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黄埔第一人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大会期间，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黄埔长洲岛，又称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筹建苏联红军式军校，以补救以往仅是依靠和军阀结盟而没有自己军队导致的屡屡失败。

费正清曾提到：“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如果说，善于发动工农的共产党人并不缺乏组织工会和农民运动的人才，并成功地占据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届主任一职的话，那么，中共则缺乏搞军事武装的人才。在筹办和建校初期，中共“安插”进黄埔军校任教官的除张申府外并没有第二人。反之，视军权如命的蒋介石，深谙“有军则有权”的道理，他紧抓住黄埔，将黄埔发展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武力中心。那么，中共党员张申府是怎样进入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军校，并在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的呢？

张申府并非一般的中共党员，他是中共创建人之一。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讲授数学逻辑并兼北大图书馆助教时，陈独秀恰好经沈尹默推荐任北大文科学长，从日本回来的李大钊代章行严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一年，志趣相投的陈、李、张经常在红楼李大钊办公室聚会，李、张是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委，他们在杂志上发表不少新锐文章。早期旅欧少年共产党党员郑超麟说：“我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张申府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次年，即1918年12月，陈、李、张又联手创办《每周评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每周评论》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标志。在当时许多热血沸腾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比学术更重要。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维金斯基来华，先后会见李大钊、张申府和陈独秀等，密商中国建党一事。1920年5月，在上海的陈独秀致长函张申府，商议组织政党事宜，并就组织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张的意见。他在信中特别叮嘱张申府：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据张申府回忆：“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 ‘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南陈北李”加上中间联系人张申府，三人开始酝酿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事。

张申府回忆说：“陈独秀热情很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要发展的第一个人是刘清扬。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是天津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天津青年界的进步团体“觉悟社”骨干。张申府说：

9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张的这段叙述颇有点“守常老大吾老二”之意味。

同年冬，张申府受聘于巴黎里昂大学中法学院（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筹办）教授逻辑学，他以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身份随蔡元培一同赴法国。行前他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商议建党一事，这也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地。当张申府抵达巴黎时，已肩负着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海外建立发展中共党组织的重要使命，张申府成了欧洲中国青年学生群中政治和思想成长的催生者。1921年，张申府在巴黎创立中国留法学生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从张申府1922年的日记来看，当时张与陈独秀书信来往密切，经常彼此交换有关建党情况的意见。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张申府收到会议通知。张申府在小组里讨论后，“因时间紧，路途远，不能回国出席。我即给陈独秀写信，作了答复。不久，我们便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

1923年年底，张申府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国，李大钊认为广东形势很好，亲自介绍张申府前往广州。1924年春节后，张从北京启程赴粤，经上海停留时与陈独秀见面，陈支持张申府去广州工作。张抵达广州，适逢国民党改组，因有李大钊（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推荐信，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无几，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广东省省长、农工部长廖仲恺等人的热情欢迎。

思想敏锐而又喜好新事物的张申府，甫到广州就在这块革命热土上活跃起来。正值国民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2月6日，筹备委员会在广州南堤二号（今沿江路239号）正式成立，蒋介石离开广州时由廖仲恺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人说英语和德语。通晓英、德语的张申府很快加入进来，后成为蒋介石的翻译员。

张、蒋认识并非始于黄埔，“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张申府“客气得很”，虽然生性高傲的张申府私底下并不喜欢蒋，但也佩服蒋的军事才能。蒋介石这次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的最大成果，是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这使蒋介石兴奋不已。这次的不期而遇，成为张申府进黄埔军校的机缘之一。

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出身的蒋介石在1926年前仍是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周恩来语），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虽然对苏俄心存戒心，但公开场合却以高姿态赞成“联俄”并接受“容共”。羽翼未丰的蒋介石深谙招揽人才为己用的道理，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力量，以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正如黄埔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方鼎英所言：“本校政治部之共产分子，如熊雄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熊雄是共产国际为中共秘密培训军事人才的对象，蒋介石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熊雄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派来的陪同，蒋、熊由此结识。熊雄后回国入黄埔，很快被蒋任命为政治部主任，这是后话。

由于各省均在军阀势力下，黄埔军校不能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只好乘“一大”会议之便，秘托返籍各省中央委员私下招聘，其中最积极者为毛泽东、徐特立、于右任、戴季陶、居觉生等。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理文书科主任，负责黄埔生在上海的考试，上海考生中有徐向前、胡宗南、桂永清、黄维等。1924年3月27日，经过各地考试合格后约有1300名考生云集广州参加复试，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广州文明路）礼堂为考场，国文试题由戴季陶拟定，数学题由王登云负责，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题，张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蒋先云、李之龙、周士第、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日后成为著名军事将领的人物。

张申府显然得到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的信任，5月12日，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这批由蒋介石提名的十七位人选当中，只有张申府是中共党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军衔少校），主任是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同时任命的还有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竣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邓演达等。军校教官主要来源于日本军事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军官，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第一人，时年32岁。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并不偶然，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建军思想有关。

孙中山建军校的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所谓革命军，就是要有革命精神，要有主义信仰，要学习列宁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军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作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两样”。“这种政治的训练，实为本校制度之特点，亦本校精神之寄托。”

蒋介石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的“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的利益”的想法，并不妨碍他赞同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蒋曾仔细考察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他写道：

（我）学到了许多有关红军的组织。军中政治则由党代表负责。我研究了军中党务人员的实际工作示范。我发现红军陆军第144团的团长只负责军事指挥。政治与精神教育及一般知识性的教育概由党代表负责。军官与党代表权责分明，此种制度十分成功。

它使得部队团结一致，上下亲爱。蒋介石认为中国应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建立有“主义”的革命军队。军事与政治并重，这在中国军校史上前所未有。

虽然政治教育十分重要，但苏联顾问不涉及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课程，这是不得已的策略。当时英美驻华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外国报刊出于对苏维埃的恐惧，把黄埔军称为“赤军”，他们认为，在俄国顾问的控制下，黄埔军校是布尔什维克暴动分子之训练中心。为免被国民党右派攻击为“赤化”，苏联顾问一般只负责军事训练事宜。而改组不久的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明确的理论方针，加上本身也没什么政治教育方面的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定了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担任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党员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