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文学粤军”在海外的批评实践

引言

在海外从事批评实践的“文学粤军”，系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支华文文学批评力量。

近年来，粤籍海外文学评论家群写作活跃，评论显现出崭新的风格与特点，已形成了一支有实力有影响力的海外“文学粤军”。

“文学粤军”是社会各界对广东当代作家队伍的一种公认的称谓。这个称谓系从地域角度命名，系指广东地区的以岭南特色为题材进入中国文坛的一批作家。正如“文学陕军”“文学湘军”不是流派的概念，但当时“文学粤军”并不包括境外和海外的华文作家、华文评论家。

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文学粤军”就不断在海外发表有关文学理论的探讨及文学论争的文章。像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台湾再到美国的叶维廉，是海外实力派粤籍文学评论家的标杆性人物。他的比较诗学，引领着海内外众多学者去从事比较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

这些粤籍海外文学评论家，具有下列特点：

一是从中国各地移民到海外。正因为如此，叶维廉身份多重：既可以是香港文学评论家、台湾文学评论家，也可以是海外文学评论家，但鉴于其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多半在国外完成，故本书将他定位为海外文学评论家。

二是具有中国意识。这些粤籍海外文学评论家，尽管是在香港或台湾受教育，但他们从不把台湾当成自己的“祖国”，而是把台湾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把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

三是没有中课题和获大奖的焦虑症。他们不像国内评论家，对中课题、获大奖念念不忘。他们每当有分量的批评作品出现时，首先估量的不是能否中课题或获大奖，而是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们不汲汲于此，为中课题或获大奖而焦虑和纠结。这种不患得患失，无妨碍评论思维的辽阔性和审美的自由度的心态，能看得开阔一点、深远一点，以更高远的气魄和更辽阔的胸襟，聚焦更具根本意义的诗学目标，无疑有利于出评论精品。

四是就表现形态而言，粤籍文学评论家使用的均是同一母语——汉语。海内外当代粤籍评论家所建构的文学理论同属华文语系，他们大多数人都以典范的白话文写作，这就使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写作格式大致相似。这里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还有不一致之处，如海外评论家有的用外文书写或文中喜欢夹杂英文。

叶维廉的学术成就和他创造的精神财富激励、示范、带动了粤籍文学评论的发展。以他为代表的粤籍文学评论家此起彼伏出现在海外文坛，充实乃至重构了“文学粤军”的批评阵营，开启了跨世纪转型的历史进程。

除美国和加拿大的梁丽芳以及澳大利亚粤籍文学评论家外，新（加坡）华文学中的粤籍文学评论家也取得骄人的成绩，代表人物有方修、黄孟文、王润华、杨松年、马仑。从新华粤籍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实践中，可归纳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的评论与研究均具有内在的规定性，总的目标是为强化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服务。就是论争，如方修与他人因马华文学史观不同而引起的论战，也不完全是双方代表不同社会力量争夺文学史诠释权的争斗，而是两种不同文学观念产生碰撞后所出现的文学争鸣。

方修是东南亚作家学者化或学者作家化的优秀代表。他勇于探索，顽强地进行文艺精神操练，坚忍不拔地攀登文学史高峰。和脚踏文学创作和理论探讨两界的方修一样，黄孟文、王润华也使“双枪”，其批评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属世界华文文学理论批评的一支劲旅。这些粤籍文学评论家在探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马华文学的关系、中国作家对新马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编写和作家个案、新马华文学不同阶段的文体研究及文学史资料整理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然而，粤籍新马华文学评论家的研究生存状态，也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之处：

一是对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美学探讨滞后，这方面的论著较难看到。

二是评论多是个人自发的分散行为，对一些重大研究项目缺乏协作精神，直到黄孟文（原籍广东梅县）等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出版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

第一节 美国的粤籍批评家

第一节 叶维廉：寻索“共同的文学规律”

叶维廉（1937—），广东中山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硕士，美国爱荷华大学文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历任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专任教授、《创世纪》诗杂志编委。著有多种诗集和数种散文集，评论集有：《现象·经验·表现》（1969年，后改名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秩序的生长》（1971年）、《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1978年）、《饮之太和》（1980年）、《比较诗学》（1983年）、《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1987年）、《历史·传释与美学》（1988年）、《解读现代·后现代》（1992年）、《中国诗学》（1992年）、《叶维廉文集》九卷（2002年）。重要主编选集有Modern Chinese Poetry（1970年）、《中国现代作家论》（1976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1976年）。

叶维廉以诗人、散文家、学者、翻译家的多重身份活跃在海内外文坛。在学术方面，他最著名的是比较诗学研究及其构筑的传释学诗学体系。在《花开的声音·序》中，叶维廉曾谈到自己文学上有三个根：第一个根是从“五四”以来便开始猛读的新文学。这新文学，对新生中国有强烈的期望与向往，表现出来的是对中国未形成的远景的过早乐观，如郭沫若、徐志摩的作品；巴金、茅盾的作品不与现实脱节，富于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鲁迅的作品，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作深刻的思索。鲁迅的作品，对叶维廉考虑如何从传统吸取养分，从而滋润与壮大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个根是传统中“万物齐一”的美学观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强调的是自然界本身的秩序，有蓬勃的生机，不用人的本位去强加轩轾。西方美学家嗜好分析性，先将宇宙分割后究其因果，华夏美学不是这样。叶维廉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中，感到道家美学中“空纳—空成”的感应——表达程序应大力发扬光大。第三个根是西方现代文学。叶氏对以艾略特、庞德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诗人有很深的研究。叶维廉在扬弃他们的局限性的同时，极力效法他们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

这三个根，既是叶维廉从事现代诗创作的根基，也是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精神支柱。在这三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下，他意识到应追求和深入研究不同的文化系统及其理论，不应受单一文化的束缚。他吸收了语言学家沃夫的“文学模子”理论，提出不同文化系统决定着不同的“美感运思及结构行为”，形成互不雷同的“文学模子”。他指出：我们在进行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时，绝不能生搬硬套固有的文学模子。“必须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加以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叶维廉在这里提出的“模子”的寻根探固的比较和对比的理论，正有利于解决法国学派之争，因“模子”问题正好兼及了历史的衍生态和美学结构行为两个方面。

叶维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十分明确：企图在跨文化、跨国度的文学作品及理论之间，寻找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的可能性。在这个努力中，他不拜倒在西方文学理论权威脚下，他只希望从不同文化、不同的美学的系统里辨别出不同的美学据点和假定，从而找出其间的不同点及可能融合的路线。他除于1975年8月为《中外文学》编过“比较文学专号”外，还于1983年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编辑出版过一套“比较文学丛书”。他在为此丛书所写的总序中，借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有关一部作品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项，略加增修，列出文学理论构架形成的六种领域：观感运思程序的理论、由心象到艺术呈现的理论、传达与接受系统的理论、读者对象的理论、作品自主的理论以及文化历史环境决定的理论。叶维廉指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就每一个批评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方西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理论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对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据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批评理论架构之再思》这篇论文进一步强调所有理论均不可能永恒不变，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涵盖那川流不息、千变万化的存在经验。既然所有理论都受文化、历史的一定限制，那么，在重构批评理论基础时，就要使批评理论从各种封闭的、完全受制于特定社会文化的诠释圈子中解放出来，以期获得更开放的视野和心态。而要达到这一目标，进行不同“文学模子”寻根的对照比较，就是批评理论的解构和再构的主要途径。

从1971年开始，叶维廉致力于探索中国传统美学在古典诗中的呈现与英美现代诗的会通问题。《饮之太和——叶维廉论文集》，便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成果。此书共收论文11篇，主要有《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美学的汇通》《严羽与宋人诗论》等，另外还有一些散篇。这些文章认为中国古典诗词重视让事象具体本样地直接呈现，具有多重暗示、多线发展等特点，是跟文言对于语法的超脱以及词性自由相关的；而古诗词所用的文言语法，又积淀着中国的传统生活风范与审美意识。相比之下，由于西方人的思维重分析演绎，语言趋向严谨细密，这就使我们接触英美现代诗时，常常感到要费很多心机才能进入作者所缔造的艺术世界，与中国诗之“不隔”“无碍”完全不同。不过，叶维廉也指出20世纪以来英美现代诗打破传统的语法与表现方式，追求中国古典诗那种任无我的“无言独化”的自然作物本样地呈露、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多重暗示性、不作单线的追寻等特点，从而他认为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诗的操作程序，仍有其会通之处。在《中西诗歌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中，叶维廉详细地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根源的模子考察，从它们两者在历史中的衍生态和美学结构活动两方面的比较对照中，发现中西山水诗相当重要的根本歧异，不但在文类的概念上不同，在整个观物应物的表现程序上都有突出的区别。“中国诗人意识中‘即物即真’所引发的‘文类’的可能性及其应物的表现形式几乎是英国自然诗人无法缘接的。”《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1]，用今人周策纵的一首《绝妙世界》旧诗作起点，提出文言文用字、用词和词法所构成的传意特色，然后观察一般中国古诗中作者传意和读者应有的解读、诠释活动。此文一方面是作者的《语法与表现》[2]一文的延伸，另一方面是为了打开中国古典传释学哲学基础的探讨。《秘响旁通》，此文的标题来自刘彦和《文心雕龙·隐秀篇》。其意是指创作和阅读过程中出现的极其丰繁的联想审美活动。叶维廉在这里提出文学创作中“秘响旁通”的活动经验，文意在字、句间的交相派生与回响，是为了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重视的文、句外的整体活动：“我们读的不是一首诗，而是许多诗或声音的合奏与交响。中国书中的‘笺注’，所提供的正是笺注者所听到的许多声音的交响，是他认为诗人在创作该诗时整个心灵空间里曾经进进出出的声音、意象和诗式。”

叶维廉的比较文学研究，除本学科范围外，还有非本学科范围的研究。上面提及的他对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的研究，就涉及哲学、禅学、社会心理对文学的影响。《无言独化：道家美学论要》[3]，也是从别的社会科学角度去研究文学。叶维廉认为：中国传统里最值得我们反省的还是道家的学说，道家的思想也是绝对能跟现代各种哲学观念连接起来并行不悖的，西方的解构主义和我们道家的某些想法也是不谋而合，但也有不同。如求自然得天趣，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美学理想，这里面便有道家哲学的影响。

将这种美学理想与西方有代表性的象征主义美学观念作比较，便会发现两者基本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心理、语言特点造成的。叶维廉这种研究以及他在诗创作中力图将诗的形式和道家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实践，向人们展示了用跨学科整合方法研究文学艺术和比较文学的方向，很能给人启发。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叶维廉研究比较文学，以道家美学为核心的同时努力吸取西方现象学、诠释学的长处。他那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化、政治哲学、美学层层递进的研究方法，显示出其独特的眼光，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不赞赏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他的一系列论文，均力图将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他既不无端地抛弃外国的东西，也不无端地吸收外国的文论。虽然他力主不同文化背景的平行研究，但对容易导致大而无当的“美国学派”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他从不忽略比较文学研究的“可靠性”，但他并不全盘接受“法国学派”那种单纯寻找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他虽然也积极介绍结构主义、现象哲学、诠释学等西方最新的文学理论，但介绍的目的是试探它们被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引起的危机。台湾文学界公认他：“对东西方比较文学方法的提法和发明，具有最突出最具影响力及领导性的贡献。”

第二节 叶维廉的文论秩序

叶维廉和余光中一样，均是外文系出身的学者型诗人，和余光中不同的是，他不四方出击，只专注诗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从现象学到诠释学的运用，他不仅出入自如，而且能结合中国文化进行反思。他的诗论和诗作一样，在台湾诗坛具有广泛影响。据台湾学者的研究，叶维廉是“是‘纯诗’理论的服膺者与实践者，他利用文学的音乐性与意象的扩展性，造成一首诗的无限延伸，且在诗中展示出细微而自成体系的秩序，一种超乎名理而又能掌握事物本样的纯粹世界”。古添洪认为叶氏一贯的风格与诗情是源于他的“名理前的视境”。所谓“名理前的视境”就是只觉其“如此”而不知其是“什么”；只觉万物形象的森罗，而不加以“名”及“理”的识别。名的识别是赋形象以后，如屋、树；理的识别有两个层次，前一层次是概念化、关系化、实用化，如把“人”的形象概念为“理性的动物”，把“房屋”与“太阳”关系化为“太阳在我家房屋的东方上升”，把“树”实用化为“树是木材，可制造家具”。后一层次是道德化与感情化：道德化是把道德的情操从形象中掘出或从人心处附上，如孔子看到苍翠的松柏在凛冽的气候中屹立而慨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感情化是把感情从形象中引出或从人心处附上。如李璟的“风里落花谁是主？恨悠悠”（此处仍有恨悠悠的言诠尾巴）。物象的意义性就是从形象的世界伸入至道德界与感情界；如果是形象自然的伸入，那是诗的、蕴含的；如果硬把道德、感情加在形象上，那就是非诗的、说明的。叶氏的“纯诗”理论，就力图避免这些。

据杨昌年对叶维廉“纯诗”理论的概述，可以看出叶氏的“纯诗”理论，既是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张扬，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东方古典美感的经验。一个浸淫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学者，能不忽视本民族的艺术经验，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4]

叶维廉的“纯诗”理论仅是其诗学观的一部分。在其他诗歌理论问题上，叶氏还有许多精湛的见解。比如如何评价现代主义在台湾诗坛崛起，叶维廉并不认为西化诗就是简单地在复制西方艾略特。他并不否认西化诗人曾深受艾略特等人的影响，从中借鉴过他们的技巧和策略，但这并不是当年现代诗运动掀起的主要原因。在叶维廉看来，现代诗是对“战斗文学”及其派生的“反共诗”的一种反动。“反共诗”的出现有其政治历史的原因，“但在形式上来说简直恐怖极了，那种诗的写法跟左派写的完全一样，只是政治目标不一样罢了”[5]。这里用“纯诗”观点评“反共诗”，超越意识形态比较左派右派诗的同构型，不仅带有客观性，还同时具有深刻性。这使人联想到夏济安等人也提倡过“纯文学”，其目的是不愿文艺受政治的刚性支配，像当时一样大家都按官方旨意把文艺当作“反共复国”的武器。就不满“战斗文艺”“反共文学”这一点来说，“纯文学”或“纯诗”的主张不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反‘反共文学’”。在白色恐怖下，“反‘反共文学’”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察觉，轻者坐牢重者杀头，所以只能用曲线救文艺的方式抵制官方“战斗文艺”的召唤。为了不使对方看出破绽，便给自己加上许许多多艺术上的理由做掩护。正是出于这种策略上的考虑，叶维廉对当时语言的失真和内心情感无法完全表达出来异常不满，却又碍于现实环境，无法从政治上进行超越，便只好提倡不受政治干预的“纯诗”，并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用象征的语言形式去表达内心的苦闷。

