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代研究：从纪念活动到多样化研究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屈原为全世界人民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同年，中国社会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地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的活动，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英文楚辞专著：《〈离骚〉及屈原的其他诗作》和郭沫若的《屈原：五幕剧》，皆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立即响应，纷纷译介屈原的作品。
1953年，苏联文化界在莫斯科召开了纪念屈原的集会，费德林院士做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费德林曾以研究楚辞获得博士学位，出版过《屈原诗集》（1954，1956）、《屈原创作起源与屈原问题》（1986），发表过《伟大的中国词人屈原》（1953）、《屈原问题》（1958）、《屈原之诗》（1972）、《屈原辞赋垂千古》（1973）、《论屈原》（1983）、《屈原：存在与著作权的可信性》（1983）、《屈原：假说与无可争论的事实》（1983）、《屈原的创新》（1984）等论文。费德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屈原存在的历史真实性、屈原创作个性、屈原诗歌分析与屈原作品译注等方面。
费德林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也很重视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翻译的《中国古典散文》（1958）收入屈原的《卜居》《渔父》、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作品。这些译文非常出色，流传很广。阿列克谢耶夫还在苏联汉学界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杜曼（Л. И. Думан，1907—1979）、艾德林（Л. З. Эйдлин，1909—1985）与谢列布里亚科夫（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1928—2013）都进行过屈原研究。杜曼的论文《政治家屈原及其时代》（1955）把屈原的政治主张与遭遇放在秦楚争霸统一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论述。艾德林翻译过《哀郢》与《国殇》，还发表过《中国的人民诗人屈原》（1953）、《伟大的中国诗人屈原》（1953）等文。谢列布里亚科夫发表过《屈原和楚辞》（1969），论述楚辞产生的历史条件，并分析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弟子克拉芙佐娃（M. E. Кравцова，1953— ）出版过《中国古代诗歌：文化逻辑学试析及译文选》（1994），通过对《诗经》与《楚辞》的分析揭示中国诗歌传统的源头及特点，很有创见。收录屈原作品较多的俄译本还有费德林主编的《屈原诗集》（1956）与格利欣科夫主编的《屈原》（2000），但至今尚无全译本。
波兰赫米耶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 1916—1998）等在1954年出版了《纪念屈原会议论文集》，收录赫米耶莱夫斯基、邓布尼茨基（Aleksego 
）、夏白龙（Witold Jabloński, 1901—1957）与沃伊塔谢维奇（Olgierd Adrian Wojtasiewicz, 1916—1995）等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论文。1958年，赫米耶莱夫斯基等出版了《屈原楚辞》，翻译屈原名下的诗歌。该书较多参考中国学者郭沫若、陆侃如、文怀沙、杨宪益等在50年代的新作，可见当时两国文化交流之畅通。
匈牙利杜克义（
Ferenc, 1930—2000）与吴洛士（Weöres Sándor, 1913—1989）在1954年合著了《屈原诗选》。1959年他与纳吉·拉斯洛（Nagy László，1925—1978）合著了《屈原离骚》。这些译文后被收入《中匈文库》再版。1959年他出版了《中国悲歌的起源：屈原及其时代》，该书是一部很有理论深度的学术著作，着重探讨汉文化史诗不发达的原因和辞赋如何发展成一种文体的过程。
罗马尼亚科学院1953年也举办了屈原纪念会。杰奥·博格扎（Geo Bogza, 1908—1993）在会上宣读了纪念性论文《论屈原》，该文收入他的《屈原、菲尔丁、惠特曼》（1955）一书。杨玲（Ileana Hogea-Veliscu, 1936— ）与马尔丁诺维奇（Iv Martinovici, 1924—2005）合译了《屈原诗》，于1974年由宇宙出版社出版。该译本收入《离骚》《九歌》《九章》和部分《天问》。杨玲在前言中简要介绍屈原的生平和作品，并认为屈原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有许多相似之处。捷克吴和（Jaromír Vochala, 1927— ）于2004年出版《楚辞》，首次将屈原辞翻译成捷克语。
与东欧国家相比，欧洲的英、法、德、意等文化大国的汉学传统相对深厚，对于楚辞的翻译和研究沿着正常的学术道路向前发展。
英国魏理于1955年出版了《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开辟了以文化人类学研究楚辞巫文化的新途径。在他的引导下，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于1955年完成博士论文《楚辞的年代与作者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出版了《楚辞：南方之歌》（1959，1985），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权威的参考译本。
法国也出版了楚辞的全译本，即马迪厄（Rémi Mathieu）的《楚辞》（2004）。该书翻译谨严，注解详细，吸收了学术界很多最新成果。又有让-弗朗索瓦·罗林（Jean-François Rollin, 1943— ）的《九歌、离骚与天问》（1990），译文富有诗歌特色，对《九歌》部分篇章还特别加上“男唱”“女唱”以区分宾主彼我之辞。
