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在骂声中推行垃圾清运制度改革

石岐三大怪：

垃圾桶随街摆，

自来水休礼拜，

坐车唔够行路快。

这几句顺口溜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们对中山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诙谐概括。有点挖苦，但却是真实写照。那时，中山城区石岐几乎每个街头路口都摆满运装居民垃圾的大铁桶，是名不虚传的“垃圾桶随街摆”。城区供水直到1985年时日供水能力都只有六万立方米。平日已经供不应求，每到周末，家家用水，拧开水龙头没水来，被戏称“自来水休礼拜”。直到1985年城区只有14辆公共汽车。车少路线缺，等车的时间比走路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还长，被戏称为“坐车唔够行路快”。

改革开放后，中山撤县改市，提出按中等城市规模“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城建方针。

这个方针的贯彻，实际上是从解决“石岐三大怪”起步的。而我回到中山任职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推行垃圾清运制度的改革。

中山人，特别是石岐、隆都、南朗、三乡等民田地区的群众，向来有爱干净的良好习惯。那时，我走入旧城区的内街小巷，观察每家每户，不论家境富裕或贫穷，屋里都打扫得几乎一尘不染。但是，在屋外，许多家庭的门口，大都放着一个大小新旧不一的垃圾桶。这是每天把家居垃圾倒到大桶后，放在家门口用来放置垃圾的。当然，家家户户倒完垃圾后，一定会用自来水把垃圾桶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臭味也没有，免得影响自己的家庭环境。

那时候因为内街没有设置垃圾收集点，居民们只好每天提着一桶桶裸露的垃圾，穿街过巷，拿到大路口，倒入大铁皮垃圾桶内。然后，环卫工人又用机械把大桶提到半空将垃圾倒入大车内，最后运到填埋场。

本来是每间隔一定距离放置一个大垃圾桶的，但谁都不愿意自己商铺面前有个垃圾桶，便偷偷把垃圾桶往前移，直到把垃圾桶移到没有店铺的街头巷口。而清运垃圾的时间又与人们上班高峰时间重叠。在早年经济困难时期，无鱼无肉，家居垃圾也少而无味。而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好转，新鲜鱼肉、蔬菜丰富，因而垃圾也多而容易腐烂。大热天垃圾暴露在外，简直是烟尘滚滚，臭气熏天，路人只能掩鼻而过。

对这种落后的垃圾清运方法，我称之为在最不合理的地点，最不应该的时段，去做市民们最不满意的事情。不是居民不爱清洁，而是垃圾清运制度不合理，阻碍了居民爱干净的优良传统在整个社会的传承。

定点，定时，袋装

经过近三个多月的调查，与各方争执、磨牙、讨论，并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召开听证会，新的中山城区垃圾清运制度改革方案终于在市长办公会议上通过了。这个方案可以简单归纳为城区垃圾清运改革六字方针：定点，定时，袋装。

定点，就是对家居垃圾定点收集，定点处理。居民区每隔100户左右设立一个垃圾收集点（垃圾屋），以改变穿街过巷倒垃圾的落后办法。在一定区域设立垃圾转运站，由环卫工人把各垃圾屋收集到的垃圾集中到转运站来，经压缩处理后密封运往填埋场。

定时，就是居民垃圾定时倒，环卫工人定时运，清洁工人定时扫地。倒垃圾时间为上午6：00—9：00，下午18：00—21：00。清运垃圾的时间为上午8：00—10：00，晚上20：00—22：00。而环卫工人清洁街道及马路的工作时间要在清晨7：00前结束。这彻底改变了城市垃圾全天候扰民的局面。

袋装，就是家居垃圾从祼露改为（塑料）袋装，尽量减少垃圾臭味扰民的现象出现。

这六字方针说起来干脆，写下来简单，可真正落实起来却并不容易。它是一件牵动千家万户的大事，是撼动传统陋习的难事。刚开始推行时，坊间闲言闲语四起，简直骂声一片，反对声音甚至压倒赞成声音，致使垃圾清运制度改革的实施步履艰难。

居民们大都赞成定点建设垃圾屋，因为可以减少穿街过巷倒垃圾的麻烦。但当知道垃圾屋要建在自己房子附近时，却都摇头说不。对定时倒垃圾也大喊大叫反对：“连倒垃圾都规定时间，还有自由吗？”至于袋装垃圾，更是被形容为“脱裤放屁，多此一举”，“买垃圾袋都买穷”。环卫处的清运工对原来在大路口吊装垃圾改为踩三轮车入内街清运，增加工作量，改变工作时间也大发牢骚。基层居委干部因要承担“定点，定时，袋装”的监督责任，增加工作量的同时还要撕破脸皮处罚违规者，抵制的情绪就更是暗潮涌动。