叶维廉的诗学观不仅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受中国传统的熏陶。他本人对道家的钻研颇深，在创作中也不常将道家的精神和诗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在叶维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实意义的是道家学说，道家思想可以跟现代各种哲学观念连接起来并行不悖，西方的解构主义和道家的某些观念也不谋而合。叶维廉自己研究文学，就常用若即若离的办法：明明知道不得不用语言来看世界、看历史，但也不能被语言捆住。本来，任何人诠释历史，不论他处于什么时代和环境，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性。纯客观是很难做到的。在西方，有“后设历史”可供参照，但也难找到十全十美的办法来处理历史问题。叶维廉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台湾现代诗史，他均希望这种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这里所依靠的便是道家的历史学说。[6]

叶维廉还在台湾师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就曾以艾略特的批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了《〈焚毁的诺墩〉的世界》《艾略特方法论》《艾略特的批评》和《静止的花瓶——艾略特与中国诗的意象》。在这些文章中，叶维廉介绍了艾略特提倡的浪漫主义、心理时间、诗的戏剧性、意之象、逃避个性和情意等。叶维廉研究艾略特时发现了艾氏评论中产生矛盾的缘由，艾略特与中国诗不可分割的关系。关于前者，艾氏原先大力攻击过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却把华氏当作英诗人中的佼佼者。对弥尔顿，艾氏是先贬后褒。对这种矛盾现象，叶维廉为之辩护说，“一个对于经验感受特殊的诗人，在他一生不同的阶段中必然会发现不同的世界”，又认为，诗人的认识过程是一种“追索—认可—扬弃”的过程。这里所依据的是《易经》和道家所谓变的道理，亦即梁启超所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为敌”之意。[7]叶维廉指出中国诗“缺乏语格变化、时态及一般‘连结媒介’的特性”，因而产生不同寻常的压缩效果，“而这种压缩方法……正是艾氏的诗之方法的注脚”。叶维廉以孟浩然《宿建德江》等诗，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恩普逊等人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但“不管怎样，叶维廉把中国诗这方面的特色和艾略特的诗法比较，是非常恰当的”[8]。

叶维廉还有一些重要的诗学论文收在《秩序的生长》中。此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始时，追探与试探》，多为他在台湾师大研究所时期写的论文，除前面讲的艾略特研究外，尚有对中国现代诗的批评和田纳西·威廉斯戏剧方面的探讨。第二部分为他留学时期写的论文，思考比过去周密。第三部分为“漏网之鱼：维廉诗话”，是他创作过程中留下的吉光片羽。其中《论现阶段中国现代诗》，对1959年前后的诗歌作了综合的论析。他指出：当时的一些现代派诗人，一方面高呼反叛传统，一方面大量吸引欧美“现代派”所宣扬的现象说、立体主义、意象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存在主义等等。由于“现代派”诗人对西方各种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引进，于是使现代诗运动显得复杂、混乱。在他看来，现代诗人的基本精神表现在下列几方面：一、现代主义以“情意我”世界为中心；二、现代诗的普遍歌调是“孤独”或“遁世”；三、现代诗人有使“自我存在”的意识；四、现代诗人在文字上具有“破坏性”和“实验性”的两面。这种分析，非常符合现代主义诗人的实际。至于现代主义在台湾现代诗史上的地位，叶维廉这样评价：“现代主义的来临中国是一种新的希望，因为它很可能帮助我们思想界冲破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制度，而对世界加以重新认识，加以重新建立。”叶维廉还于1961年写了《诗的再认》，后来成为《七十年代诗选》的序言。此文主要探讨诗之本质，其中探讨诗的真实性时，提出了“意义之伏魔”这一极为晦涩的说法。据陈芳明的解释，它既可以理解为“诗应是不含任何意义的”，也可以理解为“诗的意义应是无限的”或“诗中的意义要隐藏起来”。[9]而当时“现代派”诗人的理解取前一种。这就难怪他们的诗义有多解。此文第三节还讨论了现代诗所表现的四种情怀：矛盾语法的情境、远征的情境、旅行者或者“世界之民”的情境及孤独的歌者。这四种情境，后来都被“创世纪”诗社一些诗人全盘吸收。其中矛盾语法的技巧，常常把两种“似真且谬”的意象结合在一块，产生出互为暗示的相克相生的作用，用得好的确带来极大的张力，但滥用诸如“没有飞翔的翅膀”“寂静的巨响”之类的意象，则使诗失去了新意。

叶维廉的诗论，对台湾现代诗人影响极大。像洛夫对诗的纯粹性理解，和叶维廉所倡导的“纯粹经验”便有难解难分的关系。所谓“纯粹经验”，是指一首诗的完成应不受知性的污染，诗人和自然界融合在一起，没有特定的时空性，文字也几乎没有分析性的元素。这种理论，自然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完全按这种方法写诗，容易限制诗人的创造性。“创世纪”另几员大将如张默、碧果等诗人，也从叶维廉诗论中吸收过不少营养。叶维廉对“实验与感觉”的论述，还被“现代派”诗人奉为创作经典。不过，叶氏的诗论并未在实验与创新、感觉与诗之间画等号，他还指出了这两种技巧的局限性，可惜一些诗人并未听进去。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叶维廉的诗学观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坚持原先的反传统态度，诗风也由极度晦涩难懂向明朗清晰过渡。在《秩序的生长》“诗话”的末尾，叶维廉说：“有许多人问我是象征主义者，还是超现实主义者，还是印象主义者，我认为，我既是中国人，对中国这类视境又极其深爱的，虽则在写诗或有意或无意地用了象征，但很自然地会以外象的迹线映入内心的迹线这种表现为依归……”[10]这表明了作者向中国现实投入的愿望。从向艾略特取经到向东方回归、向中国靠近，这就是叶维廉诗论的秩序，同时也是他广义的诗学即文学理论的秩序。

对许多读者来说，读懂叶维廉的文学理论，可能是个难题。难懂的文学理论文章不可一概而论。一种是故弄玄虚，搞名词术语展览，文字艰涩，使人望而却步；另一种是思想深奥，意蕴丰富，不用连自己也似懂非懂的名词唬人。初读时觉得思辨性太强，但一经接触便产生想读下去，探讨其中奥秘的魅力。读一遍并不能立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但愈读愈发现新鲜的感受是如此之多。叶维廉的文学论著大半属于后一类型。因此，读叶氏的著作，既要有耐性，还要有悟性。当然，叶氏论著并非全是艰深的，也有写得明白易懂的，如《解读现代·后现代》一书后面谈散文和散文诗的论文。其中《闲话散文的艺术》，是用诸如“原配夫人”“我算老几”一类谈话方式写就的，读来不费劲，但这不等于说你就立刻可以进入叶维廉文学理论的幽奥之处。比如说，为什么在台湾，发生过众多的文学论战，可散文从未有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为什么批评家甚少在散文领域建造大的美学理论？散文的写法果真“没有帮规”，“爱怎样写，就怎样写”吗？对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他分层次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辨，进行理论溯源或纵深思辨，是真正建构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散文体系的根基。

第三节 学者兼翻译家刘绍铭

刘绍铭（1934—），生于香港，广东惠阳人，笔名有二残等。1956年以自费生资格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61年赴美，1966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现为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除出版过多种小说集、散文集如《烟雨平生 ：刘绍铭自选集》（2003年）外，另有评论集《曹禺论》（1970年）、《小说与戏剧》（1977年）、《传香火》（1979年）、《涕泪交零的现代中国文学》（1979年）、《文字的再生》（2006年）等。此外还编有《激流倒影——香港文学评论精选》（2005年）、《台湾本地作家小说选》《台湾短篇小说选》等。

刘绍铭身兼小说家、散文家、学者、翻译家等多重身份。他既是海外评论家，又是香港学者和作家。他少年时代在香港做童工，14岁开始在香港发表小说，以后成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文学交流的推动者。1981年4月他回大陆访问，1986年8月和联邦德国汉学家一起发起召开包括祖国大陆学者在内的国际华人文学研讨会。

在刘绍铭的评论著作中，《曹禺论》是最专门化的：只论曹禺而不涉及其他。此书由自序及下列论文组成：《〈雷雨〉所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从比较文学的观点去看〈日出〉》《〈原野〉所倡导的原始精神》《废人行：论曹禺的〈北京人〉和柴霍甫的〈依芃诺夫〉》。此书篇幅不大，但其观点却很值得注意。他不像大陆的众多文学评论家，高度肯定曹禺的艺术成就，而是认为《雷雨》属失败之作。它的主题渊源于希腊悲剧，技巧上师承于易卜生的“鬼”，是典型的“拾人牙慧”。问题还不在于“题材和技巧是拾人‘牙慧’得来，而是曹禺对这种‘牙慧’，未能善加运用而已”[11]。刘绍铭研究《雷雨》与《日出》的论文在美国用英文刊出后，香港的评论家林以亮认为刘氏“不应在曹禺的身上花这么大的工夫，因为他的作品浅薄得不能入流派”[12]。刘绍铭同意林以亮对曹禺所下的这种否定性的判断，但并不认为把工夫花在曹禺身上是浪费。“不错，曹禺浅薄，但在中国剧作家中，他是最受读者和观众欢迎的剧作家。而且，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不提话剧则已，一提话剧，曹禺不但占一席位，而且占极其重要的一席位（与他齐名的田汉和洪深，现在重读，远较曹禺‘浅薄’）。”[13]可见，刘绍铭对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几位大家，均十分鄙视。既然是这样“浅薄”的剧作家，却又要写洋洋大文研究他，这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作者说这样做是为了“以正视听”，防止“对文学批评毫无修养的人瞎捧一番”。可见，作者酷评曹禺，在潜意识深处是为了显示自己良好的文学修养，尤其是对西方文学的修养。应该承认，作者对西方文学的了解比大陆学者深刻。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日出》，也是前人未做过的工作。但作者否定过多，对曹禺艺术成就的评价显然有矫枉过正之处。

刘绍铭由于生活在海外，所以他对台湾文学问题的看法与本地作家不尽相同。他认为，在台湾这样的社会，“最好的文艺政策是没有政策。或等而下之，各自为政的政策。台湾十多年来的出版事业的发达，文学并不因几家重要的刊物停办而窒息，都是拜此半放任主义所赐”[14]。对台湾当代文学史上出版的各种“选集”和“大系”，他也非常不满。作为一个海外学者，他非常希望读到有关台湾当代文学的史料，可这些名目繁多的“选集”或由一两家大报、大公司包办的“大系”，大都有浓厚的山头主义倾向。这类“大系”无法满足他的历史感。他衷心希望台湾当代文学评论家气量要大些，要做到“有容乃大”，不搞“山头主义”。

刘绍铭和夏志清均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且是好友。但刘绍铭的政治倾向性不似夏氏那样鲜明。他始终认为，文学问题不宜用政治方法介入。对作家来说，最好是少谈政治乃至少谈理论，以便把精力放在创作上。对当时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他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坛上一有‘论战’，尤其是牵涉到政治色彩的，受损害最大的是不搞理论而专门从事创作的人”[15]。他自己不写论战文章，专埋头于学术研究。他这种看法和做法，自然有可商榷之处。因乡土文学论战并不完全是人为的，而是两种意识形态和两派文学力量长期对峙的必然结果。这正说明刘绍铭对台湾文坛，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对大陆文艺界，刘绍铭的看法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他由于不了解情况并受海外政治宣传的影响，总认为“大陆的文坛是一盘烂账”[16]。后来通过对大陆的实地考察，他的评论已与80年代以前有所不同。如他肯定了《棋王》作者阿城的艺术才华，认为他的作品不再有“八股气”，创作观念已脱离了“话题化”。

刘绍铭的理论代表作是用英文写成的《现代中国小说之时间与现实观念》[17]。此文用比较方法探讨了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价值观念。由于台湾与众不同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生存状态，作家一般不去碰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以求安全感，“当最切己的问题（如台湾之前途，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爱恨关系）成为政治禁忌时，当幽闭恐惧环境下的人类经验变作‘公开的梦魇与私人的梦幻’时，道德寓言自然应运而生，成为年轻人表达现实意识最好的应变文学方式”。文章深入分析了七等生等作家作品的内涵，对人们加深理解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提供了极好的线索。

刘绍铭身在海外，却仍和台湾文坛保持着联系。论私交，他和乡土作家黄春明最熟，这便于帮助他研究陈映真等乡土作家的艺术特性。对其他作家和评论家，如对欧阳子关于《台北人》的评论，对张系国的《昨日之怒》，他都曾发表过很好的意见。

作为翻译家的刘绍铭，编译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台湾出版。他和夏志清、李欧梵合编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收录了20位作家的44篇作品，大体上代表了1919—1949年间中国小说的成就。大陆作家赵树理、丁玲等，也和张爱玲等作家一起入选。

在欧美汉学界，以1949年前的文学现象作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甚众。相比之前，已有40多年历史的当代中国台湾文学，研究论著及作品选介在90年代以前却很少出现。改变这种情况的，不能不首推刘绍铭。还在70年代初，当西方汉学家对台湾文学知之甚少时，刘绍铭就在德国汉堡大学的《中国手册》上写出专论，向西方读者大力推荐台湾小说。过后不久，哥伦比亚大学约请夏志清主持《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刘绍铭做了夏氏的助手（副主编），协助其完成这项工作。到了1976年，刘绍铭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译了西方第一部台湾小说选《中国台湾小说（1960—1970）》（1976年英文版），首次将张系国、陈映真、七等生、黄春明、王祯和的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夏志清曾为此书的出版写了一篇长序。他承认，是刘绍铭大大拓展了他及他的文友们对台湾小说的兴趣。他说：“这本选集的影响，可由在美国首次召开的台湾小说研讨会中看出。当时的学者们为参加在奥斯汀市德州大学举行的研讨会，纷纷从此书选取评论对象，并把它作为必备的参考书。”[18]美中不足的是，这部小说选只局限在60年代，对50、70年代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作品，未能顾及。后来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3年推出了刘绍铭编的《香火相传·1926年以来的台湾小说》，弥补了这个不足。也许限于篇幅，龙瑛宗、吕赫若、朱西宁、蒋晓芸这样著名的作家未能入选，选进去的女作家代表性也还不够。[19]

刘绍铭自70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台湾小说的研究文章，其评论对象大都和上面提到的选集那样是60年代出现的新作家。对这些作家，一是他个人有兴趣，二是手头数据比较全。他不仅评小说，也评诗。由于他是评论家兼翻译家，他在评台湾诗人的作品时，不仅用评论家的眼光，而且用翻译家的眼光去读诗，这样，痖弦的“猫脸的岁月”“用铁丝网煮熟麦子”等“险句”在他手中得到较合理的解释。他还对整理与出版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学资料和出版由台湾学者编写的《台湾文学史》著作，提过很好的建议。在《传香火》中还有一篇《叶维廉译诗的理论与实践》[20]，对了解叶维廉作为一个翻译家的成就以及如何翻译中国现代诗，都很有帮助。《唐人街的小说世界》[21]一文，则是鲜见的对美华文学进行综合探索的文章，对人们了解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

