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 “避免顶点”
持(1)而盈之，不如其已。揣(2)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老子本章讲的是中国式的处事原则：宁亏毋满，宁钝毋尖，换个讲法，就是有意“避免顶点”，不愿意居于最高处，或者说故意保持至高点的缺位。
老子哲学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焦虑与担心，是一种对于“失”与“咎”的“畏”。这种“畏”，这种深层的不安全感，这种植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意识，反映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也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存处境的不安全性。“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这个“咎”字源于“骄”，这是自己行为有过错，理当承担“咎”的后果。但是，“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呢？倘若是不义之财、取之不道，当然“守”不住；但是，倘若是诚实劳动、辛勤耕耘，那么为什么还“守”不得呢？这就不能怪罪辛勤工作的人头上了，就应该另寻其“守”不住的根源了。笔者认为，一方面，老子这句话确实给那些贪得无厌、为富不仁者敲响了警钟；但另一方面，却为那些贪图安逸，不愿辛劳的懒人找了个很好的借口，反正最终是“守”不住嘛，还干吗那么辛苦与执着呢？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作为一个正义开明的国家，理应提供“金玉能守”的制度保障。
同时，“功遂身退”的背后是“功高震主”的恐惧，是“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这个责任难道能怪罪到“功”上吗？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讲韩信的例子，引以为戒，但是，积极建功立业的韩信自身有什么罪不可赦吗？因此，在“功遂身退”的警言背后，实际上是一套国家政权的“颠倒机制”：越是“功高”，越是“危险”。不从这套“颠倒机制”本身进行批判，不从“颠倒机制”的始作俑者入手，反而去谴责“有功之人”，这不也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吗？一个正常的国家制度，不应该鼓励“能者上”吗？倘若“功遂”而无过错，就应该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与报酬，怎么反而竭力地赶其下台呢？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功遂身退”根本不是什么“天之道”，而是颠倒黑白是非的“人之道”，罪魁祸首就是那上层统治集团的“翻云覆雨”的阴谋与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说，韩信悲剧性命运的根源，分明是吕后等人的宫中阴谋所制造的冤假错案。韩信本人起于微贱，崛起于卒伍，其大富大贵是凭卓越的军事才能换来的，何罪之有？因此，韩信的悲剧性完全罪不在己，而在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反复无常、忘恩负义。因此，“功遂身退”的根源是统治者的始用终弃。中国历代功臣的悲剧命运，都不应当片面地追究到功臣本身的头上，而应当追究到这套“颠倒机制”的运行本身。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讲，老子的惧“盈”心态与黑格尔是互相对立的。黑格尔肯定认为，这种不肯发展到“盈”的状态，这种只是逗留于中途的东西，本身仍然带有虚假性，仍然是不彻底的。黑格尔的这一立场可以通过评论其“道德性”的“不完满”来得到验证(3)，更可以通过其对于“坏的无限”的批判来证明。“这种无限性，作为有限物的彼岸而被牢固地规定了，它应该被称为坏的量的无限性。它和质的坏的无限性一样，从长在的矛盾的一环到另一环，从界限到界限的非有，又从这个非有回到同样的东西——即又回到界限，这样不断地往返交替。”(4)老子的“不盈”之“道”，就相当于黑格尔这里讲的“又回到界限”，而不能够真正地扬弃“界限”。按照黑格尔，作为绝对存在的“道”，就具有一种绝对的力量去达到其发展的顶点，否则，它就仅仅是一种有限的存在。换言之，“天之道”既然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至的“全能”，那么，那种“不盈”的空白留给什么去填充呢？既然“天之道”是永恒的、常驻的，它又“退”向何处呢？或者说，它“退出来”给什么去占有呢？黑格尔的观点当然也引起了当代质疑，比如张世英就针锋相对地说：“问题在于黑格尔哲学的最高任务是要克服有限性，贬低无穷尽展式的无限为‘坏’无限……黑格尔所贬称的‘坏无限’倒是我们所应当崇奉的。”(5)照此说来，老子的“不盈”之“道”反而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东西了。但问题恐怕还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黑格尔也不是拒绝“有限”或“界限”，他也曾经明确地主张要“有限化”的(6)。在我们看来，“界限”本身就是“无限”与“有限”的联结纽带，而非把两者割裂开来的鸿沟。片面地强调“有限”或片面地强调“无限”，都是错误的。刚一提“有限”概念，就已经伴生着“无限”概念了，反之亦然，因此，两者是相异相依的关系。同样，老子的“不盈”与“退”也总是相异于“盈”与“进”方有意义，或者说，总已经预设了这种“盈”与“进”的可能性。因此在两者之间，就不能单边主义地选择其一而否弃另一。
(1) “持”字或解作“殖”字，即“增殖”“积聚”之义，正与下文“盈”字呼应。
(2) “揣”即“锻”字，“揣而锐之”，即“锻打使之尖锐”之义。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384页。
(4)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45页。
(5) 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345页。
(6)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