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度辉煌半生暗淡”

张申府（1893—1986），字申甫，又名崧年，河北省献县人。1893年，他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918年，两人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共事。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推荐当图书馆见习书记。北大毕业留校的张申府为图书馆助教，当馆长李大钊外出时，张两度主持馆务，是毛泽东的上司。他们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人之一，1920年8月张申府与李大钊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后成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4年，他们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成员。从欧洲回国的张申府成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是最早踏上黄埔长洲岛的中共红色教官，毛泽东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并到过黄埔军校演讲，此时张申府已离开黄埔。

张申府

张申府一生中有两大转折，一是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与一些人意见不合而一怒之下负气退党；二是1948年10月，一贯反对内战的张申府昧于时局，在储安平的《观察》杂志上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提倡“划江而治”。这显然有悖于中国共产党“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战略意图而受到严厉批判，不仅被民主同盟开除盟籍，连妻子刘清扬也离他而去。

刘清扬（1894—1977），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妇女部主任、民盟中央执委兼妇女委员会主任。据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1948年12月26日刘清扬便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离婚启事，宣布与“人民公敌张申府”断绝关系。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位中共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从此悄无声息。

张申府全家照

张申府曾经透露：“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毛泽东似乎仍对当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这段旧事耿耿于怀。关于这段旧事，张申年是这样回忆的：“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毛泽东后来曾在多个场合提起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为了生计，张申府不得不写信给周恩来，承认自己在政治上的“低能”，并称从此退出政治活动。张申府一而再地写检讨，后由周恩来、彭真安排，张出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以解决生活问题。想当年即1918年，张申府就是在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等参与《新青年》编委会，并于次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参与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49年，退党多年的张申府，“从这年9月1日起我便又回到北京图书馆，恢复了我大学毕业以后不久所担任的工作了”。

张申府是中国最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之一，“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影响社会变革的事件，仿佛都能看见张申府的影子”。他同时也是最早将罗素思想引进中国的学人。张申府一生总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来回穿梭，早年轰轰烈烈，晚年却籍籍无名，哑然失声，大隐于闹市之中，历史仿佛在他身上失去了记忆。直到1976年，张申府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并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真可谓“一度辉煌半生暗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申府开始逐渐被关注，先后有《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思与文》、《罗素哲学译述集》、《所思》、《所忆》等书出版。研究张申府学术思想的成果主要有：张岱年《张申府哲学思想》、张岱年《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李维武《张申府先生的哲学思想》、郭一曲《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张申府思想研究》等，这些学术著作对张申府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讨。张申府毕竟是他那一代最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中国学者之一。

但从政治史角度探研张申府的成果仍然不多，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算是一本。这部访谈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文学，访谈内容不按时间顺序作人生回放，而是将时空打乱，以迂回曲折、前后呼应的方式来印证传主的坎坷经历。此外还有一些叙述张申府政治活动的文章，这些著述对重新发现、挖掘几乎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弥补缺损的中国政治史很有意义。但是，它们对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思想和实践均论述不多，虽有提及张申府与黄埔军校及周恩来等人的关系，但仅是一笔带过，有关张在黄埔军校的研究尤为阙如。

鉴于此，本章仅就张申府与黄埔军校关系作一实证性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