刘绍铭还于1987年出版了随笔与书评集《遣愚衷》。其中25篇随笔，以敏锐的触角，矗立于西方文化之巅；以知识分子的诤言，检讨制度与人、文学奖与文学批评的风气。在写作题材上，从奥威尔的影响到东欧作家的崛起，从海外学人到中国作家；从大陆的朦胧诗、“游学生”文学到台湾的现代文学、乡土文学乃至香港文化的状况均有所涉及。书评主要是评论海外最新出版的学术专著或有影响的著作。这些文字都不长，但文风辛辣坦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读来很富启发性，如《读书岂能无史》《朦胧休走》。

刘绍铭学贯中西，著译颇丰，尤善中西比较文学及翻译学。刊行作品多为散文，行文舒徐，富幽默感。刘绍铭晚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到底是张爱玲》和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文字世界》。在刘绍铭看来，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第四节 张错：在论争中体现中国性

张错（1943—），原名张振翱，广东惠阳人，出生于澳门，早期以“翱翱”为笔名写诗与学术著作。他在香港华人书院读书，1962年入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在香港任职一年，后赴美留学。1974年起任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系主任及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漂泊者》《春夜无声》《山居小札》《流浪地图》等。另有《当代美国诗风貌》（1972年）、《从木栅到西雅图》（1977年）、《从莎士比亚到上田秋成——东西文学批评研究》（1989年）、《冯至评传》（英文，1979年）、《西洋文学术语手册》（2012年）、《利玛窦入华及其他》（2017年）等。

张错在香港读书时就开始在香港《华侨日报》青年生活版发表诗与散文，在台湾政治大学与王润华等人合组星座诗社，常在报刊发表作品。1964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第三季》，1980年改名张错，诗风也有变化。所作长诗《浮游地狱篇》，系描述华工苦力船的史诗。诗集《双玉环怨》亦曾获奖。他近年搜集大量史料，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黄金泪》，记述第一代华工在美国的生活。

张错从事当代美国诗和中国诗人冯至研究，也有显著成绩，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底层写作和强烈的中国意识。1987年，“笠”诗社出版了该社中坚分子李魁贤的全部以本省籍诗人为评论对象的《台湾诗人作品论》（名流出版社）。此书采用著者“最熟悉的‘笠’诗社一部分同仁的作品”加以分析论述，这在现代诗批评史上确是一件“相当大胆的事”[22]，具有开创意义，其中李魁贤对桓夫《给蚊子取个荣誉的名称吧》大加赞赏。下面是桓夫原作：

嗡嗡不停地 飞来

叮在我瘫痪的手背上

说是过境

过境 就抽一丝利己的致命的血去了

究竟

有多少蚊子真正无依

有多少蚊子值得同情

在我的手背上

在广漠的国土里

我底手越来越瘫痪了

在戒严体制下，这首诗写得晦涩。乍看起来，这是写亚热带的台湾人时常被蚊子叮咬的生活体验，但明眼人还是看得出此诗的政治内涵：这里的“蚊子”，是国民党政权的代称，它没有“荣誉的名称”，暗指它坏透了；“瘫痪的手背”，喻被压迫的台湾本土居民。作为吸血鬼的蚊子，诚然要批判，但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诗中的“过境”，便隐含国民党是境外政权、外来政权之意。在美国的中国台湾诗人张错嗅出了此诗借反国民党而反“中国性”的怪味和异味，便在《联合文学》第3卷第8期《责任书评》专栏内，模仿桓夫的诗《给蚊子取个荣誉的名称吧》，用“郑雪”的笔名发表了《给诗评取个荣誉的名称吧》，在文末用反讽的口气说：

……把笠脱掉好了。好好看一看这世界，勇敢地面对阳光，并且吸取养料，把健康的脸，把中国性的真面目显示人。

张错主张诗人应具有“中国性”，不应忘记自己的祖先和祖国，由此反对本省诗人结社时抛弃“中国精神”，要他们“把笠脱掉”，甚至听不惯“台湾诗人”而不是“中国台湾诗人”的称谓，无不显示了他强烈的祖国意识。

“笠”诗社同人李敏勇鉴于张错“动辄以‘中国’的帽子来压制‘笠’”，便将自己置身于“在台湾的中国诗人”之外，以至提出“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皇冠”的口号。[23]指责“在台湾的中国诗人”“躲躲藏藏在虚幻的中国的黑裙下迷乱意淫，何况中国也不是你的”[24]，这在“笠”诗社不止李敏勇一人。

本来，笠是台湾庶民经常爱戴的遮风雨、挡太阳的帽子，是台湾乡土精神的象征，“笠”诗社及其诗刊则是异于统治文化政策的产物。他们“采用细水长流的方式，忍受御用作家诗人们的蔑视摧残，苦撑了25年”[25]，这是极不容易和值得敬佩的。但他们在乡土文学论战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不戴中国皇冠”的观点。他们在纪念《笠》诗刊创刊25周年而编选的《〈笠〉诗论选集》时，给该选集取了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书名《台湾精神的崛起》。这里讲的“台湾精神”的“台湾”，不是“华丽岛”或“美丽岛”等地理名词，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名称。据《百年熬炼》一文作者的解释：这种“有别于过去的带有自主性的‘台湾精神’”，其突出特点是“对‘祖国’不再依赖”。他总结历史上以13天而亡国的“台湾民主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时说：他们“无自立自主”精神，“弥漫着对‘祖国’的依赖气氛”，所以失败。“笠”诗社由标榜“本土意识”到强调“自立自主”以至不愿“戴中国皇冠”和依赖“祖国”，这条发展线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张错对《台湾精神的崛起》的批评和对桓夫《给蚊子取个荣誉的名称吧》的反弹，便将“台湾精神”与“中国精神”的对峙发挥到极致。

西洋文论内容丰富，主义与流派美好炫目而又循环往复。但无论哪种理论，都离不开“作者”“作品”“读者”三者间的关系。把读者置放于高度的，是“读者反应批评”（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张错说：“一件文学作品并不拥有单一正确指定含义。它的意义，其实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不断反应。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在莎翁名剧《哈姆雷特》中，尚未准备好的不是哈姆雷特，而是读者。所以应该是读者仍未准备好的悲剧效果。”[26]秀实认为，这段话可以作如此的解读：在创作的过程中，读者也参与了。其实际的情况是，作者考虑到他所假设的阅读对象来进行创作。这是读者对作者施行了预先的干预。[27]张错编著的《西洋文学术语手册》，便是针对文学入门者的这类知识需求，编选西洋文学中重要关键词汇与术语共110则，从基本的文学观念，如文类（genre）、正典（canon）、隐喻（metaphor）、独白（soliloquy），到20世纪的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女性主义（feminism）、后殖民批评 （postcolonial criticism）、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论述，到浪漫主义（romantic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现代主义（modern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近现代文学潮流，均予介绍。张错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素养，深入浅出地引导读者进入文学的殿堂。行文准确而不艰深，引文生动有趣。这是从事西方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

张错的《利玛窦入华及其他》，写基督教义的传入，必然引起文化与宗教意识的冲突与反思。基督教义如何对应已在中国逐渐合流的儒释道三家思想，如何吸收文化背景不同的中国教民，如何对待中国的敬天法统，如何让历来采取开放式宗教情怀的士大夫皈依一神论的基督教，都使传教士面对文化碰撞与互动这些重大议题。

第二节 加拿大的粤籍批评家

第一节 余思牧：海外鲜见的巴金研究家

余思牧（1925—2005），祖籍广东开平，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华侨之家，5岁时返回祖国求学。1949年，余思牧在香港八达中学执教，后又出任八达中学校长。这一段时间，他写下巴金研究等著作。1968年，余思牧移居加拿大，任西太平洋集团机构的总裁。

余思牧研究巴金的年代，正是中国大陆大抓阶级斗争，对巴金作品进行无情批判的年代。杨风在1957年发表的《巴金论》，对巴金的创作成就和社会意义作了热情的肯定，很快就遭到围攻。1958、1959年，姚文元大批巴金小说中的无政府主义。《中国青年》杂志社在发表姚文时，还加了编者按：“为了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上一切思想领域，我们从本期起，将陆续对巴金同志的主要著作，进行分析批判。”和这种批判相反，余思牧在海外独立思考，他根据可靠的史料做出评价，对巴金的文化道德观，对巴金的写作与生活、文品与人品作了高度的肯定。余思牧并不否认巴金早期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幼稚地把水草看作救生艇。”“但当巴金发觉自己走上思想的歪路时，马上抛弃‘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爱上了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当他发觉旧民主主义也不能帮助他变革不合理的现实时，他又追求新的信仰，爱上社会主义，为它的实现而努力。”又说：巴金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克服弱点，不断要求进步，“所以，我说：巴金是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余氏认为：“运用独立思考的人的意见总是随客观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的思想或意见常常在发展及转变中，如同发育中的孩子天天在吸取乳汁、养分，天天会起着变化，最后终于成长、独立，知道把握和创造自己的命运一样。变化、转变，并不是值得非议的事，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变化、立场转变的后果，是不是由于追求真理、探索真理达于至善至美。只有执着于错误、固步自封的人，才不肯在事物变幻中改正自己的观点，以不变应万变，以求正确、美满，结果是追不上时代的发展。”余思牧的巴金研究，曾广泛吸取过中国大陆同行的研究成果。可贵的是，他没有照单全收，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扬弃、有所评析，他对巴金的评价有他自己坚定不移的主见，这亦体现了余思牧的独立思考精神。

余思牧是位“巴金迷”，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十分崇拜巴金，读了巴金大量的作品。1956年，他还替香港一家书店写过一本分析巴金作品的小册子《巴金杰作选讲》。但这本书写得比较肤浅、单薄。他后出的《作家巴金》（香港：利文出版社2006年版），比《选讲》大大跃进了一步。该书上册用巴金年轻时的照片作主体，下册则是老年的肖像。全书用11编述说并评论了巴金的一生及其著述，书前有陈思和的《〈作家巴金〉序》、古远清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和吴泰昌的《一位难得的巴金研究者》三篇序文。书后附录余思牧的《巴金致余思牧的二十七封信》及解说，余思牧的《永难磨灭的身影——六次会晤巴金先生的记略》，邵宁宁的《巴金研究：现状与思考——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和附录四坂井洋史的《对于今后巴金研究的期待》。该书的学术水平不仅体现在余思牧全面地掌握了巴金的生平史料，达到当时研究巴金的最新水平，而且他对巴金的评价较为客观，不因自己崇敬巴金就一味讲些不着边际的溢美之词。如余氏认为《憩园》是一本气氛沉郁的小说，比起“激流三部曲”来，“它不是进了一步而是退了一步……我不喜欢它”。尽管香港电影界曾两次将其改编上演，余思牧均认为无法改掉作品“挽歌的调子”。又如《火》，他认为这部小说没有充分反映出百姓热情抗战的如火如荼场面，这是巴金生活体验欠缺和思想局限的一种反映。像这种评价，系分别从认知层次、体验层次、评价层次去分别揭示巴金作品的优劣处，这便显得准确和科学。

对巴金的散文创作，余思牧也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并认为巴金的散文风格独特，“不像鲁迅那样用语泼辣，不像朱自清那样辞藻华丽，不像冰心那样笔调委婉”。巴金爱憎分明，常常“朴素，平和地絮絮而谈，谈得既具体实在又娓娓动听，像春初的围炉夜话，像久别亲人的互诉心曲，情动而后文动，写人写景时，处处能以真情感动读者；字里行间，处处予人以无限的温暖和炽烈的情意”。在这里，余思牧用比较的方法突出了巴金散文的艺术个性，指出巴金的散文反映了他的思想和作风。这种分析准确，且文字生动活泼。

《作家巴金》写得较早，难免存在下列缺陷：作者对巴金所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正面和负面分析得还不够透彻，对巴金的文艺思想分析显得较一般化，尤其对巴金在1949年后的创作没深入展开讨论，亦未能触及巴金在1949年后创作倒退这一老作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后来，作者对这些缺陷已有充分的认识，他继续坚持巴金研究，写了一系列文章，还完成三十万言的《巴金年谱简编》，弥补了《作家巴金》的不足。但由于商务缠身，他一直无法将《作家巴金》增订，或将之改成一部新的《巴金评传》，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在《作家巴金》再版时，他添加了《巴金在新中国建国后前十七年中的活动》，补了《作家巴金》只写到1949年为止的缺憾，充实了它的内容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家巴金》上述的缺憾。

余思牧这位海外鲜见的巴金研究专家，除《作家巴金》外，还著有《作家许地山》等作品。

第二节 敢于张扬新说的梁锡华

梁锡华（1928—），生于广东顺德，自幼生活在香港，为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入籍加拿大。先后在加拿大庇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就读，主修文学，获博士学位。1976年起居香港，历任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岭南学院文学院院长，退休后到加拿大定居。出版论文、编译、散文集十多种。小说类作品有《独立苍茫》《头上一片云》《李商隐哀传》《香港大学生》和《爱恨移民曲》等。

梁锡华刚踏上文坛时，是以翻译家和文学史料家的身份出现的。作为翻译家，他一口气推出五本书：《圣经新释》（1961年）、《胜过恐惧与疾病》（约1961年）、《旷野中的筵席》（约1975年）、Meet Brother Nee（约1975年）、《徐志摩英文书信集》（1979年）。在这五本书中，最重要的是后一本。以后他还陆续有下列研究新月派作家的史料集问世：《徐志摩诗文补遗》（1980年）、《闻一多诸作家遗佚诗文集》（1980年）、《胡适秘藏书信选》（二册，1982年）、《续爱眉小札》（1983年）。

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徐志摩新传》，它是梁锡华的成名之作。“新传”“新”在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料，如徐志摩的婚恋历程，新月派内部的矛盾，泰戈尔当年访华的情况，等等；“新”在不是一般地堆砌史料，在关键处不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如在泰戈尔访华问题上对徐志摩的批评，对《翡冷翠一夜》的解释，对徐志摩的爱情观及其悲剧一生的评价。在写法上，也与一般传记文学不同。在篇幅许可的范围内，叙述非常充分。作者不仅注意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而且多次引用自己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加以分析。作者对徐志摩的生平、事业、思想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的认识，均通过这本“新传”反映出来。虽然个别判断和评价有值得质疑之处，但作者毕竟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徐志摩，一个有血有肉的徐志摩。其他“补遗”等著作，其价值也不仅在于提供了一批比较难得的资料，而且在编著中做出了不少考订、辨伪工作。如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便有精辟的见解。这些著作和史料和观点，后来被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反复引用，即可见其影响之大。

专论徐志摩及其同时代作家生平、作品的文集《且道阴晴圆缺》的问世，则反映出梁锡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再局限在史料整理、搜集上，而作出了新的突破。

学者应具备的素质，学术研究活动成功的个人因素，通常说来，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和过人的思辨能力。作家要有强烈、丰富、细腻的情感；评论家也需要这种情感，但这种情感必须受严密理论系统的驾驭，转化为分析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的成败得失。比如现代文学史上关于“与抗战无关”的争论，梁实秋长期为此背上了黑锅，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梁锡华不受成见的束缚，最早起来为梁实秋翻案。他在1980年6月赴巴黎参加于如柏主持的抗战文学研讨会时，提供了一篇用英文写成的专讲梁实秋抗战时期散文的论文《风暴之眼》[28]，提到了“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认为梁实秋并没有反对写抗战作品，而是主张抗战期间也可以写一些与抗战无关的作品。这是在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左翼文人批判他是出于一种误会和曲解，为此在会上引起不同意见的交锋。

