问题的常委会上，应邀讲述了经过长期考察和认真思考后得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大战略、十大突破”，你看到我那本《中国政府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一书的第二篇文章，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

我提出的“三大战略”：一是分流农业人口与城市化战略，强调了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二是努力提高人口素质的战略，强调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村初中毕业生进行技术培训；三是加大财政金融对农业投入力度的战略，呼吁放开金融对农村的限制，扩大对农村的贷款。“十大突破”：一是认识上的突破，强调必须提高对“三农”的重视程度；二是地域上的突破，我曾最早提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选择中部的鄂、豫、皖、湘、赣五省作为突破口；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在这里我强调指出水利工程老化、年久失修、效率大减应予关注；四是农业科技突破，指出农科人员工资没保障和工资过低，已成为农科人才下乡的严重障碍；五是土地所有权突破，建议突破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增大农民对土地使用的支配权；六是龙头企业建设的突破，强调大力扶持农民集体创业，更多支持中小龙头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七是农业合作组织的突破，建议让农民成为股东，以公司体制实行董事会、监事会运作经营；八是税收的突破，我认为当时中国免农业税已具备条件，所以，极力主张大胆勇敢地跨出免农业税这一步；九是粮食流通体制与种粮补贴的突破，主张突破对粮食价格的管制和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农民的补贴，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十是农民进城务工环境的突破，主张在城市打造农民工保障机制，创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良好环境。

记得我这个讲话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发表后，即刻引起了很多常委的赞同。此后，某报记者找到我要走了这篇讲话稿准备编发，但编好的稿子到主管那里被拿了下来，原因是其中有免除农业税的论述。这位主管讲，农业税2000年，没有哪个领导讲过可以取消，所以此文不能见报。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在《中国政协》杂志正式发表，可见改革是多么不容易。

值得欣慰的是，免除沿袭了2000年的农业税，已成为农民期盼的现实。农民土地使用权允许流转，也被写进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

建言农村教育与中西部开发

记者：您对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中央政府出台中西部发展战略乃至武陵山区开发，都曾超前提出过多篇文章和建言。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吗？

任玉岭：我是2002年被总理聘为国务院参事的，我现在都清晰地记得，从总理手中接过聘书后为自己确定的第一个调研选题便是农村义务教育。正如我对解决“三农”问题提出的“三大战略、十大突破”所言，为了提高农村人才素质，必须要加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2002年，在政协常委会大会发言中，我郑重提出“需用皇粮把九年义务教育养起来”。当时一位曾在上海任过副市长的常委在中午吃饭时对我讲：“我的手现在还红着呢。”意思是他鼓掌很卖劲，十分赞成我的观点。

这里我可以再给你讲几个往事：为了推动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1990年我通过两个在国外留学的女儿引来日本水月会的慈善资金到中国农村办学，最早一个就是北海郊区咸田的中日友好学校，日本水月会为这个学校投资人民币70万元，而后每年再给10万日元，用来对学生进行奖励。我为引进这个学校还被人告到外交部，说这是“卖国行为”。后来上级到北海调查后，说这样的学校引进越多越好。迄今日本水月会已在中国投资建设农村学校20多所，并促进了中日学校之间的交流。

2001年，我曾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一次大会发言中，就总结“三农”问题出现的根源时，认为主要是“对农民只取不予，或是取多予少”造成的。此建言被全国政协上报中央后，引起了不少方面的高度重视，2002年的“两会”上，我因此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一起作为贵宾，就为什么如此关心“三农”问题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报纸头版头条做了报道。两年后的2004年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中，就明确提出了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欣慰。

至于建言主张发展中西部，这可能与我本人在改革开放后有较长时间工作和生活在西部地区有关，对这一地区比较了解，特别是1998年和1999年我几乎走遍了云南和四川，自然就对西部的发展充满了较强的紧迫感。在1997年我认真研究了经济势能理论、生产要素扩散理论和流动发展理论之后，认定中西部必将成为生产要素进一步扩散的重要选择地。为此，我在《中国市长论坛》和《经济界》杂志上，分别发表了“21世纪将是中西部的世纪”“走向新世纪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文章。

