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工智能与人才

第一节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为典型代表的新兴技术将对社会经济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中国面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作出了高度概括。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使社会生产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这场产业变革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先进制造技术突破为核心，以突破性产品创新、突破性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的应用为主要内容，以基于可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将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制造系统下新产品开发周期长、产能利用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不确定、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等主要产业竞争要素之间的冲突，实现生产制造的综合优化和运营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有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随着信息通信、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3D打印等现代制造技术的不断突破，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通过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复兴或加强其制造业的战略和政策安排。例如，2012年3月美国发布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反映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发达国家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因为人才是未来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人才政策也必将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深化产生深刻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及产业化应用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一词首次获得广泛认可，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的诞生。此后数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步入黄金时代，并于1974年前后和1987年前后有过两次发展的小高潮。2016年3月，阿尔法狗（Alpha Go）战胜李世石九段，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进入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历史阶段。美国白宫连续发布了两份人工智能相关报告，即《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计划》（The National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trategic Plan）和《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Preparing forthe Futureofthe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进一步确立了人工智能的重要地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了人工智能相关战略，抢夺产业技术的制高点。2019年7月，特朗普政府对2016年版的《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计划》进行了更新，除了最初提出的七个重点战略外，还增加并特别强调了第八项战略，即公私伙伴关系。2017年1月，英国公布“现代工业战略”，新增47亿英镑用于人工智能、“智能”能源技术、机器人技术和5G无线等领域。同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人工智能产业化路线图，计划分三个阶段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幅提高制造业、物流、医疗和护理行业效率。虽然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仍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但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却已为期不远。

根据乌镇智库的统计，2012—2016年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新增5154家，是此前12年的1.75倍，全球人工智能融资规模达到224亿美元，占2000—2016年累积融资规模的77.8%，表明人工智能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根据腾讯研究院在2017年发布的《2017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居全球首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约为591家，如图1-1所示，可见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国内人工智能产业的融资规模也在快速扩张，2016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约202笔投资，涉及金额高达10亿美元（约合68亿元人民币），市场规模庞大，未来发展前景可观。

图1-1 2017人工智能企业拥有数量Top5

资料来源：腾讯研究院《2017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

2017年，“人工智能”正式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折射出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重要性。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制定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指出，到2018年，中国将基本建立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创新服务体系和标准化体系，培育若干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骨干企业，形成千亿级的人工智能市场应用规模。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定了三步走战略计划，指出了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强调了加快培养、聚集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特别是加快引进全球顶尖人才和青年人才，并形成中国人工智能人才高地的重要性。

伴随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社会、法律、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在各研究领域均引起了大范围的激烈讨论。早在1950年，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就在《我，机器人》中提出“机器人学三大法则”，以文学形式探讨了机器人权益和道德问题。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一书中提出，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演进，可能出现三项重大影响：

（1）人类将会失去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因此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不再继续认同人类有太多价值。

（2）社会系统仍然认为人类整体有其价值，但个人则无价值。

（3）社会系统仍然会认为某些独特的个人有其价值，但这些人会是一个超人类的精英阶层，而不是一般大众。

从上述观点中或许能窥见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正在挑战传统意义上我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定位和理解。社会系统对个人价值判断的转变，将动摇一切以“人”为基础的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迫使我们对“人”的责任和义务进行重新审视，以应对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产生的持续而深远的革命性影响。

如果说人工智能对个体价值的深远影响仍是学者们口中的空中楼阁，那么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却是触手可及、正在发生的现实话题。人工智能可以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取代了包括医疗/放射诊断、驾驶车辆、撰写特定类型的新闻报道在内的许多过去只能依赖人力完成的职业。从长期来看，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复苏助长了就业恐慌，尤其是此次经济复苏被称为“失业式复苏”——尽管宏观经济增长，但就业未增加或下降。这一趋势与另一趋势相吻合，即国民收入的劳动份额与国民收入占资本的份额相比稳步下降。因此，劳动力（与资本相比）从经济增长和全国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回报比例将持续降低。从近中期来看，人工智能正在对传统工作模式产生破坏性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消极的，新的劳动机会也在不断产生。相比于低技能（例如门卫）和高技能（例如软件工程师）工作，中等技能的日常工作（例如生产、制造业和经营者）在经济萧条期间历来失业率更高，有学者称这种效应为“工作两极分化”。Frey和Osborne的研究假设了一组决定了职业对人工智能技术敏感度的合理因素，即职业对创造力、社交智能以及良好的感知和操纵的要求，并根据这些因素对美国的职业进行排序。研究结果预计47%的美国工人有很高的风险被自动化取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一项研究对上述估计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21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9%的工作面临全面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在许多情形下，岗位只有部分任务能够被人工智能取代，剩下的任务仍然需要人工完成，从而使整体价值得到增强，因此人机结合与人机协同应是近中期劳动力市场变革的主要方向。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已经开始对“人”的内涵及其外延产生深刻影响，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的连锁反应。“人才”作为以个体价值为基础的衍生概念，其内涵和特质也势必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演化嬗变，而与之息息相关的人才政策也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