正因为梁锡华敢于摆脱旧的框框条条的束缚，敢于张扬新说，所以他的现代文学研究才显示出自己的个性。也是在这次巴黎抗战文学会议上，梁锡华还提出虽是汉奸文人的作品也不必全盘否定，可列入文学研究的范畴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在颂扬抗战文学为主调的会上提出的，越发具有挑战性。梁锡华是爱国学者，他自然不会糊涂到去否定抗战文学，更不会从政治上去赞扬断了脊梁的落水文人。他的意思是文学与政治有关，可文学又不能等同于政治。一般说来，文品出于人品，但文品与人品也有不一致的时候。梁锡华最看不惯的是那些所谓忠义文学史家，以道德气节作文评的第一标准乃至唯一标准。

梁锡华在这次巴黎抗战文学研讨会上认识了夏志清。但可以肯定，梁锡华早就熟读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众多学术论著，并深受其影响。这从他选定的研究对象多为大陆冷落过的非左翼作家以及十分推崇钱钟书可以看出。他虽受夏志清的影响，但并不是亦步亦趋，紧跟他人。像梁锡华对学者散文的论述，对王了一的幽默小品、柯灵的散文的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情与色情界限的划分，对钱钟书少作的研究，都是别人较少涉及的，或虽涉及而没有他论述得集中和深刻。

台湾的余光中也是梁锡华十分敬仰的作家。在他的论文中，曾一再援引余氏创造或常使用的“西而不化”“西而化之”“善性西化”“学者的散文”等用语。就受夏志清、余光中的影响和熏陶来说，梁锡华与香港另一评论家黄维樑有共同的一面。不同的是黄维樑从事文学研究与评论较专一，其学术成就大于文学创作成就。而梁锡华则是个“杂家”——这不仅是指他写杂文，从事各种体裁的创作，而是指他评论的体裁驳杂，既有现代文学，又有古代文学，还有外国文学；既有严肃文学研究，又有基督教文学研讨。战线太长使得他精力过于分散，以至文学创作成就大于文学评论成就。但就知识面宽、中西学问皆好这一点来说，和夏志清有一脉相承之处，和黄维樑也有近似的地方。

在鲁迅研究上，梁锡华不赞成台湾那边将鲁迅杂文说得坏如垃圾，也不赞成大陆许多人将鲁迅杂文看作美如金玉。在《鲁迅与现代中文》这篇长文里，梁锡华用语文老师批改作文的方法，找出鲁迅许多“文理欠通”的句子，一一为之修正，倒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所有研究鲁迅的文章中，像梁锡华这样细心研究鲁迅的用词造句，以挑刺的面目出现的文章从来没有见到过。人们也许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梁锡华认为鲁迅系“人世间的作家，他笔端曾开过奇葩，也长过蒺藜。我们今天理合给他舒一口气，不管请他从神龛走下来，或从地府升上来，都得让他做既非神也非鬼的人”[29]。这与台湾有人“把鲁迅描画成无恶不作的超级鬼魔：名字不必提，人格不堪问，作品不足观”是有区别的。

在香港当代文学中，梁锡华对香港散文（包括游记文学）颇有研究。其中有宏观研究，如为台湾《联合文学》“香港文学专号”写的文章，着重介绍了香港近20年来的散文及报纸副刊的专栏文章发展状况。[30]还有微观研究，如对金耀基《海德堡语丝》的评论。[31]其中分析的精确，对于艺术风格的敏锐感受和概括的深入，还有表述的生动形象，不难看出作者学养的宏博和才情的浩瀚。《香港的文艺前途》《香港的语文现象与发展方向》《想一想香港文学》[32]，在深化纵向发展脉络勾画的同时，加强了横向比较考察和概括。

香港当代文学研究不仅香港有，大陆、台湾也有。但相比起来，梁锡华更着重于香港语文现象与发展方向的研究。众所周知，回归前中文和英文在香港都属法定语言，香港是与大陆、台湾不同的所谓双语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少作家为了经济效益，采取粤语、国语混杂英语的怪文去取悦读者。这种写法，严重地损害了祖国语言的纯洁性，梁锡华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真正的严肃文学，用语应正统化，应使用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对香港文学用语以至各式中文语言中出现的西化倾向，梁锡华也作了具体分析。

在写法上，梁锡华努力地求工、求妍，把杂文笔法时时移入论文中，使哲思的湛深和语言的精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那股善于形象说理的才气，那满腔泼洒而出的丽词和学问，对读者是有吸引力的。

梁锡华博学，像《基督教文学的辨与辩》[33]《也说“锦瑟”》[34]，均表现了他的机智和敏锐的观察力，它反映了一个中西交融的文化背景的心灵。

对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样敏感的话题，梁锡华先后写过《说流年道风烟——九七前后的香港文学》[35]《九七前后的香港文化》[36]，对香港文化的将来持乐观态度。梁氏的看法，无疑更符合香港文学发展的实际。

梁锡华在香港退休后到加拿大呈隐居状态，天天钻研梵文，以求读懂佛经原典，不再游龙戏凤于文字。

第三节 黄国彬：中西兼善，自出机杼

黄国彬（1946—），香港出生，原籍广东新兴。1971年于香港大学英文系本科毕业，1976年于香港大学英文系取得硕士学位。1992年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2013年退休后移居加拿大。著有《从蓍草到贝叶》（1976年）、《中国三大诗人新论》（1981年）、《陶渊明的艺术》（1983年）、《千瓣玫瑰——中外情诗漫谈》（1984年）、《文学的欣赏》（1986年）、《四海集》（1986年，与夏志清、林以亮、余光中合著）、《文学札记》（1994年）、《偷听三千年前的情话——中国古典诗赏析》（2004年）、《庄子的蝴蝶起飞后：文学再定位》（2007年）。

黄国彬在《香江文坛》发表的《从近偷、远偷到不偷——香港作家与创作的三个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夫子自道。他自己的诗论写作，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才达到了“中西兼善，自出机杼”的地步。

黄国彬的新诗创作与诗歌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情感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少有相悖之处，它们共同呈现了一个敏锐而深邃的心灵。在黄国彬的诗论中，诗歌必须要“现代”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主张。这个主张联系着黄国彬对诗歌的本质、诗歌的社会功用、诗歌价值的尺度等核心问题的看法。不过，一提起现代诗，人们就会联想到唐文标当年抨击过台港60年代盛行的晦涩诗以及诗人们所崇尚的虚无主义。但黄国彬提倡的“现代”，与形形色色的主义并不相干。他反复声明：“现代不等于西化，亦不等于虚无。这里所谓现代，是指运用活的语言，表现此时此地的经验、感受或生命形态的意思。”[37]黄氏讲的“活的语言”，并非是口语的翻版，而是经过加工提炼并与传统汉语相融的口语。在黄国彬看来，胡适取白语弃文言，梁启超搀文言入白话的做法，均不足为训。

黄国彬之所以主张诗要现代，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旧诗的语言已死。今日的旧诗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尸’”[38]。这未免有点矫枉过正。旧体诗词在表现现代社会生活方面还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且“五四”以来涌现了像鲁迅、郁达夫等优秀的旧体诗人，旧诗可谓是打而不倒，它的生命力不可轻易否定。但黄国彬主张“要写现代的生活，必须用现代的语言，否则就会写出滥调，与现代的经验脱节”[39]的看法应该肯定。他批评黄遵宪的五言诗《香港感怀》，所写的香港并非现代的香港，内容全叫文字歪曲了，是有说服力的。

黄国彬虽然主张诗要现代，但他不同于那些激烈地要求反叛传统的前卫评论家。他和黄维樑、梁锡华等沙田文友一样，从不对西方的时髦理论顶礼膜拜，“以枕戈待旦的姿态随时弯腰起步求赶市集”[40]。他在《一个甲子的教训》[41]中认为：现代的作家，不可能同传统一刀两断。“一个作家能够创新之前，通常必须对传统有深入的认识，并且吸收其优点。……未经传统浸淫的作家，成就通常不会太大。……经过一个甲子，我们终于知道，儿子（现代）是不可以和父亲（传统）断绝关系的。”这个看法显得辩证。黄国彬自己虽然对今人写的旧体诗没有好感，但是他还是花许多精力去钻研《诗经》和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对纪弦专事“远偷”的“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42]主张，他是持反对态度的。

不迷信前人，即继承传统不株守传统，要敢于超越前人的成就当个“神偷手”，这也是黄国彬诗论要现代的一个重要观点。长期以来，不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在香港，总有人认为徐志摩、戴望舒是经典，是不可能超越的高峰。可黄国彬认为，对30年代的文艺不能迷信。“那时文学刚从文言解放出来，仍属草创阶段，写出的作品未见伟大，这实系于时势，未必与作者才力有关。”[43]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30年代至40年代新诗“充其量是小丘陵”。可目前大学中文系老师对新文学的欣赏仍滞留在这个阶段，在小丘陵中流连忘返，玩味不尽，其“感性之迟钝，目光之短小，委实叫人震惊”[44]。当然黄国彬并不想否认前人所立下的筚路蓝缕的功劳，他只不过想说明“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以余光中而论，他“将汉语创新，使节奏伸缩自如，变化多端，给他前所未有的繁富凝练”[45]；他已从精于“远偷”到“不偷”，达到妙手空空，大巧若拙的境界，早已把“五四”以来的某些名诗人远远抛在后头。这样评价余光中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并无夸大之处。本来新文学史上出现的著名诗人，都难免有局限。这局限是历史的真实，是评论家研究的对象。评论家应力求辩证地看待前辈的文学成就及其局限，并对其作出合理合法的分析，而不应该把某些前辈作家看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神偶像。

为了使新诗更加现代化，黄国彬十分强调“灵视”，并认为作品是否伟大，最关键的是看其能否“直达灵视境界”[46]。这里讲的“灵视”，英语写作vision，不少人译作“视境”；不过，“视境”一词并不能确切传达原文的含义。很多作者到了某一阶段就会有自己的视境，但能否使人对宇宙、生命大彻大悟却很难说。因而黄国彬所说的灵视，应理解为从但丁《神曲》末章“远偷”来的圣光。“这种圣光，至明，至善，至美，众色在里面粲然相宣，生命的阴霾、翳障、乌云全在那烁烁的光华下消散化解，一切凡躯的浊眼，一旦经这种至纯至明的光芒的洗涤，就会望入至清至澄的晶空望入永恒，刹那间分享到神的壑智。”[47]可见，这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并不是凡著名诗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当然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的诗剧是另一种例外。

不少诗人曾埋怨评论家只作抽象的理论阐述，不作具体作品的实际批评。黄国彬不是这种评论家。由于他本身是诗人，所以，他非常关心本地区的诗歌创作，对香港新诗及涌现的诗坛新秀，多有评论。在评论时，贯彻的仍是“灵视”的美学原则。如在《香港诗坛的新焦点》中，他认为钟伟民的《蝴蝶结——给祝颐》“已接近灵视境界”[48]。在《天河彼岸》这一长文中，他分析一位知名度不算高、产量也不够丰盛的陆健鸿的诗作的主题、结构、语言、技巧的同时，还审视、量度，然后欣赏作者心灵的浓度，认为陆氏体验到“‘五四’以来绝大多数诗人不能攀登的灵视境界”[49]。著者除对“绝大多数”一词有所保留外，十分赞赏黄国彬鼓励同辈的精神。黄国彬对胡燕青等青年诗人诗作的评论，亦体现了这种睿智的不随人后的眼光。众所周知，评价当代青年诗人，远比评价有定评的名诗人困难得多。评价名诗人尤其是已逝的诗人有现成的结论可套，评价同时代诗人却缺少这种方便。黄国彬没有这种贵远贱近、扬古抑今的心理，敢于给当代诗人尤其是香港本土诗人应有的评价。这表现了他作为诗评家的艺术勇气。

黄国彬的香港诗评，有综论，如《香港的新诗》，论述了香港新诗70年代与50—60年代的区别，诗人们如何从晦涩诗风中摆脱出来，并认为港台新诗互相影响、互相冲击，这后一点尤其有见地。另有专论，如《在时间里自焚》，专门对余光中的《白玉苦瓜》作了详尽的剖析。此文是黄国彬文学评论中极重要的一篇，是当时余光中研究中一个重大收获。此外，还有微观剖析，如《余光中的〈腊梅〉》《周梦蝶的〈树〉》《北岳的〈战后〉》[50]等。

这些作品评论，是黄国彬对被评对象锐敏的感性撞击所产生的共鸣。它忠实诚恳地记录了他阅读香港新诗的感受，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它诉诸感性，重点在引导读者欣赏作品。在别人看来，某些论点未免有标新立异之嫌，其实这正是作者追求诗评应具有独创性的表现。

黄国彬的诗论，论《诗经》、论陶渊明、论李白、论杜甫占了相当大部分。这种古今备论的写法，体现了作者“不薄今人爱古人”的精神。就是论述现当代诗人，作者也常常以古证今，或以古昭今。同时又在不守旧不媚外的基础上，将中西诗歌作客观的比较，以扩大读者的视野。例如唐代诗人杜甫，对他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但黄国彬在《杜甫与史诗》一文中，把杜甫的作品与史诗加以比较，这便有了与别人不同的研究视角。又如《从一首诗说起》，“中外作品，互相发明，处理方法已进入比较文学范畴，不再是传统的诗评方式了”[51]。

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千瓣玫瑰——中外情诗漫谈》。此文是1977年为《诗风》杂志的“情诗专号”写的，原题为“扯东拉西说情诗”。这里的“扯东拉西”，绝不是“东拉西扯”的同义语，其中“西”系指“西方”，“东”系指东方。作者在此书中引用的书籍甚多。他在“东征”的同时，还有庞大的军力“西讨”，把浑浑无涯的文学疆域划入自己研究的版图。当然，作者对“东”和“西”的处理不是半斤对八两。鉴于中国的读者对西方了解得不是很多，便偏重于西方。至于“东”，限于资料和篇幅，印度和日本的情诗未能多加介绍。即使这样，该书用不到3万字的篇幅，介绍了近200篇诗作，涉及东西方近300位诗人。其中外国诗部分在许多地方用了原文，为的是以原汤原汁的味道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精通多种外文，对中外情诗的研究造诣颇深，揣摩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作品有素，豁然有悟，所以才能用一语中的和极富美感的文字加以评价分析。黄国彬这类文字，虽然新批评家和“新新批评”家可能会看不上眼，但这丝毫不影响此书为读者展示的紫红、金黄、雪白的柔瓣，让广大读者看到不朽的爱情之花如何在中外诗坛上含苞、吐艳，散发出迷人的芳香。读《千瓣玫瑰》，会使人联想到学贯中西的钱钟书。黄国彬的学术成就虽然还未达到钱钟书那样的地步，但就他的才华和学问来说，也可以说是经纬中外。他对中外情诗的研究能升堂入室，操觚又得心应手。

