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沿闽江溯流而上
Y.B.A.[6]
离开上海三天后，我们抵达位于闽江入海口的罗星塔，距福州十二英里。
我们登上一艘汽艇，从精巧别致的渔船中间穿过。每艘渔船的船头形如新月，上面用黑白两色画着圆形的眼睛。我们向汽艇上的人打听这种装饰的含义，一个中国人同情地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说：“没有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多么简洁又另人满意的答案！
汽艇一靠岸，几十个苦力蜂拥而至，疯抢我们的行李。一人抓住一只箱子，又有一人上来拽住箱子的另一头不放，接着就是一阵争吵，每个人都恨不得用自己的喊声把别人震聋。中国人天生就会用大喊大叫的方式强调自己的要求，这个习惯似乎根深蒂固。他们不愿意用正常的语调进行争论，也不愿意停下来倾听对方的意见。
我们抵达福州的时间比预计的提前了两天，为我们安排住宿的英华书院的C.R.凯洛格先生没能来码头接我们。我们在一片混乱中不知所措，直到一位海关官员前来接待我们。他在乱哄哄的人群里谨慎地挑出一个看上去还算靠谱的女人，让她去找两抬轿子和几个苦力来帮我们搬运行李。她消失了一会儿，十分钟后带着轿子回来了。她在我们面前的人群中横冲直撞，挑选她觉得合适的人手，之后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把我们的行李装载完毕。
我们坐上轿子出发，好像所有的福州人都跟在身后。顺着狭窄的小路望去，目之所及全是搬运工的头和肩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带着33个苦力和1600磅的行李，犹如率领着一支入侵的军队，突然涌入了素不相识者的家。不过我们的突然到来并没有打扰凯洛格一家，他们以远东人民的热情好客款待了我们。
无论你在中国住多久，始终都确定不了哪座城市最脏。福州人常常“自夸”：要说令人作呕，没有哪座城市能跟福州比。虽然厦门和其他几个地方可能对此有异议，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一“殊荣”毫无保留地授予福州。它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崎岖狭窄的街道在没有出口的迷宫里漫无目的地蜿蜒着。这些小路一般都在屋檐底下，因此有净化功能的紫外线也无法照射到黑暗的角落。因为不通风，闷热的空气里散发着从街道上和湿热的房间里冒出来的臭味。
福州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狭窄的街道被各种作坊阻塞。数不清的商贩在逼仄的通道上安营扎寨，旁边就是他们的猪、孩子和狗。妇女则抱出被褥，摊在石头上晾晒。人们常说，中国人不能拿到街上来干的事情，实在微乎其微[7]。
所有的外国居民，包括各国的领事官员、传教士、商人，都住在城外的山顶上。他们的房子的天花板很高，几乎没有什么内饰，住户们日夜摇着“蒲葵扇”，除非有轿子坐，否则几乎不进城，只有这样，才能在酷热的夏季生活下去。
哈里·考德威尔牧师给我们拍了一封电报，我们准备去找他一起打猎。电报中他邀请我们到他位于闽江上游二百英里处的驻地做客。我们在酷热难耐的天气中花了两天时间重新收拾行装，在此期间凯洛格先生则不辞辛劳地为我们寻觅会说英语的厨师。
我们找到了一位中年先生，但得知我们要去乡下，他摇了摇头，因为他要留在家里尽孝，而且他说母亲也不会同意他去。另一位厨师则害怕天气太热。在出发前一晚，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口吃的中国人，他向我们保证自己厨艺精湛而且非常诚实可靠。
如果你从没听过一个口吃的中国人讲话，那你的生活还算有点盼头。虽然后来我们发现这位厨师是个厚颜无耻的流氓，但他也值那些工钱。每当他要开口说话，我们就近乎崩溃。他听起来就像一台破旧的唱片机，卡在一个音节上。等他终于说出话来的时候，他的“洋泾浜”英语又滑稽至极。
有一天，他来到我们的小船上，骄傲地展示一块牛肉。经过一系列“口腔运动”，他终于成功地喊出话来：“女士，这可不是死牛肉。死牛肉可没有这么漂亮。”他的意思是说这块肉并非来自病死的牛。
我们在日出前上路，开始了第一阶段行程。我们乘坐四名轿夫抬的轿子，紧随其后的是背着沉重的相机、行李和包裹的苦力们。道路穿过绿油油的稻田，两侧是梯田。我们时而翻越山丘，时而穿过山谷，沿途经过油漆脱落的废弃庙宇和隐蔽在蜿蜒河岸芦苇丛内的小茅草屋。当我们穿过狭窄的乡村街道，再次进入乡下，呼吸到混合着金银花芬芳的新鲜空气，整个人都得到了解脱。