2003年秋天，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我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提出“三农”问题需从鄂、豫、皖、湘、赣这五个中部农业大省进行突破的建议。为此，我让司机跑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专门购买了《中国地理百科全书》，反复学习和研读后，认为中部五省位于长江、淮河两岸，自然条件较好，土地相对平坦，雨水比较充足，交通比较方便，并认为这五个省离东部发达地区距离近，东部密集的生产要素向中部五省扩散，成本会低、速度要快。我不仅在政协常委大会上讲述了这些观点，而且还专门将这一观点写成国务院参事建议，直接向总理进行报告和陈述。中央2005年推出“中部崛起战略”，使我深感欣喜。

2004年，我陪同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钮茂生率团赴重庆黔江地区考察时，听到那里的干部群众反映武陵山区住有土家族、苗族、白族、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人口达2000万人。这里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经济同类型。但由于武陵山区分属于湖南、湖北、贵州和重庆四个省市，行政区划的阻隔造成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我在调查的路上，向钮茂生主任交一份建议，希望由全国政协牵头每年召开一次各省和各有关部委参加的联席会，来推动武陵山的建设和发展。此建议得到钮茂生主任和贾庆林主席的高度重视。从此，每年都由全国政协民宗委牵头，召开一次由十多个部委和四个省市参加的开发武陵山联席会。经过2004年至2007年连续四年的推动，武陵山的断头路已经大为减少，空陆交通都有了新发展，武陵山的旅游已全面启动，武陵山人民的生活已有了新的改善。

乡镇企业功不可没

记者：您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49年来，从教学、科研，再到科技管理、政府官员，还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和国务院参事，关注的面很广，且都有不凡的成就。并曾与杜润生讨论农村城市化，与费孝通讨论农村小城镇，与马文瑞讨论革命老区建设，我最后想请教的是，就您的经历而言，您认为农村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任玉岭：我认为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崛起，是农村的最大变化之一。现在人们都不大提乡镇企业了，可我始终认为，乡镇企业是农村改革开放中结出的最大硕果，它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国力，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江苏华西村吴仁宝、浙江横店徐文荣……这些靠乡镇企业致富发展起来的地方我都多次去过。我到北海任职的第二年，曾着力发表文章《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我曾到温州龙岗考察农民城，学习归来与北京的企业家洽谈，在北海兴建“乡镇企业城”。前几天，我又到了温州龙岗镇，原来的盐碱地上，如今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鲜花盛开。

你可能不知道，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事外，我还办过与乡镇企业类似的民办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由来是这样，1984年我在国家科委办公室的文件中看到一件国务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决定要大力发展公司制经济。那时我已经跑过10多个国家，参观过数十家国外公司了，我深感国务会议这一重要决定的意义后，便决定在自己熟悉的产业中成立一家民办公司。因为早在1963年我走出南开大学时，曾率领13位大学生、18位工人承接过当时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发酵法生产味精。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取得了突破与成功，原来32吨小麦生产1吨味精改为5吨红薯面即可生产1吨味精。为此，《天津日报》头版整版以《年轻人敢想敢干敢攀世界高峰》为题做了报道。此后不到10年，中国建起了220家味精厂。但到1983年，全国年产4万吨味精，却发生了严重滞销。我根据对国内外情况的分析，认为味精的国内总需求至少为20万吨，所以就决定响应国务会议的号召，成立中国味精技术公司，为味精开拓更大市场。

我会同几位朋友为此送出5份报告，结果获得了商业部、轻工部、国家食品协会的同时批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还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像这样的公司越多越好、应给予大力支持。”公司于1984年6月开业（与四通公司几乎同时），我被推举为董事长，每位董事拿出2000元作为开办费。公司进行了三项改革：一是公司进人不要档案，只要两位董事推荐即可；二是实行高工资，比社会上高出3倍；三是实行小汽车办公，提高办事效率。我们组织了技术推广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味精厂推广高产新菌种；组织研究队伍研发出以味精为原料的调味料和汤料29种，扩大了味精用途和市场。公司的经营和研发受到了广大味精厂的欢迎，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年多时间，公司便创下了纯利润600万元，创社会效益1600万元，为此《人民日报》用了大篇幅进行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

当前，乡镇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正在进行转型和调整，但是乡镇企业在农村改革开放中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决不能忘记！

（原载《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