黄国彬的评论文字，无疑受了钱钟书的影响，此外，还从余光中那里汲取过营养。关于后者，我们从黄国彬对传统的辩证态度乃至采取的某些用语和比喻手法可见一斑。难得的是，他师法前辈而不重复前辈，力求不断创新，“邃于中国传统而不囿，入于西方文学而不迷，中西兼善，自出机杼”[52]。与钱钟书这些大师比，他自然有所不逮，但说他是一位精于“远偷”并在向“不偷”过渡的有独立见解的作家型评论家：用字可以宫商谐协，绘景可以妙胜丹青，说理可以感人肺腑，论文可以丝丝入扣，他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节 梁丽芳：把中国当代作家推向世界

梁丽芳（1948—），广东台山人。从小随家人到香港，肄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后转学到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卡尔加利大学，现为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东亚系教授、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执行会长、加拿大中文教学学会副会长。著有《柳永及其词之研究》（1985年）、《早上的太阳：中国失落一代作家访问录（英文本）》（1994年）、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Biography，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Assessment（2016年）等。

梁丽芳是中加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文化活动与著作两方面并驾齐驱。她经常访问中国，作过题为“当代中国文学在加拿大的翻译与接受”的讲座。远在1979年，她在叶嘉莹推荐下，义务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台湾小说、散文与诗歌三个选本，第一次把台湾文学介绍给大陆读者。

1985年8月，梁丽芳完成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博士论文《论后毛泽东时期小说中的青年形象》，这是海外比较早以知青小说为题的学位论文。同年5月，她获聘为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这时她开了三门课，其中一门是20世纪中国文学，她借这个机会开始研究和讲授中国新时期小说。过了两年，她单独开了一门“后毛泽东时期小说”，这是加拿大高等学府里面最早开设的课程。90年代后期，为了回应海外先后出现的英文传记与回忆录，她又加开了传记与“文革”回忆录这门新课。

英语教材的缺乏，是讲授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着手编写介绍新时期中国当代作家的生平和作品，出版了西方第一本研究知青作家专著Morning Sun。后来为了在香港出版，又用中文重写一遍，改名为《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1993年分别在港台两地出版。

知青作家群不能由少数出名的作家作支撑，它是由许多具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作家，经过一段时间共同发表一定质量的作品所产生的。这一群作家是如何崛起？下乡地点的地理分布如何反映到作品上来？究竟有多少知青作家有大学教育背景？这一连串文学社会学问题，梁丽芳在《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中，均作了不同程度的回答，并为这个特定历史环境之下产生的作家群体，勾画出完整清晰的图像。

到了2008年，梁丽芳在收集众多资料的基础上，提前离开大学，专心写全方位推介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专著，出版了英文书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Biography，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Assessment，中文书名为《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评价》。该书囊括了80位当代小说家，结合生平与作品进行评述，展现“文革”后40年来中国大陆文学多方面的发展与成就。该书选择的作家，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作品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家，如刘心武、卢新华、蒋子龙、丛维熙等；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创新的作家，如宗璞、王蒙、残雪、汪曾祺、何立伟、林斤澜、余华等；在题材的开拓上有独特成就的作家，如张贤亮、铁凝、王安忆、叶广芩、林白、陈染、阎连科、刘震云、麦家、刘慈欣等；有争议的作家，如白桦、戴厚英、王朔。这本书把中国当代知名的小说家，几乎一网打尽。至于海外作家，由于牵涉面太广——尤其是移居海外后才开始写作的作家，则属于另一个研究的范围。

《中国当代小说家：生平、作品、评价》是梁丽芳多年关注中国文坛和研究的总结。这本书对海外读者来说是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世界的受众了解中国当代作家的现状，让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视野，让翻译家能够从中选出优秀的作品来翻译，进而增进中国与世界文坛的交流。

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的载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小视的角色。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全面系统地考察中国与加拿大的文学关系，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件重要工程。梁丽芳2015年参与主编出版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国与加拿大文学与文化双向多层次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中，把握中国与加拿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梁丽芳主编的这本书，全面厘清加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系统之间生动而丰富的交流关系，全面展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比较文学在理论和实践的多个层面上的推进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作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介绍了加拿大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三个历程：50－70年代，北美亚洲图书馆翻译的主要作品是《不能走那条道》《青春之歌》《山乡巨变》等“十七年”时期的作品；80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加拿大开始出现了某一专题的翻译文学选本，比如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到了90年代，才出现某些作家的单行本，如韩少功的《归去来》、阿城的“三王”、苏童的《妻妾成群》、张炜的《九月寓言》、王安忆的《习惯死亡》等。其中被译得最多的作家是张贤亮和莫言，分别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爆炸》《红高粱》《生死疲劳》《酒国》等单行本出版发行。此外，该书也谈到了加拿大华人流散写作的情况，他们创作的主要是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梁丽芳认为，这已成为海外华人流散写作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凌耿的《天仇》（Revenge of Heaven，1972）、梁恒的《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1984）、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Three Daughters of China，1991）。

梁丽芳的研究领域第一个是古典文学，她出版的《柳永及其词之研究》1985年进入中国大陆，影响了大陆的柳永词的研究方法。如今不少柳词研究文章，都采用梁丽芳的方法与例子，却不提出处。梁丽芳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三个领域是加拿大华人文学。梁丽芳在加拿大40多年，看着华人文学的发展，有些事情她也是参与者、目击者。她是第一个将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余兆昌、李群英、崔维新系统介绍到中国的学者。1997年，梁丽芳参加了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首次发表了《打破百年沉默：加拿大的华人英语小说》，她一直都觉得加拿大华人文学其实包括了用英语、法语写的与中文写的作品，国内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视野应该扩大，包括研究用居住国语言写的作品。她还发起成立了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是该会创会副会长，会长是卢因。这个会是历史最悠久、活动最多、与国内交流密切的文学团体。

第三节 澳大利亚的粤籍批评家

第一节 谭达先：中国民间文学的布道者

谭达先（1925—2008），广西玉林市人。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51年至1980年在该校任教，1980年2月定居香港，先后在香港大学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在港、澳两地大学任教时出版了21部专著，其中“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含8部专著）颇引人注目。1990年1月移居澳大利亚悉尼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知识丛书”一套（含5部专著）及《民间文学与元杂剧》等专著。

谭达先在广东学习、工作30年，不仅许多论著都在广东出版，而且一些论著的内容与广东有关，如与徐佩筠合编的《广东传统儿歌选》（1981年）、独著的《广东童谣、歇后语、客家情歌》（1981年），因而本书把他看作是广义的“粤籍评论家”，还不至于离谱。

谭达先对学术的痴迷和专注，令所有熟悉他的人都印象深刻。1954年他晋升为讲师后，被派往北京大学进修民间文学两年。到1959年，他出版了5本民间文学专著。正当谭达先努力奋进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在中山大学受到严重冲击，被打成“牛鬼蛇神”游街示众，书稿则被全部没收，1968年又被下放农村劳动。在那样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他不中断学习研究，对学术有一种“彻底忘我的热情”，坚持秘密写作。因怕手稿再被抄走，他用复写纸复写三份，悄悄地交给三个朋友，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后来那8卷书、百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丛书”，才得以在香港和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出版。1976年粉碎“四人帮”，谭达先仍未获得公正的待遇，直到1979年中山大学宣布纠正错案，他才得以恢复讲师职务。

谭达先自50年代末出版《民间童谣散文》《民间文学散论》等5部专著起，即开始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青睐。他的《论中华民间文学》，以近现代白话记录的传说为主，适当地选入一些古代文言传说，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等作了全面的介绍，是一部对民间文学进行科学分析并加缜密考证的教科书式的力作。谭达先移居香港后，在中文大学校外进修班教文学和写作。除讲授中国文学简史、民间文学有关课程外，还讲古典小说、诗歌赏析，常用文体写作等多门不同的课程。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他教余在《大公报》《文汇报》和《星岛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后结集成《民间文学随笔》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期间，他应邀去日本大阪出席中日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初探”的学术报告，对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他来说，获取博士学位不单纯是为了教席，也是为了使学术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于是他争分夺秒写出了《中国传说概论》《中国婚嫁仪式歌谣研究》《中国描述性传说概论》《讲唱文学·元杂剧》等4部论著。

对学术“走火入魔”、堪称“学痴”的谭达先，另一部代表作《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不再以史料见长，而注意著作的理论性，具体来说是注重理论与作品相联结，它既讲述民间文学理论，也分析文学作品；注重古代与现代相结合，民间文学的理论主要发生在现当代，但也兼顾讲述古代民间文艺学史理论。此外，他还注重文本与现实相结合，处处注重民间文学的口头性、立体性、表演性的特点。

“谭达先是一棵落地即开花、花开又结果的大树。”[53]他从香港转到澳门大学后，在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哲学”等课程。课余他又陆续完成《澳门民歌·谜语·歌谣谚语集》等书，共32万字。1991年11月，谭达先移居澳大利亚悉尼市，开始了他一生最后17年的生活。这期间，他专注于学术研究，心无旁骛，继续第二套民间文学丛书的研究与写作。这时他出的书，学术性大为加强，研究的广度也有新的拓展，从《澳门民间文学的研究》到《论港、澳、台民间文学》，总计70万字。《海外华侨华人民间文学》《澳洲学者论中华民间文学》，论及的华人多达20余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他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广泛交流，了解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动向。《论中华民间文学》一书，立足于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需要评论民间文学，视野开阔。该书分综合研究、谣谚研究、民间故事研究、书评小品、知识小品，学习、访问、讲学、交流与忆旧，国内外学人来信选以及学人的评论，共八章。《论港、澳、台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化前沿论丛》，也是别的学者极少涉及的领域，属开垦处女地的工作。全书内容虽驳杂，但并没有离开民间文学，如介绍民间文学或民俗的情况，有一篇还是评介有关澳大利亚民间文学的专著。

《海外华侨华人民间文学》范围更广，它汇集了亚非、欧美、大洋洲25个国家的华侨华人民间文学作品，包括传说、故事、歌谣以及谚语168篇，介绍作品产生和传承的社会人文环境，解析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融知识性与学术性于一体。作者在海外搜集资料积累25年，写作16个月，终于完成此书，使其成为海外华侨华人民间文学作品总体性研究著作中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第一部。

《谭达先民间文学论文集》也是作者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论著编，主要是一些论文、书评与书序。上编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自序》，叙述了作者写作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的经历和设想。《汉晋两代的广东民歌》《整理民间故事的方法问题》《关于民间故事的整理问题》等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作。书中的下编，是资料篇，收入了若干篇介绍中国的台湾、香港、广东，美国华侨、日本乃至东南亚民间文学的重要专著和书刊目录。

谭达先晚年念念不忘第二故乡广东。2006年7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澳门民间文学研究》，从神话、传说笑话、歌谣、谜语和谚语六个方面着手，探讨澳门民间文学的悠久性、丰富性、多样性与创造性。作者在书中或用文学研究法，探索其思想艺术；或用比较研究法，找出其有别于他处的艺术特点。

“谭达先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布道者”[54]，他自离开广东后，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宣传、传播中国的民间文学。他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民间文学理论、神话、寓言、传说、故事、童话、民歌、儿歌、民间戏剧、讲唱文学、谜语等领域；研究资料涉及的区域除了中国内地，还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甚至东南亚、欧美等海外的华侨社区。“谭达先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共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专著50多部，无愧于一位海内外罕见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学者的称号。”[55]

第二节 何与怀：建构女性文学殿堂

何与怀（1941—），广州人，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原为广州外语学院教师，现为澳大利亚悉尼华文作协名誉会长。除一般写作外，主要研究兴趣是当代中国问题和华文文学，主编《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和“澳华新文苑丛书”。著有涉及英美文学的《英美名诗欣赏》，有用英文写出的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有评论、随笔之类的选集《北望长天》《海这边，海那边》等。另主编《依旧听风听雨眠》（“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一卷）、《丹心一片付诗声》（《黄雍廉会长纪念集》）和《最后一课》（“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二卷）、《生命从高峰跌落》（“澳华新文苑丛书”第三卷）等。

何与怀不仅是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而且是辞学家。他一人独立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全书740多页，2000多个条目。这么厚重的英文工具书，能在美国权威的专业传媒——由专门为西方大学出版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纽约ME Sharpe出版社出版，这在华人文化界是异数。

作为澳华文坛的见证者和守望者，何与怀的《他还活着》，系澳华文坛掠影第一集。此书写出了澳华作家“生的精彩”，在这之前他还有写中国大陆作家为主的《北望长天》。这部书的意义正如陈行之所说：“意义在于当历史显现为‘显’的时候，何与怀要把那些被隐藏和遮盖的东西从‘隐’的状态中挖掘出来，使之显现——收集在《北望长天》中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作品。何与怀即使作为海外学者做到这一步也极为不易。这里说的不易指两方面：一，需要抵御乃至于抗拒某种力量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这意味着你必须怀有一种崇高的道德使命，具有为了张扬思想而受难的勇气；二，需要以相应的思想学术水准和道义高度来处理手下的素材。这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件随便什么人想做就能够做的事情。《北望长天》与《他还活着》一样，作品思想严谨而又不失艺术张力，好读又耐读，是真正能够被称之为‘思想作品’的艺术品。”

澳华文坛有一些从中国大陆移民的评论家，如辛宪钖、何孔周，可他们移民目的是享受天伦之乐，与文坛渐行渐远，何与怀与他们不同。他的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海这边，海那边》，它带领读者跨越海内外华文世界，进入丰富曲折的女性文学殿堂。该书共写了陈若曦、张典姊、郁风、戴厚英、迟子建等人。其中写陈若曦，突出了陈氏的强烈政治意识与女性意识，堪称陈氏的知音。诗人冰夫则认为何与怀是用散文笔调写论文，充分展示了散文要“写真”“写我”这一基本原则。何与怀不论是写人叙事、旅游纪实，抑或是评诗论文，都能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他睿智的思维判断、真诚的心灵颤动，感受到他的所爱所恨，一句话，他勇于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心扉。正是这“散文的心”（郁达夫语），给冰夫也给广大读者带来阅读的欢愉与启迪。何与怀那篇获得好评的《青海情思》，初读时即被它的磅礴气势与艺术魅力吸引，读第二遍时更感悟到此文的魅力来自情景交融中贯穿着作者的坦荡胸襟与深沉思索。[56]

《海这边，海那边》最吸引读者的是写孟芳竹、胡仄佳与刘虹的文章。这与何与怀一贯爱美、赞美的风格相一致。他对孟芳竹作品有细腻的分析，对胡仄佳有体己的感受，对刘虹所表述的主体有深刻的了解。在何与怀散文式的评论文章里，读者能看到他关注的目光、奔腾的激情、锐利的剖析，揭示出诗文丰富的内涵与不凡的艺术光芒。他虽然是学外语岀身，却很少看到他以西方时髦的理论去诠释，这就自然亲近了读者，缩短了理论文章难以为受众接近的距离。书后附录的长篇论文《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世界文学”——关于建构华文文学世界应有地位之拙见》，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作了补充解释：“世界华文文学”这个词除了指全世界各个国家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外，它还包含有另一种意思，即“用华文创作的世界文学”，也就是指那些得到世界各国公认的、成为全人类精神文明宝贵财产的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何与怀相信，这种堪称为“世界文学”的精品肯定越来越多。这也是他讲的“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世界文学”的发展前景。对这一前景，所有的华文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都应该以高兴的心情关注之。

