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前言：“粤派评论”的实力和谱系

“文学粤军”这种说法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环境下出现的，是在80年代中国现代启蒙与变革机制下产生的文学形态，是一种充满地域色彩的文学群体。这一指称虽然带有战争文化的意味，但我们使用它时不取“战争”意而作为文学队伍的代名词，它主要是指称新时期范畴内的特有文化现象。

在文化包括文学全球化的趋势下，区域文化或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引发起人们的关注。以“文学粤军”为例，它属文学区域史的指称，有独特的年代学和审美学的内涵，有质的规定性。具体说来，它不仅是小说等文体的创作，而且文学理论及批评的创造，形塑了区域文化或文学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文学粤军”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与“文学湘军”“文学陕军”“文学桂军”“文学鄂军”的出现互相彰显，共同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

文化全球化或文学走向世界，难免带来区域化问题。区域文化或文学，虽然局限在行政地理、文化地理或特殊区域场面，或文学地理只局限在某一省市，但其范围可以扩大到境外，其版图也可扩展至海外。以“文学粤军”的创作而论，它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补给；而“文学粤军”境外、海外的理论批评，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或大中华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延伸或修正，它力图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所派生的理论问题，做出富于时代性的回答和地域性的处理。

关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鲁迅曾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分布世界各地的“文学粤军”的理论批评，不可能都体现出岭南文化的特色，但不少评论家受到过民族文化的洗礼，富有“文化血液和中国气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受到岭南文化的熏陶，这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粤军”在境外、海外的批评队伍，普遍沐浴过欧美风雨，受过西方文论的影响，他们的学术武库中要多一些来自西方的利器。在各种文类中，比较文学研究是他们的强项。在美国有叶维廉，在东南亚有王润华，在中国台湾有古添洪、陈鹏翔，在中国香港有黄维樑、梁秉钧。但强项也有可能转化为弱项，以比较文学研究而论，海外从领先已走向滞后，而势大“财雄”学术发展有高铁气势的中国大陆，正从滞后逐步走向领先。可惜的是，这些海外境外粤籍评论家，普遍缺乏“文学粤军”的主体意识。这与境外、海外的文学评论队伍各自为战，彼此不相往来，呈“潜形状态”或曰“弥散状态”有极大的关系。但谁也无法否认，作为一个具有大致审美相似的批评群体，正如陈剑晖所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是“粤派评论”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评论”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粤派评论”还有一个特色，“即注重文学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粤派评论家追求发现，而不追求深刻；追求圆通，而不追求新潮。这就是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的文化人格互为表里”。“文学粤军”中的“粤籍评论”，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确存在着，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有一部分境外和海外的评论家，已认同从地域角度研究文学，或不反对采用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形塑成“文学粤军”这支队伍。在评论方面，则默认或赞同有“粤籍评论”乃至“粤派评论”的存在。当然，“文学粤军”是新时期出现的名词，故80年代以前“文学粤军”的创作和批评，还未形成阵容，还是称为“广东文学队伍”较为符合历史的原貌。

回顾“粤籍评论”的发展历程，理论家们不仅重视批评的现实功能，而且十分着重文学理论引导文学变革的方向。我们今天研究海内外的粤籍文学理论批评，不是为了打旗称派，而主要是“粤籍评论”本身的评论实绩值得检阅，其经验值得总结，其存在问题也值得改进。下面是从“粤籍评论”到“粤派评论”的组成谱系。

美国的叶维廉，在比较诗学等方面成了华人评论界的“执牛耳”人物，在创作上，他也有不少作品实践自己的理论，从而为“文学粤军”的理论批评在中华文学批评史上写下绚丽的一页。

国内“文学粤军”中的“粤籍评论”队伍，一些人成为文学论坛引导潮流的标志性人物。如七八十年代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陈思和（与王晓明一起）进行“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新世纪则有并不年轻的新人张江的崛起。

粤地的粤籍批评家和从外地移民广东多年的批评家，联手打造“粤派评论”，其学术成果得到大家的公认，这方面有以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著称的饶芃子、广东文学批评先锋推手黄树森、文学的文化批评家黄伟宗、高扬自由独立精神的林贤治，有“文化诗学”的国内首倡者蒋述卓、在散文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的陈剑晖、知青文学研究的开创者郭小东、学术视野开阔的宋剑华、对研究岭南历史做出新贡献的林岗等，他们无不为“粤派评论”与“闽派批评”互相辉映、并驾齐驱奠定了基础。

海外粤籍批评家的局限性表现在他们的写作，带有明显的“圈子”色彩。从大的方面来讲，“圈子”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即粤籍评论家的写作是为华人圈子的读者服务；从小的方面来讲，海外华人文坛，各有山头，各有圈子，评论家多半是为自己圈子内的文朋诗友鼓吹。另一局限性是海外文坛没有专业的评论家，粤籍评论家的写作带有娱乐消遣的“玩票”性质：出于个人爱好或出于一种生活情趣，而不是职业行为，因而缺乏专业眼光。此外，海外粤籍评论家缺乏接班人，年轻一代的粤籍作家多，粤籍评论家则少之又少：既无早年美国的叶维廉、马来西亚的方修，又无新加坡的王润华这样的评论大家，这无疑影响了海外粤籍评论家形象的提升，这也是粤籍文学评论至今未引起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家重视的原因。

这里要明确的是，“文学粤军”是一个开放性和综合性的概念，是文学主体性的觉醒，是主体向着文学史建构起来的一种理论关系。它不仅指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这涉及“文学粤军”的实力、“文学粤军”的谱系、“文学粤军”的特色、“文学粤军”的传播、“文学粤军”的品牌化与宣传推广。其中评论家的批评个性及其原创性的成果，是“粤籍评论”富于竞争力与生命力的象征。须知，无论是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均是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打造文化共同体这座大机器不可缺少的螺丝钉。拙著《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之所以把“文学粤军”的批评研究引申到境外和海外，为的是寻找“文学粤军”及其“粤派评论”的谱系，为一个真正有发展前途的文学批评群体开辟前进道路，从而进一步强化岭南文化的凝聚力，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发展，使全球化不至于淹没地域性，使“粤派评论”在全球化格局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加固。

众所周知，一部文学史不完全是作家写就，文学评论家也参与了建构。他们加入地理空间的创造与岭南文化的生产，强化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联性。评论家们无不以自己的理论批评力量，让岭南文化的生存发展有更好的保障。人们常说“文学粤军”是一支优秀的队伍，“粤籍评论”及其“粤派评论”，则是一种让评论家凝聚的力量。有了这种凝聚力量，就能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潜形状态”就会转化为“显形状态”，“弥散状态”就会转化为团结状态。打出“粤籍评论”及“粤派评论”的旗号，不是与人争山头，与友军争地盘，而是为了展现粤籍评论的实力。无论是海外的叶维廉、方修、王润华、梁丽芳，还是国内的杨义、洪子诚、温儒敏、陈平原、黄子平、张江，以及代表“文学粤军”批评未来的张均、申霞艳、柳冬妩、陈培浩、李德南、唐小林等年轻一代，其传播力、创新力以及对文学影响的正能量，还有对文学和学术前沿的介入，其影响均不可低估。“粤籍评论”的学术资源是如此雄厚，立派是有基础的。正是在“文学粤军”的大纛下，在“粤派评论”的旗帜下，这些新老作家和评论家，各以自己的成就重塑了岭南文化，使岭南文化生生不息，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