有一艘客轮将前往位于急流上游的水口，但要等到凌晨两点才启程。甲板被气味难闻的中国人挤得满满当当，因此连传教士都强烈建议我们不要坐这种客轮。经常有乘客被推入水中。有一位传教士曾亲眼目睹这一场面，这种事情说明中国大众普遍缺乏同情心。
前往水口的途中，有个苦力不小心从船上掉入海中，尽管一个朋友抓住了他的手，使他能浮在水面上，但没有一个人主动帮忙。船仍然全速前进，这个可怜人终于用尽了力气，手一松沉入水中。这并不是个案。几年前一艘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起火，岸上围观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出手营救乘客和船员。事实上，乘客和船员好不容易爬上岸，结果很多人的衣服被抢走，有些人还被当场杀死。
在闽江上的第一天是我们整个行程中最奢侈的一天，因为我们有幸通过船坞公司的代理利文斯顿先生坐上了标准石油公司的轮船。这艘船又大又宽敞。这段旅程本应该比坐公船还糟糕，结果却成了最令人愉快的经历。闽江是中国最美丽的河流之一，两岸青山层峦叠嶂，高耸入云。
有一个干瘪瘦小的男人坐在船头，辫子缠在头上。他自称是领航员，可他向路过的每个人询问航路，还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惹得船长大为光火，所以我们对他的领航员身份表示怀疑。
水上风光如一幅变化万千的迷人画卷。我们不时会遇到一叶载满树枝的小舢板，看上去像一个顺流而下的小岛。随后，一艘大型帆船从我们面前飘过，竹子编成的帆扬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后面还有许多小船，与我们擦身而过时，船夫们单调的号子从水面上隐约传来。
夜幕降临时我们已到达水口。我们的小船和而其他二三十艘船一起停靠在岸边，我们将在船上度过八天。我们的头顶上是一座破落的小镇，就像在家乡经济公寓的后窗所看到的景致。夜色掩盖了周遭肮脏的环境，却无法减轻从村子传来的难闻气味，这让我们吃晚餐时也毫无胃口。
我们在船里铺好床铺，和船上仅有的四个船员挤在一起。船上只有一张蚊帐遮住船尾，但我们所处的环境如此奇怪，这种细节也算不上什么。躺在床上，可以望见从舢板半椭圆形顶部露出的星星。水面上的人声越来越弱，因为船家们接二连三地将船拖到岸上过夜。似乎只过了几分钟，我们就被湍急的水流惊醒，天已经亮了，小船遇到了航程中的第一个激流，此时距离延平还有一百二十英里。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张湖坂，考德威尔先生站在一群脏兮兮的小孩中间朝我们挥舞着帽子，周围还有鞭炮的爆炸声。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鞭炮，因为每当中国人想要表达比较强烈的情感，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燃放鞭炮。
这一地区曾发生过不少迫害当地基督徒的事件，就在最近，还有一群士兵把当地的一位牧师吊起来，残忍地殴打他。那天晚上他招待了我们。他是个小个子男人，看起来聪明活泼，但由于遭到毒打几乎失聪。此后他再也没有康复，几个星期之后就病死了。考德威尔先生前来调查这一事件，毕竟传教士本身拥有很高的权力。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小教堂后面的教会房子里，那里有个空闲的小教室供我们使用。搭好小床、桌椅和浴盆之后，房间看起来非常豪华。不过房子位于镇中心，高高的围墙将清新的空气阻隔在外。装着栏杆的窗户朝向不足六英尺宽的街道。当我们准备上床睡觉时，窗外传来阵阵低语。我们点亮了一只大功率手电筒，发现窗外至少站着四十个男人、妇女和孩子，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我们。被手电筒的强光一照，他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同六月艳阳下的雪花。
那天晚上的经历令人非常不快。天气闷热难耐，更糟的是还有蚊虫叮咬。镇上所有的猫狗好像把我们的院子当成了决斗场，跑来解决宿怨。早上四点，高潮来了，就在我们的窗子下面，传来一连串震耳欲聋的尖叫声，紧接着是可怕的咕咕声。邻居们选择在这个时间和地点来宰杀家里养的猪，还要把猪浸入热水，烫掉猪毛，整个过程伴随着不间断的谈话声。我们怒不可遏，起身穿上衣服出门散步，发誓往后只睡舢板，决不在这里多住一晚。