在华文文学研究方面，何与怀除关注女性文学外，还写有《评〈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57]，和陈贤茂辩论“回归论”、关于华文文学多元文学中心等两个基本观点。关于“多元文学中心”，陈贤茂认为：对华文文学世界中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文学中心的问题，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而对目前是否已经形成多个文学中心，答案则是否定的。例如，在他看来，新加坡在华文文学发展“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要成为华文文学中心，谈何容易；马来西亚将来极有可能，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文学中心的条件。至于美国和欧洲华文作家，据陈氏考察，他们虽然多已加入了外国国籍，却仍然自认是中国人，以其作品能进入中国文学为荣。这些作家主观上既没有另立中心的意图，客观上也不存在形成中心的条件。他们为中国人而写，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与中国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58]。何与怀以为陈贤茂这两个观点失之偏颇，因而写出并发表“评”文。陈贤茂为此发表《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的两个基本观点》回应何与怀。而何与怀在悉尼举行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在悉尼华语电台的采访中，进一步回应了陈贤茂的观点。何与怀还以“钟鹤”的笔名写了一篇述评：《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何与怀博士与陈贤茂教授论战》[59]。认真看来，何与怀与陈贤茂的论战，有利于改变世界华文文学这门新学科长期以来对基本理论问题缺乏争论的现状，有利于促进世界华文文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建设工作。

何与怀参与并研究澳华文学，并定期主编《澳华新文苑》，为悉尼的华文作家和诗人铺路搭桥，每逢佳节组织各种大型文化活动，人们钦佩他服务大众的精神。近十年来，何与怀还孜孜不倦地醉心于对澳华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他精心收集有关澳华文学发展的史料，对正在崛起的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现状，提供了充分论据和翔实资料。另主编有《刘百达作品悉尼研讨会文集》《悉尼中国古典文学论坛文集》，他目前在撰写《澳华文学史》。

第三节 张奥列的澳华文学选择

张奥列（1951—），祖籍广东大埔，生于广州。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秘书长、《当代文坛报》副主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底移居澳大利亚，出版有评论著作《文学的选择》《艺术的感悟》《澳华文人百态》《澳华文学史迹》，纪实文学集《悉尼写真》，小说散文集《澳洲风流》《故乡的云，异域的风》，传记文学《飞出悉尼歌剧院》等。

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自从有了炎黄子孙的足迹，就有了中华文化，有了汉字书写。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华裔难民的涌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移民的增加，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出现，激活了华文报章，催生了海外华文文学。张奥列见证了华文作家协会的诞生、华文文学园地的开辟、华文文学书籍的出版、华文文学活动的展开，以文字记载了澳华文学形成、发展的轨迹。

张奥列是新移民中最早关注澳华文学生态的人，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澳华作家群体，第一个出版澳华文学研究专著的学者。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通常不是集中在台港澳，就是把目光盯在东南亚及欧美华文文学作家上。张奥列《澳华文人百态》这本书，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使更多的人知道澳华文学的生存状态。比如，那里不仅有像梁羽生这样的名家，也有一批出色的新秀，以反映新移民生活的作品著称。张奥列以感性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多位来自不同地区的澳华作家的文学创作近况及其艺术走向，客观地记录了澳大利亚华文文学前进的脚印，让读者领略到悉尼作家群独具的风采。如《澳洲华文文学概述》，对澳华文学的崛起及其文学组织、副刊媒体、书籍出版有翔实的介绍，是研究澳华文学难得的参考资料。《中国大陆移民作家群》《港台及东南亚移民作家群》，堪称姐妹篇。它们分别介绍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港及东南亚的移民作家如何执着自己的文学信念，在谋生之余辛勤笔耕的事迹。这些文章大都采自第一手资料，真实可信，极具史料价值。

张奥列在从事澳华文学批评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写有小说、散文、传记文学等，多次获各类文学奖，因此，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往往会用自己的创作经验去审视去比照批评对象，以形象思维去感受作品，以逻辑思维去解读作家，在文学批评中力求找到某种感性和理性的平衡，更好地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更准确地切入文学的本质。在《澳华文人百态》中，最好读的是第一辑“作家印象”。每读一篇，总是有所获，并引起精神上的快感。像书中写的澳华作协原会长，读了《开创者黄雍廉》后，才对他的创作成就及他的文品、人品有更深刻的了解。书中写的夏祖丽伉俪、才女江静枝、学者张典姊、文思如涌的水心、宝刀未老的西彤、多副笔墨的劲帆，可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他们的认识。

张奥列笔下的澳华作家，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生活圈子，可作者均注意以客观的态度介绍他们，以文人相亲而不是文人相轻的态度，表达自己对他们事业和文学成就的景慕，这点实属难能可贵。

张奥列的作家印象记，仍用深邃的文学评论眼光对各位作家作出到位的评价，如说西彤的诗作“就很有中年人的成熟，也有点青年人的敏捷，还带点老年人的透彻”，就是建立在阅读西彤众多诗作后得出的结论。又如说江静枝“既不是刻意的女强人，也不是所谓的小女人”，亦是对江静枝人品及文品的传神写照。

《澳华文人百态》的另一特点是信息量大。如中国大陆著名女作家刘真移居澳大利亚后所写的长篇回忆录《我在文坛37年》，牵涉到许多还健在的人和事，这是在中国内地不便发表的文章。这对研究中国“文革”前的文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澳华文学史迹》是作者张奥列20年间的部分文学评论及随笔之汇集，分为“文坛视野”“品书题序”“读后评谭”“文人风采”“笔耕心迹”等专辑，评述了澳华文学的起步走势、作品的特质特色、作家的风采风貌，展现了文坛印痕。作为澳华文学的见证人、当事者，作者追随澳华文学的足迹，宏观扫描，微观透视，为今后澳华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中《澳洲华文文学概述》最值得重视。与第一本《澳华文人百态》相比，《澳华文学史迹》增加了对澳华文学的阶段性评述，如《澳华文坛十年观》《打造澳华文学的品牌》，对澳华文学的现状、澳华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切实而独到的见解，在深刻把握个体的基础上展现了宏观的视野。《澳味华风小说情》也探讨了澳华文学的品格与灵魂。《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研究概述》以4万字的篇幅，第一次梳理了中澳学者作家对澳华文学研究的状况，并展现了中澳两地澳华文学的批评队伍。还有，作品评说和作家印象，都比第一本增加了一倍多，使作家、作品、文坛事件更为丰富和完整。

张奥列和何与怀、钱超英、庄伟杰等人为澳华文学的崛起，不遗余力地鼓吹呐喊，让海内外认识了新兴澳华文学的风貌。

第四节 东南亚的粤籍批评家

第一节 方修：马华文学史研究第一人

方修（1922—2010），原名吴之光，原籍广东潮安，生于中国。1938年随母亲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与父亲团聚。1951年起担任《星洲日报》编辑，主持《星洲周刊》杂志，兼编《妇女园地》《儿童园地》《社会服务》。1956年改编《南洋新闻》，并先后兼编《文艺》《星期小说》《青年知识》《文化》等副刊，一直到1978年底退休。方修还担任过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兼职讲师，负责“马华新文学”“中国新文学”“鲁迅研究”等教学工作。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方修整理战前马华文学，编辑了一系列马华文学选集，并出版了一套十本的“马华新文学大系”。这套大系收集了自1919年至1941年间马华各文体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理论一集、二集，小说一集、二集，散文集、诗集、戏剧集，剧运特辑一集、二集及史料集。方修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下册）、《马华新文学简史 》与《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此外，方修也从事散文、杂文和诗词创作。

作为东南亚的一位资深作家和编辑家方修，他引起马华文艺界乃至整个东南亚文坛强烈而普遍震动的是他对马华文学史的研究。他被誉为“马华文学史的拓荒与奠基者”“新马文史家第一人”，2008年获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会颁发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

作为文学史家的方修与作为作家的方修，其地位和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方修在东南亚文学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取决于他在马华文学史研究领域所作的拓荒性贡献。

方修的本职工作是做报刊编辑和华文学校老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去从事马华文学史研究，这当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客观条件逼成的。本来，比他更早来南洋、更早登上文坛、对文艺史料有更多接触和了解的人，更适合做这项工作，可他们不愿意坐这个“冷板凳”。而方修却不同，他把这个没有市场价值的事当成一份严肃的工作来做。另一方面，人们在总结马华文学的经验教训时，深切感到马华文学要成为具有本土意识的文学，真正走入世界文学之林，它就应摆脱“侨民文艺”所陷入的困境，从“中国文学支流”的状态下独立出来。可是，当时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不足，对马华文学的研究也只有片断、零星的论述，并无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正当方修为马华文学绘制文学地图的时候，仍未结束的殖民统治，还在限制言论自由。他能做的，以及别人允许他做的，都是以不触及敏感话题为限。因此，如何躲过书报审查官员的眼睛，用春秋的笔法去具体深入地研究马华文学史，以供马华文学工作者总结经验教训，便成了时代的迫切要求。方修正是在这种时代要求的推动下，去从事马华文学史研究的。他在回答马来西亚记者张玉云的提问时说，是“历史使命感”，使他进入马华文学史研究领域：“编写文学史并不是什么重大工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份任务来做，但求在工作时尽力而为，尽量客观。我编写文学史，尤其是战前文学史，是要对前一代和后一代的人有所交代。我们不能让后人对前人的事‘蒙查查’，也不能让前人的历史潮流没有记录。”而且他认为，研究马华文学史并不局限在发掘、整理本地文学遗产。因为“马华文学史其实也是一部华裔移民的血泪斑斑的苦难史，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反抗压迫的精神。作家们一批批被迫害、被驱逐，却留下很多有价值的作品。作品本身及其体现的人格精神，都值得保存下来，以便对前人和后人有一个交代”。这说明方修并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具有强烈的倾向性。作为一位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文学史家，方修觉得后人应继承马华文学这种战斗传统，把马华作家所体现的人格力量作为教育下一代的精神资产。

研究文学史仅凭责任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学识上的积累。方修正有这样的基础。他从小就受中国“五四”文学的熏陶，早年熟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作品。这些作品引导他向上向善，在提升其精神品质情操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巴金的书他同样喜欢。他不仅能欣赏鲁迅的冷静，也喜欢巴金的激情。他既读文学书，也读中国艾思奇、胡绳等人的哲学或社会科学论著。此外，还有乔冠华、金仲华等军事或时事评论，邹韬奋、曹伯伟等的青年修养讲话，以及苏联文学作品《母亲》《毁灭》《铁流》等，都是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不像现在青年人专读流行的张爱玲小说之类。正是这种成长背景及社会运动改革高涨年代的带动，方修撰史时明确应称赞什么，反对什么，应提倡什么，否定什么；明确文学应成为时代和社会的缩影，而不应成为专门抒写个人喜怒哀乐的自娱工具。

正因为方修研读过大量中外作家作品，并有较深厚的知识积累，所以当他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研究时，虽然使一些人感到突然，其实他在思想和学识上做的准备并非一日之功。这里不妨再举一例，方修在读中国新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读过中国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比较了王瑶、张毕来、丁易体例的异同。为了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史著体例，方修还认真研读了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这为他描述马华文学的嬗变，把各种文学现象处理得不枝不蔓、脉络分明，提供了极好的参照系。

充分占有史料，是方修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所谓文学史研究，是人们了解分析、理解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过程的一种活动。研究文学史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哲学思辨法、逻辑分析法、科学抽象法、直觉思维法、文献研究法、定性的方法等等。对方修来说，他用得最多的是文献研究法。他的文献研究法，建立在史料的全面搜集与鉴别上。当他第一次接触到战前由康马人主编的《南洋周刊》合订本时，他就把整理马华文学资料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发黄的旧报纸，到新大图书馆、工商学校图书馆抄写文章。在影印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他靠的正是这种笨方法。抄不下来，就用照相机拍，照片洗出后再用放大镜看，一字一句地读。尽管殖民地时代没有言论自由，造成有些资料无法在文学史中公之于世；此外，吉隆坡的资料比新加坡难找，槟城的资料更是残缺不全，无法全面搜求。但方修后来还是尽可能将其弥补。这与那种犯“肚空症”的评论家不将自己的论据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研究马华文学史一般应具有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可方修的条件很不理想。除了严重的殖民压迫，还有沉重的家累。且不说他求学时遇到战争，南来后要避战祸，仅说孩子就不大争气。在动荡的时代搜集文学资料，本是一项艰辛的拓荒工作。身为文学史编写者，方修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家庭的拖累与经济困难，而在掌握众多史料后却因时代的原因只好割爱。如在评孙流冰的作品时，方修明知他是被英国殖民政府遣送出去的，但下笔时却无法直说，只好含糊其辞写成对他的情况“不清楚”。其实，方修不仅知道他离开大马的原因，而且还知道他被遣送后的生活状况。值得肯定的是，在这种困难面前，方修表现了认准目标即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心无旁骛的献身精神。他分秒必争，不分日夜地抄写。即使有时糖尿病发作，也不愿意中断自己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修将人生最宝贵的光阴均奉献给了马华文学史的整理与著述中；他还以《马华文学六十年集》为总题，收集、整理和编辑马华主要作家如铁抗、张天白、金丁、胡愈之、流冰、老蕾等人的作品选集。

在马华文学界，对方修上述著述，不时有人提出批评，并对某些史料作出辨正，有的意见还带有“讨伐”性质。在反对者中，既有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着眼的，认为马华文学史的研究不应成为“左派政治运动”的注脚，也有对“抗日卫马”的口号提出商榷和胡一声笔名的考辨，还有因马华文学的性质及其分期问题理解不同而产生的意见分歧。经过论争，方修修正了自己某些论述的偏颇，其研究成果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马华新文学史稿》还出版了外文版，由联合国提供翻译经费在日本问世。《马华新文学简史》也已成为华社读者研习马华文学的优良读物，它是独中生参加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和高中华文教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中国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于1995年12月20日来到吉隆坡作马华文学演讲时说：“方修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他对马华文学的研究，特别是马华文学史的研究非常深刻。我的一点点关于马华文学的知识，也是从他的著作中来的。”足见方修的马华文学史的研究影响是多么广泛和深远。

综观方修马华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不难感到他在马华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一，方修是自马华文学诞生以来系统深入研究马华文学的第一人。

以前的马华文学研究，多局限于作家作品评论及某些文学论争的评价和文学现象的描述上。自从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马华新文学简史》出版后，马华文学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一门学科，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华文学研究不算学问”及“马华文学无史”的局面。