奥地利施瓦茨（Ernst-Josef Schwarz, 1916—2003）的博士学位论文《屈原问题研究》（1965）探讨屈原的生平、楚国神话与端午节等问题。
德国彼得·韦伯-舍费尔（Peter Weber-Schäfer, 1935— ）的《中国赞美诗》（1967）选译了《九歌》《天问》《招魂》《大招》《远游》《离骚》等，语言平实，多参考英国魏理与霍克思的成果。丽达·坎多尔芙（Rita Keindorf）的博士论文《〈楚辞〉中的神秘旅行》于1992年通过答辩，1999年在德国亚琛Shaker出版社出版，作者在细致的文献梳理基础上，阐发《远游》的哲学和文学意义。德国白马（Michael Schimmelpfennig）于1992年完成硕士论文《王逸对〈招魂〉的注解》，1999年完成博士论文《屈原从“真人”到真诗人的转型》，至今已发表楚辞研究论文几十篇，他的主要观点是《楚辞章句》是由不同注家在不同时期多次累积，并经过后世编辑而成。意大利康薇玛（Vilma Costantini, 1939— ）出版《离骚：遭忧》（1989），采用以诗译诗的形式，追求诗句的语音、节奏、修辞、句法和结构形式等因素达到协调和平衡。
除此之外，欧洲学者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品选集、百科全书、报刊杂志等文献中也有不少楚辞学材料，在此无法全部列举。
综观当代欧洲楚辞学的发展，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在翻译方面，经过数百年的实践积累，终于出现了霍克思《楚辞》英语全译本和马迪厄法语全译本，为西方汉学家从事研究提供了权威的参考译本。今后欧洲学者还会沿着他们的方向，追求涵括所有楚辞作品的全文翻译，追求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学术型翻译，将会有更多全面精确的译本出现。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楚辞要“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强，我们倡议国内外楚辞学界与翻译界专业人士通力合作，出版适合世界各国人民阅读的多种语言的《楚辞》全译本，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为国际文化界所充分认识和真正接受，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方面，欧洲学者主要从以下角度研究楚辞：（一）楚辞文化起源问题。孔好古、何可思认为楚地的文化艺术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克拉芙佐娃认为楚文化起源于印欧文化，不属于中原文化体系。（二）楚辞与道家文化关系。艾约瑟、理雅各、马伯乐认为屈原受到道家影响，丽达·坎多尔芙认为《远游》把弃世、长生、养生、神游等道家思想熔为一炉，创造出新的诗体。（三）楚辞与巫文化关系。阿瑟·魏理认为《九歌》是具有巫文化内容的宗教祭祀歌舞，霍克思《神女之探寻》则揭示汉赋与楚辞两种文体演进的最重要机制在于它们具有共同的巫文化内涵，匈牙利加布尔·郭萨（Gábor Kósa）的《巫与神：释〈九歌〉中的“灵”字》（2003）则是讨论楚辞中“灵”字的含义及其与“巫”的关系。（四）楚辞的语言形式。阿瑟·魏理在《寺庙集》中讨论过楚辞体的格律，霍克思将楚辞分为“歌体诗”与“骚体诗”两类，英国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 1919—1991）的《〈楚辞〉骚体诗的韵律》（1963）通过统计分析提炼出骚体诗的基本句式。欧洲学者与中国学术的传统不同，多由宗教、民族与语言等角度来考察楚辞的文化内涵。他们还在研究中广泛使用比较文学方法，例如屈原曾被比作荷马、品达、奥维德、但丁等西方诗人。他们将楚辞与其他世界名著相比较，以凸显它的特色和意义，也使楚辞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1) 赵永穆编：《费德林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2) 尹锡康、周发祥编：《楚辞资料海外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1页。
(3) （葡）阳玛诺：《天问略》，[明]李之藻编，黄曙辉点校：《天学初函》，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4) （比）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年，第1册，第80页。
(5) Joseph Henri de Prémare，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Malacca：Cura Academia Anglo Sinensis，1931，pp. 243-244.
(6) Charles de Harlez，“La Poésie chinoise”，Bulletin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24，1892，pp. 161-209；25，1893，pp. 148-156.
(7) H. A. Giles，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Kelly and Walash，1884，pp. 33-36.
(8) J. J. M. de Groot，Les fêtes Annuellement Célébrées à Émoui（Amoy）：Étude Concernant la Religion Populaire des Chinois. Paris：E. Leroux，1886，pp. 346-378.
(9) H. A. Giles，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Appleton and Company，1901，p. 50.
(10) Wilhelm Grube，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C. F. Amelang，1902，p. 181.
(11) E. Von Zach，“Sung Yü's Chiu Pien（Neun Umstimmungen）”，Mendedeelingen van het China Instituut，Batavia，1939，p. 25.
(12)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