总体来说，我们的船夫都是好人，但他们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喜欢热闹，只要一有机会，就喜欢聚在一起。在我们沿河而上前往尤溪的途中，他们每晚都要在一些恶臭的村庄停靠，怎么劝他们也不愿在远离村镇的地方过夜。此外，在我们停下吃午饭时，他们也总是对阴凉的地方视而不见，而是跑到骄阳似火的沙滩上。
中国人似乎从不躲避太阳，一年四季都不戴帽子，只用一只手或者打开一半的折扇遮挡眼睛。扇子是人人必备的物品，我们经常看到苦力们几乎赤身裸体，一边拖着沉重的担子，一边用力扇风，汗水顺着他们赤裸的身体流淌下来。
考德威尔先生已经启程前往尤溪，他的一个教区远在闽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上，听说那附近有老虎出没，所以我们没有直接前往延平，而是先去与他会合。后来发现老虎的事只是一个传闻，但我们遇到了梅布尔·哈特福德小姐，旅程因此变得非常有趣。她是这里唯一的外国居民，已经在尤溪居住了两年。考德威尔先生曾来这里短暂停留了三天，那段时间她除了考德威尔先生，一连八个月没有见过一个白种人。这里从福州取得补给需要四周，没有电报，邮件往来也很不规律，但她喜欢这样与世隔绝，对她的工作充满热情。
她的生活十分有趣但不乏危险。1895年，她在花山大屠杀[8]中受伤，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在这次屠杀中，一群名为“斋教教徒”的狂热当地人残忍地杀害了十名女性和一名男性。中国政府按要求向哈特福德小姐支付了高额赔偿金，她无奈之下接受了赔偿并全部捐给发生了大屠杀的古田，用于传教工作。
我们到达尤溪时正是当地局势最不安定的时候，那几个月是真正的“恐怖时期”。在距离城镇不远的山里，聚集了一大群土匪，当地官员警告我们不要去河流上游太远的地方。几个月前，政府从福州调集兵力将土匪击溃，结果这些土匪跑到镇上，真是“治不得法，越治越糟”。
士兵们接连逮捕无辜的农民，指控他们是土匪或是为土匪提供帮助，连审都不审就直接枪毙了。有一次他们收到关于匪帮大本营的确切消息，士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结果在接近匪帮的时候，将领们不知为何争吵起来，还开了枪，土匪们趁机逃脱。但中国人非常要“面子”，他们返回尤溪之后，又逮捕了数十名当地人，仅凭怀疑就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了他们。最后情况变得让人忍无可忍，人人自危，传教士们一再抗议，上头终于给尤溪派来一位稍微像样点的新官员。
因为有土匪，我们无法溯江而上继续采集标本，在尤溪待了两天就出发前往延平。延平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古城，它坐落在河流岔口的一座小山之上，周围是高耸的石墙，墙上留着可以打枪的洞口。这些墙壁虽然不能抵御火炮，但对威力较弱的野战炮还是相当有用的屏障，我们早晚会发现这一点。
卫理公会教派的教会场所在这座小山顶上占了不小的一片地方，后面就是城墙，除了四个住人的房舍，还有两所分别对男女生开放的教会学校。从考德威尔先生的住所可以俯瞰山下的河流，午后的阳光散发着粉红、淡紫和紫色的光芒，小山沐浴其中，实在想象不出还能有比这里更美的地方。
但是延平糟糕的天气多少影响了它带给我们的愉悦心情。夏日酷热难耐，由于连日降雨，空气非常潮湿，除非放在火上烤，否则休想晾干任何衣物。据历史天气记录，冬季的气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非常寒冷潮湿。但据说初秋的天气非常宜人。
和中国其他省一样，福建大部分地区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剩下的一些小松树林都是人工种植的。森林的破坏使野生动物失去了栖息地，除了老虎、豹子、狼、野猪、鬣羚和斑羚，其它大型物种都灭亡了。然而，繁茂的剑叶草和多刺的灌木丛覆盖着山丘和沟壑，给麋鹿、小型猫科动物和果子狸等灵猫科动物提供掩护。这些动物在遍布山谷的水稻田里寻找青蛙和鱼，但中国人总是在田里劳作，动物们也很难有所收获。
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在延平布设陷阱，虽然抓到了很多动物，但这些猎物和陷阱差不多都被人偷走了。我们在云南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都没遇到像云南和福建这样遍地是小偷的情况。小型哺乳动物并不比大型哺乳动物多，因为当地人不断围捕稻田附近出现的小动物，因此除了一些分布非常广泛的种类外，大部分都已被当地人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