当然，方修用现实主义文学观来描述马华文学史，难免有欠周全之处。因而他的马华文学史研究，还不能说成这门学科的成熟标志。但必须强调的是：马华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则自方修始。正因为我们把方修的论著看作是马华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创始的标志，故此后关于马华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尽管运用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及取得的成绩与方修不甚相同（如杨松年的论著），可在整体思路和框架设计上，无疑参考过方修的论著，吸收过他的研究成果。至于中国学者编海外华文文学辞典一类的工具书，大段大段引用方修的著作，也不在少数。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马华文学研究领域，至今仍未脱离“方修时代”。

第二，方修是对马华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科学界定的第一人。

方修认为：“反侵略反封建”是马华文学的特质，这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早在19世纪，马新两地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战后并没有面对新的侵略者，为什么还要反侵略？”又云：“当时新马两地华社都是移民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属于马来民族，如果强调反封建便会挑拨马来民族社会的矛盾，马华作家为什么要去制造这类种族灾祸？”而方修认为：“19世纪以后新马两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本地华人群体渐渐形成移民社会，这话不错，错的是把移民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或对立起来，实则移民社会并非与封建社会无关。它是半封建社会，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正因为这样，马华文学才有反侵略反封建的作品产生。”“反侵略反封建，原是现代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是现代马华文学诞生俱来的精神，是现代马华作品自然呈现出来的内容。这种精神，这种内容，最初见于一般创作，如诗歌、小说等；后来才有评论界予以理论的概括，产生了‘反侵略反封建’之说，公认这是马华现代文学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方修在研究马华文学反侵略思想问题时，强调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本地面对外来的侵犯胁迫的时期，反侵略的内容侧重在反对外侮，抗敌卫马。但在和平时期，反侵略的内容则侧重在反对内在的殖民统治者对本地人民的掠夺与奴役，也即是“反殖”与“反侵略”相同，是“反殖”“争取独立”的意思。原因是“反殖”“争取独立”等字眼，在30年代是一种禁忌，一般报刊都予以回避，文艺界采用了“反侵略”“民族自由更生”这种比较隐晦曲折的表达法，显然是戴着镣铐跳舞。方修如此明确提出和详细论证马华文学“反侵略反封建”的内容，无论是在马来西亚还是东南亚其他国家，这都是第一次。

现代马华文学史，是不是一部马华文学的自立运动史，是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马华文学从诞生之日起，直到1949年仍然摆脱不了中国文学的影子，以致未产生过一部宣扬独立建国的作品。而方修明确地指出：马华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马华文学自立运动史。它一开始就出现了侨民思想和本土意识思想两股力量在互争短长，在交替起伏，总体上说战前一段时日是侨民思想占上风，战后则是本土意识渐渐反先。到了50年代反黄运动兴起以后，本土意识就完全取得支配的地位了。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根本无法分割开来。方修的论著还指出：本地作家的反殖意识，早在马华现代文学的萌芽期（1919—1925）已经滥觞起来，20年代后期勃起的新兴文学，就有了色彩鲜明的反殖作品出现。方修又指出：“侨民作家”多有两面性，即“既有去国怀乡、心切中原的一面，也有支持本地反殖运动、为英国人所不能容忍的一面”。当然，方修的论述还需进一步补充、展开，尤其是战前的本土意识部分，但他有关从“南洋文学”到“马来亚文学”“马华文学”的看法，毕竟自成一家之言。

第三，方修是对马华文学的源头和分期作出合理界说的第一人。

马华文学究竟从什么时候算起？对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较多人认为应从1927年算起。还有1931年、1935年等说法。所谓“1927年说”，其根据是这一年发生“清党”事件，有许多作家亡命海外，由此推想马华文学是这些亡命之徒搞起来的。“1931年说”则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各地华人抗日情绪高涨，有人猜测是这一政治事件激发了马华文学的诞生。前一说法还不算太离谱，后者就有点匪夷所思了。“1935年说”更加荒唐。据称“中国戏剧家吴天这一年南渡新马，弘扬戏剧艺术，因而推动了马华新文学的发展”。方修认为：这些看法都没有认真查阅史料和进行科学论证，因而不可靠。可靠的说法应为1919年。在这年的10月初，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及另一些版位如《时评栏》《新闻版》等，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这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当然，《新国民日报》并非新马地区的第一家华文报刊。它在发刊以前，已有不少华文出版物存在。其中最有名的是《叻报》及其副刊《叻报附张》，此外还有《星洲评论》等定期杂志。但这些报刊登载的白话作品大多是在《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民国杂志》之后，而思想精神的革新则要迟些（如《叻报附张》）；有些虽然较早出现白话文字，但数量甚微，内容方面也缺乏“五四”的时代精神（如《星洲评论》）。因而真正渊源于五四运动的马华新文学活动，《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出现，实为其发轫。方修这一看法虽然不是定论，但比起作者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以1920年的《叻报俱乐部》的问世作为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来，显得更科学、准确。这正是方修“史识”精益求精的一个重要体现。

方修研究马华文学史主要是开头的34年——战前23年（1919—1942），战后11年（1945—1956）。这34年可分为7个时期：一、萌芽时期（1919—1925）；二、扩展时期（1925—1931）；三、低潮时期（1932—1936）；四、繁盛时期（1937—1942）。战后依次是：五、战后初期（1945—1949）；六、紧急状态初期（1948—1953）；七、反黄运动时期（1953—1956）。方修叙述了这7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每个时期介绍了若干重要的作家：萌芽期六七位，扩展期20余位，低潮期10余位，繁盛期约30位，战后初期及紧急状态初期各约15位，反黄运动时期约20位，合起来是150位上下。对这种分期法，争议最大的是“反黄运动”。其实，这并非是方修一人的看法。之所以这样分期，是因为“反黄”确是马华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自从英殖民主义者实施紧急法令以后，马华文学陷入低潮。殖民主义者不但在政治上搞白色恐怖，逮捕一大批反殖人士，封闭许多民间团体，而且在文化上实行“禁书驱儒”政策，驱逐了一批马华作家出境，甚至连代收稿费的排字工人也不能幸免。对本地报刊则动辄以“共党”嫌疑查禁。在这种情形下，黄色小说趁机充斥市场；当时少数马华作家，不得不到香港出版著作，直至黄色小说毒害严重，以致发生了庄玉珍同学被奸杀事件，才激起了一个“反黄运动浪潮”。马华文艺界和青年学生，以创作本地的健康文学作品为己任，出版各种文艺刊物，使马华文学创作空前丰收。这是1948年至1953年马华文学的史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有的论者把新加坡华校学生的“反黄运动”（1953年）和学生反对国民服役的“五一三”运动（1954年）两件事混在一起，说什么“5月13日新加坡学生因为庄玉珍被奸杀事件而示威游行”，像这样的主观随意性，是欠慎重的。

第四，方修在海外华文文学界是本地人写本地文学史的第一人。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本土学者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掌握资料全面，因而常常受到其他国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力量薄弱且为“稻粱谋”的缘故，多数人的文学研究偏向作家作品评论，很少有人愿做无经济效益的文学史编写工作。因而编撰海外华文文学史（包括国别文学史）的任务，几乎都落在中国学者的头上。方修是唯一的例外。是他的研究，影响了中国的学者对马华文学乃至新华文学的研究，而不像研究别的国家的华文文学，是中国学者“包办”了文学史写作。

此外，方修在研究马华文学思潮、文艺论争及戏剧创作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本来，一部质量高的文学史，既是社会史、时代史，也应是思潮史和各种文体史。它不应只包括小说、散文、新诗创作三大块，还应把重要的文学思潮、文艺论争加以记载。另外，也不应忽略与艺术联姻的戏剧文学作品。方修正是这样做的。他写的每本文学史，对戏剧创作的重视绝不亚于其他文体。设专章论述文艺思潮、文艺论争，更是体现了他开放的文学眼光。如写于70年代初期的《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用了三章篇幅叙述“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及“侨民文艺”的论争，使后人明白无误地了解到这场最大规模和最具学术价值的论争的来龙去脉。到目前，“初稿”对这一问题的整理是各种史书中最翔实和最权威的记载。有人认为整理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的史料是浪费篇幅。恰好相反，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至于有人认为这场论争是中共与马共之间在策略问题上引起的分歧造成的，这也不符合史实。据当年参加论争的胡愈之回忆，这最多只能说是新加坡民主同盟内部不同主张之争。

马华文学研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靠一人去整理和撰写，难免有力不从心之处。对此，方修有足够的认识，常常有改写乃至重写自己著作的愿望。但他毕竟过于自信，这表现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态度有不够冷静之处。还有，他在新版本《马华新文学简史》中，把“幽默、闲适的作风”当作“不良文风”加以否定，也说明他的文学史观未免褊狭了些。因为幽默是一种艺术风格。它不但不是什么“不良文风”，相反是作家智慧的一种表现。“闲适”的笔调也有助于满足读者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尽管存在上述所说的不足，但方修作为马华文学史研究的拓荒者和“第一人”身份，是毋庸置疑和否定的。

第二节 陈雪风：现实主义的猛将

陈雪风（1936—2012），广东潮州人，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原名陈思庆，笔名包括梅雨天、郁人、纪照、竹聿久火等。在《南洋商报》编辑部工作31年，历任新闻版编辑兼副刊编辑主任。1993年后曾到马来西亚《通报》编辑副刊，旋入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任《资料与研究》主编。著作以评论为主，兼及诗歌、散文，著有评论集《陈雪风文艺评论集》（1962年）、《笔墨丹心》（1990年）、《关于文学的思考》（1995年）、《美感风流》（2010年）、《雪风之际》（2010年）、《人民需要马华文学》，诗集《多重的变奏》（1988年），杂文集《无叶的果实》（1989年）、《风生不谈笑》（1992年）、《无非我心》（1999年）等。

陈雪风20世50年代后期在新加坡登上文坛。他写诗，写散文，但被人记住的不是创作而是评论，成为老一辈中最具左翼色彩的评论家。其批评风格正如萧成所说，陈雪风“是以经验为主的印象式、鉴赏式的批评家”[60]。陈雪风设想批评的任务是在“为人生”的前提下，与读者交流自己的阅读经验。虽然陈雪风的文章理论深度不足，但他从不玩弄名词术语。

陈雪风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实际批评，他很少空谈理论，喜欢将理论与具体作家作品评论结合起来。“他的书评写得颇有特色，别具一格，翔实流畅，又亲切生动，没有理论的灰色和枯涩。他的批评之花始终是开在鲜活的生活之树上的，是一种非常新鲜的批评形式”[61]，与“学院派”的批评不可同日而语。他的文学评论常借用杂文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对自己的这种批评个性，他做出了坚定的维护：“我写作文学批评没有一成不变的陈规与框框。换句话说，在分析与评论的过程，并不纯粹是理性的陈述，有时也含有抒情的感性。笔调与行文，也不完全属于论文的格式，有时也带有杂文的意味。”

这里讲的杂文的意味也就是锐气，是一种特色。批评家使用的是逻辑思维而非形象思维，这种思维在理论意义上正有益于揭示创作的真谛。互相勉励，互相激荡，才能促进文学活动的发展，故陈雪风一再强调反映现实生活的重要性：“文艺作品是必然要反映现实生活。由现实社会中千头万绪，形式繁杂的生活与人物中，寻取材料而致力刻画出一幅人生图画和个别人物形象。否则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都只能是过眼烟云，瞬间就被遗忘的。”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批评家，陈雪风强调批评的迫切性和独立性、超越性。他的人生准则是慎重地做人，认真地创作，故他以“慎重”来规范他的文学批评。他曾先后与多人就文学上的一系列问题发生论争，某些论争火药味还很浓，但他尊重别人的意见，如他编著过一本《是诗非诗论争辑》（1976年）。所谓“是诗，非诗”，是陈雪风1976年1月在《南洋商报》发表的同名文章，他批评金苗的《嫩叶集》存在着不少败笔，金苗读了后写了一百多行的长诗进行反弹。参加这场论战的有三四十人，论争的问题不局限于金苗的《嫩叶集》评价。陈雪风在编论争集时，收集各方面的文章，显得非常大度。再如《关于文学的思考》一书中与黄锦树论争的部分，也是持百家争鸣这种态度。

陈雪风初入批评文坛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有发展前途的“名士”，后来他却转化为“战士”。他总是那么正直，那么不安分。看到文坛有不合理的地方，他总是要批评；看到文坛争论双方打得火热，他总是要介入；看到文坛有不光明的地方，他更要说话。也许是出于自己的文学信仰，陈雪风十分厌恶现代和后现代。这与他高扬的现实主义有密切关系。他推崇的是那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时代的生活，色彩浓厚，而富有强烈的社会意义”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品，而对那种远离现实、内容空虚、陷进“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泥塘的作品，则不入其法眼。他曾说过：“对于任何艺术的创造，除了必须有材料与技巧之外，还必须具备另一点更重要的决定性的认识，那便是通过艺术创作的技巧表现的材料，到底含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它的动机与目的是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呢？或是通过潜移默化，传达给读者某些生活的知识与经验？”这里讲的“为艺术而艺术”是他不赞成的，他向往的是通过潜移默化“传达给读者某些生活的知识与经验”。

陈雪风一辈子离不开传媒，更离不开文学和评论，他义无反顾行走在写实文学道路上。他坚守文学评论岗位，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他以不倦热情奔走于马华文坛，以“战神”身份与人论辩。《人民需要马华文学》是他生前出的最后一本评论集，书名不妨看作是他的激情宣告；“人民需要文坛硬汉”，则是掷地有声的回响。他坚决反对黄锦树贬低乃至否定老作家方北方，认为现实主义“已破产”，更不赞同林建国宣扬的马华文学应与中国文学“断奶”的谬说。

陈雪风“评述作品的社会意义，剖析作品的思想内容，介绍作品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倾诉阅读作品的具体感受，都绝无评论八股文的意味，都是着重从不同评论对象，以及不同评论氛围的实际情况与需要出发”[62]。陈雪风对文学新人新作的批评中，总是抱着鼓励的态度，如《文学空间任驰骋——谈〈马大中文系一年级生作品小展〉》。

陈雪风是寂寞的独行者。还在年轻时，他只身闯荡新加坡就倍感落魄。观其一生，文学之路曲折多于平坦，以后在马华文坛知音也甚为稀少。可贵的是，他直言无忌，敢于抒发自我；他口无遮拦，到处树“敌”，有着不为人解的孤独。但他无怨无悔，始终保持着硬汉的豪情。“陈雪风先生是赤诚真率的文坛前辈，陈老在马华文坛给人的印象是很阳刚的，也被标签为现实主义的猛将。他笔锋犀利，立场坚定，卷入了多次重要的笔战，但他似乎越战越勇，永不言倦。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的战斗精神却是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的。”[63]每回马华文坛有新的动向，他常常第一时间知道，并立刻为文回应。“他总是带着雪花纷飞，伴着风云骤起。”[64]陈雪风不是被时代抛弃的人，而是站在马华文坛风口浪尖上的硬汉、猛将。

第三节 建构新华文学史的黄孟文

黄孟文（1937—），祖籍广东梅县，新加坡出生。先后获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与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新加坡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会长。出版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我要活下去》《昨日的闪现》（英文版与菲律宾文版）、《安乐窝》《学府夏东》《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黄孟文微型小说》等。文学理论著作有《宋代白话小说研究》《新华文学评论集》《新华文学·世华文学评论与史料选辑》《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主编）等。

为时间不长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立传是不容易的事。要写得有学术性，除了要学习和掌握深奥的文学史理论外，还必须弄清和解决新加坡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与唇齿相依的马华文学的分合关系等。黄孟文早年写过单篇系列论文《新加坡华文文学简史》《撰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几个问题》《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1965—1977）》《25年来的新华文学（1965—1990）》《新加坡华文小说的发展（1919—1990）》，这为他后来主编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在新加坡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打下了基础。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是首部描绘新加坡华文文学近百年（1919—1995）发展面貌的学术著作，也是第一部由中、新两国专家联袂完成的文学史。黄孟文还主编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第一部当代囯别小小说史《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此书从史与论两个角度探讨，总结新加坡微型小说的创新经验和写作技巧。黄孟文主持筹办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并创建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与世界华文小小说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孟文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创作与理论批评两个方面。作为评论家，他出版的《微型小说微型论》，形成了有关微型小说理论观点的基本框架。这些观点见于14篇文章中：《新加坡的微型小说（1986—1991）》《孟毅著我要活下去后记》《黄孟文著安乐窝后记》《周粲、张挥、孙爱玲小说选评》《陈华淑的小说——陈华淑著〈追云月〉序》《一谈微型小说——贺兰宁编〈幸福出售〉序》《二谈微型小说——刘海涛著〈规律与技法——微型小说艺术再论〉前言》《三谈微型小说——周粲编〈微型小说万花筒〉序》《四谈微型小说——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欢迎词》《五谈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代自序》《六谈微型小说——重读欧·亨利的〈二十年后〉》《我的自剖——黄孟文著〈学府夏冬〉自序》《微型小说的名称与字数》和提交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微型小说与杂文》。

黄孟文还勇于向传统文学观念挑战。一般人认为，微型小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黄孟文在《微型小说与麻雀虽小……》一文中，不赞成这个观点：“有些评论者把微型小说形象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有点误导性的。微型小说的特征，就在于它的五脏不全。它可以是它的一喙、一眼、一翅、一趾或者一根羽毛。如果描绘出整个的五脏，那么它与长篇、中篇小说又有什么差异呢？我认为，这样的微型小说只能是长篇或中篇里人、物、事的‘纲领’而已，哪儿会有小说的情趣呢？微型小说通常只有描绘一点，线或者一个小片段，写‘全’了也就不成其微型小说了。”

《微型小说微型论》写得言简意赅，有一篇评论只有一句话：“微型小说是小说中的绝句与短诗，它必须让人读后感到无穷的韵味，值得细细咀嚼。”

第四节 王润华：学院批评身份的确立

王润华（1941—），原籍广东从化，生于马来西亚吡呖州。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196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后转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1973年先后在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2003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退休后到中国台湾元智大学任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系主任，2012年出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副校长。出版有诗集、散文集数种，论著有《中西文学关系研究》（1978年）、《鲁迅小说新论》（1989年）、《司空图研究》（1992年）、《从新华文学到世界文学》（1994年）、《老舍小说新论》（1995年）、《华文后殖民文学》（2002年）、《跨界跨国文学解读》（2004年）、《跨界跨国》（2017年）等。

从中国台湾披上现代诗人衣衫的王润华，到美国深造后发现现代派早已成为“过去式”，他便轻解现代彩衣，回归“天然去雕饰”的风格。他在努力把新加坡及东南亚华文文学带向国际文坛的同时，运用自己学贯中西的长处，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就连写单篇论文也常用比较方法，如《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以及《从沈从文的“都市文明”到林燿德的“终端机文化”》。王润华还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文论的建构以及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影响，如《典范转移：卢飞白、“芝加哥批评学派”与中国文论》，重点评介了芝加哥批评学派的批评典范及主要成员卢飞白为建构中国文论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也就是在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努力建构中国文论，用此方法来重新诠释中国文学。

作为新加坡学院派批评代表的王润华，无论是研究新华文学还是探讨世界华文文学，他所强调的均是学理性。他虽然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一旦操起批评的解剖刀，便讲究学理背景，注重学术积累，强调知识传统和学术规范。和写诗、写散文的王润华不完全相同，从事评论与研究的王润华有一种学院批评身份确立的诉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研究陷入低谷时，王润华和司马长风、夏志清等人一直在从事为沈从文恢复名誉的活动。王润华在研究沈从文的作品时，用唐人张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名言，说明将思想移入自然造化之中，正是艺术品所应表现的最高境界。正如杨瑞仁所说：“王润华的批评无疑拓展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中象征意义的认识。”[65]对马华文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如王润华提出的“从‘双重传统’‘多元文化中心’看世界”[66]的观点，所做的就是一种学术清理工作。这一工作所确立的是新华文学也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中心，而不能认为只有中国文学才算中心或只有一种中国文化传统。从这个角度看，王润华的学术成果并不是案头式、书斋式的研究，而是有很强的实践性与批判性。其所批判和扬弃的是新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延伸或充其量只是“边缘文学”的观点。

从新加坡建国后到现在的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从中国南来的，二为新加坡土生土长的。这两者难免有交叉，但越到后来，其文学概念均不再从中国哪里简单移植过来，而是生根于本土，立足于本地。这就不是中国的文学评论，而是具有新华文学个性及主体性的评论。以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史为例，过去的研究者均把注意力投射到中国“五四”文学的影响上面，以及来自中国的政治及社会思潮的左右力量。而王润华研究新华文学史，他的着重点是“新加坡当时的社会因素”对新华文学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即“新加坡文学的形成及发展，应该看作新加坡国家之成长的一环，这样更能准确地寻找出它发展的正确方向及精神内涵”。王润华本人虽然没有写过新华文学史，但他的《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67]，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新加坡华文文学从“最早期的华侨文学”到“南洋文艺的提倡”，再到“马华文艺的诞生”“马华文学之独立”的过程，并展望了新华文学的走向，它和黄孟文的《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68]一样，是研究新华文学必读的参考文献。

作为自觉认同学院派评论家身份，又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王润华对新加坡文学评论另一贡献是把比较文学方法引入新华文学的研究领域。还在研究沈从文的《边城》时，他就把《边城》和海明威的《战地春梦》加以比较。在《比较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69]中，王润华把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社会意识与新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情结加以比较，然后肯定从浪子到鱼尾狮的华人困境意象是战前新马华文学的最大特色。《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之形成》[70]则把新马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扩大到新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显出作者视野的宽广。在评希尼尔、郭永秀、伍木、黎紫书、林幸谦等人的作品时，把宏观研究落实到个别作家作品的分析上，其中还涉及与新加坡国内其他语文的关系。这种微观研究，对认识本地的文化根性，反思新华文学的文化空间，仍有启发意义。

学院评论其本质是一种书斋批评而不是媒体批评。在消费时代，媒体批评鼓吹消费至上，批评家一旦参与其中，批评就会变成一种广告，这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相悖的，但不能由此完全把传媒与学院批评对立起来。只要不是媚俗的大众化媒体，那这种媒体对文学批评只会有益无害。像王润华在某些传媒如《新华文学》上发表的评论，既没有时尚性、瞬时性，也没有夸饰性、商业性，仍然保留了学理批评的功能。这说明作为学院的高度专业化的评论家，王润华进入的不全是一种高度自立、自律乃至自我封闭的场域。大学分工的专门化，并没有削弱他的公共参与能力。相反，他还长期担任了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刊《新华文学》杂志负责人。像他1999年主持的“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研讨会，其论文集就作为《新华文学》专号出版。他在媒体批评中融进学理批评成分，不把学理化批评与传媒批评对立起来，更不因学院批评转向传媒批评取消了学理批评的功能，这对化解媒体与学院的矛盾，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王润华众多学术著作中有《越界跨国文学解读》《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对“越界跨国”一词，他有独到的理解：“我们平常研究文学，研究《红楼梦》常常是讲《红楼梦》的版本是高鹗续写还是谁续写，因为研究文学从来没有用非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我的老师周策纵对中国的印刷术很清楚，就根据清朝印书的技术来考证《红楼梦》。《红楼梦》里面有鼻烟壶，我的老师到法国、英国、美国的博物馆去看鼻烟壶，发现那些图案跟曹雪芹写的一模一样。这就是越界了，走出纯文学去考古，考古文物是非文学的，再回到文学分析，过去我们的文学研究很少这样做，不过王国维写元代戏剧史已开始使用这个治学的方法。有时候，跨国也要跨越民族的想法，过去我们诠释作品通常会从传统中国文化的观点来权衡，但是我们可以用后殖民文学、妇女文学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我经常要越界跨国，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法，甚至不要用自己民族的感情去分析。”

王润华是一位经常注意更新文学观念的批评家。他在韩国召开的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从政治文化图腾看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后殖民文化》[71]，视野开阔，在三地比较时注重从文化图腾角度切入，从中发现图腾的建构与当地后殖民文化相似之处。涉及台湾时，他指出“傲慢的殖民者走后，台湾去中国化，提倡单一的本土文化”，其后果是使“政治与社会充满了乱象”，这种看法有着作者感同身受的体会。他最重要的评论著作《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是一本学术界期待已久的研究世界华文后殖民文学的著作。它虽然只是论文集，但作者以多元文化、本土知识、后殖民边缘性的对话，“一种新的文化视觉与创造力，解读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呈现出跨国族文化的新意义，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华文文学的地图，对多元文学中心的肯定”[72]。像他论述鲁迅，与中国大陆学者的角度完全不同。他不从政治思想上着眼，而是论述鲁迅在后殖民文学中的位置，鲁迅如何使人吃惊地在东南亚曾先后成为反殖民英雄与殖民霸权文化。此外，他还“发掘出老舍的《小坡的生日》《二马》及评论康拉德热带丛林小说中的殖民帝国思想书写，是世界上最早最重要的后殖民文本与理论”。该书对白先勇《台北人》小说的研究，也是采用全新的角度，认为这篇小说蕴藏着移民殖民地的后殖民文本的结构。他这些研究成果说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跨国界的流动多元文学现象，已不能只用现代西方或传统中国文学为典范发展出来的解释模式去诠释，要不然对华文学会造成严重忽略与误读。”[73]

第五节 马仑：为学术建设奠基

马仑（1940—），祖籍广东省梅州市，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本名邱名昆，又名梦平，另署丘岷、龙琦、晋逖、邱子浩等。毕业于新山日间师训学院，曾担任华小校长近9年。历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马来西亚作协柔佛州联委会副主席、书辉出版社主编。著有传记《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年）、《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年）、《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年）、评论集《马华文学之窗》（1997年）、传记《新马华文作者风采（1875—2000）》（2000年）、评论集《马华文艺脉搏》（2002年）。有关他小说创作的评论文章，陈应德编著有《梦平小说研究》（1998年）。

马仑总觉得最佳的文学作品，是不分什么派别的。数千年来，古今中外的文学观无不如此：只要您认真而真诚地创作，任何作家的心血都不致白费。仅是某个时代的文学流派会在相关者的蓄意操纵下略占优势罢了。马仑希望当今比较传统与保守的老一辈作家，切勿自我边缘化或矮化自己，因为唯有不断地写下去，才能保有自己的定位。纵使在最不利的写作环境里，也应当坚持下去，切莫放弃。对年轻作家马仑也寄予厚望。他认为，年轻作家的创作精神固然可喜，力求创新，寻求突破本是所有创作者的共同抱负与理想，然而作者之间基本的互敬互重更为重要，犯不着由于自己的文学观，随意为文攻击不同流派的作者。“创新”是正确的走向，若是刻意去“创心”，就会创伤了文友之心，那就大可不必。

马仑的《新马华文作者风采》，是马华文艺园圃百花齐放的记录。读了书中各种马华写作人小传，尤其是有对作品风格概括的部分，便似尝鼎一脔，可进一步刺激人把此书一页页读下去。

史料学也属学术研究的一种。有的评论家，名为从事文学研究，实为受商风的影响，尽写些应景文章赚些银子，或受朋友之托写些吹捧文章。这些文章，由于无法深入对象的本质，发表后也就如过眼烟云，被读者所抛弃。而马仑从事的作家小传整理工作，不是在应景，也不是受谁之托，而是扎扎实实从事学术建设的奠基工程。像《新马华文作者风采》，对读书界是一个福音；对研究马华文学的工作者，则如雪中送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马华文作者风采》，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马仑长期在马来西亚从事文教工作。这种经历，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且跟踪采访乃至“暗访”写作界的新秀和老手。这里说的“暗访”，不是说他行动诡秘，而是说他像“私家侦探”一样，使出浑身解数获取一切可能取得的资料，尤其是不放过一切非正式采访场合，暗暗记下一些写作人的行踪和近况，为读者提供更全面、更准确的素材。仔细通读这本厚达526页的《新马华文作者风采》，就不难感到作者的许多材料，均是通过采访之外的功夫得到的。

马仑的史料工作一直在精益求精。如《新马华文作者风采》，一共简介了2948位作者的生平和著述，比过去出版的《新马华文坛人物扫描》写到的新人多出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此书不是原著的重复，而且另辟蹊径，挖掘新秀，为读者增加了许多新信息、新内容。其中有些作者在“扫描”中介绍过，但这次仍补充了新资料。从后记中所附的《最新讯息》可看出，作者为了使资讯跟上日新月异的马华文艺创作步伐，一直在努力捕捉写作人的最新成果。这种敬业精神，可用一个“痴”字来概括。

《新马华文作者风采》写的不少作家，其中一些较为年轻，由于够不上入《世界华文文学史》的资格，读者其生平知之甚少。读了“风采”，就会对他们有更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当笔者看到他们神采奕奕的照片时，人们好像又在和他们重逢，在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做学术交流。

作为作家小传，《新马华文作者风采》的体例也许还不够严谨，像把有些中国大陆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学者也收进去，是否面过于宽？但对收入曾在新马文坛上耕耘过的中国老一辈作家如杜运燮等人，人们反觉得这种所谓体例“不纯”，正好为中国学者研究中马文化交流及杜氏的创作经历，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本来，“马华作家”就是个交叉概念，不少文人均拥有多重身份。像刘延陵，正如“风采”所说，他是“中国兼新马现代诗人”。他从中国“出走”后，中国大陆研究“五四”诗史的学者往往说不出他的后半生；或虽知道他到了南洋，却不知道他在何处落地生根，更不知道他不是病逝于马来西亚而是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告别人间的。可见编华文文学辞典，不能把作家的身份标准定得过窄，或以中国大陆的框框去套他们。这不符合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只会闹出削足适履的笑话。

像《新马华文作者风采》这样的好书，应不断地充实、修订再版。而在介绍黄锦树时，“现任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语，最好在“暨南大学”前面加上“台湾”二字。同理，在介绍潘亚暾时，在“暨南大学”前面也要加“广州”二字。因在海峡两岸各有一所同名大学，这样才能兼顾到不同地区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