许多骂声、怨声都是因不愿意改变原有旧秩序、旧习惯，或影响到自身固有利益而发出的。对这些，我都能够理解。但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市直机关中也有人对新制度不问青红皂白，盲目跟风去评头品足。当然，在这些说三道四的人当中，也有个别人是看不起我这个“年纪轻轻当市长的广州仔”的。他们总是想找机会来幸灾乐祸，看我出丑。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我感谢这些幸灾乐祸的人，是他们促使我下定决心做出好戏来给他们看的。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在一片骂声中，中共中山市委书记谢明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领导的，不必在乎辱骂声，应该在乎我们所干的事能否经得起历史考验。历史上，许多好事开始时人们都是不愿意接受的。许多事就是要硬着头皮干。在骂声中干好事，挨骂也光荣！”他鼓励我不要气馁，按既定方案，多做细致说服工作，“黎明过后一定阳光灿烂！”

我在小榄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时，谢明仁书记便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这楷模不是因为他是我的领导，而是因为他的人品。谢书记为人朴素，作风踏实，说话不多，但思维敏锐，善于把上级政策结合基层实际加以贯彻。他胸怀宽广，善于抓大放小，而且从不贪功霸权，当县长时像个县长，当书记时像个书记。那时政府班子的作用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有摆正书记位置的谢明仁书记。

谢书记的一番话语鼓起了我的勇气，坚定了我的决心。实际上，此时此刻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必须硬着头皮把这件好事干下去。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垃圾屋的选址。尽管我们把垃圾屋设计得封闭程度高而又外形美观以便尽量减少对周围住户的影响，但垃圾屋定点在哪里，哪里就有居民不赞成。特别是当垃圾屋定点在某些有“地位”的人的住房附近时，磨牙拉锯就更是费时耗力了。面对阻力，汤炳权市长在市政府班子会议上、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严厉抨击某些歪论，要求机关干部带头支持垃圾清运制度的改革，不能无理干预垃圾屋的选点。他早就带头在自己住房附近选点建垃圾屋。我也直接在我岳母屋子背后选址建垃圾屋。在强大的改革声势和领导带头下，这一难题便冲破了。

羊城晚报曾经以《中山处处“蘑菇屋”——全市兴建垃圾屋三百多座》为题，报道了中山建垃圾屋的情况（见本书第51页）。

文明警句赢得一片喝彩

为了配合城区垃圾清运改革，宣传城市美化、卫生绿化，市文化馆和广播电台还专门主办城市文明警句征集活动，发动群众创作有地方特色、通俗易懂的文明警句。

在几百条群众创作的警句中，几经上下评选，最后确定了八句：“乱丢垃圾，有失人格”、“大家爱干净，中山更加靓”、“占用通道，人人怨怒”、“各行其道，大家好做”、“礼让成风，路路畅通”、“环境污染，危害不浅”、“环境清洁，安家乐业”、“爱护公物，注重公德”。

这八句文明警句一经公布，立刻赢来一片喝彩，都说像是地方语言的口头禅，易记易读，干净利索。

为了使文明警句图文并茂，生动活泼，我还专门请梁欣基等美术家为每一句警句配上图画。考虑到宣传的持久性，又专门到佛山陶瓷厂把它们制作成陶瓷质地的宣传画，贴在城区的墙上。好几个从外省到中山来工作的朋友曾对我说，当看到这些用地方语言编写的文明警句时，内心充满愉悦，感受到中山人的平实。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在旧城区的小巷里，甚至在市政府大门侧的覆盖河排气柱上，还不时可以见到这些文明警句。这些警句是中山建设文明城市的历史见证。几十年过去了，它们可以当做文物了。什么时候把这八句警句从墙上取下来，放到博物馆里，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这个想法，有现代电脑技能的朋友更是有新提议，说可以通过电脑技术把这八句警句动画化，用现代技术与传统手法双结合的方式使它们动起来。

为了顺利推行城区垃圾清运制度的改革，我们一方面引导居民接受新的改革方案，另一方面也要为群众解除实际的困难。为了便于群众形成使用垃圾袋的习惯，政府特别拨出16万元专款到塑料厂定制专用垃圾袋，按每户半年用量，免费发放给居民。我们设想，使用半年垃圾袋后，居民们大概就会“上瘾”了，那时叫他们不用也难了，新的习惯也就战胜旧习惯了。

他绝对不是汤市长的亲戚

建立监督和责任机制是保证垃圾清运制度改革成功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主要由街道居委会负责。每位居委干部负责督管几间垃圾屋，保证垃圾屋准时开关门，督促引导居民使用垃圾袋。运行初期，我还要环卫部门为我配备一条可以开遍城区全部垃圾屋的钥匙，随时随地检查督促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

制度一经推行，执罚必须十分严格。起步时，先有一个月的容忍期。在这个月内，对于不遵守规定者，只作口头规劝，不作处罚。一个月后，则严格执罚。违规者的名单是要在居委会墙上公布的。

尽管这样严格，还是有人不遵守，包括市里主要领导人的家属。结果不管什么人，都照样挨罚，名单照样公布。记得有一次，一踩单车者贪图方便，把一袋垃圾扔到远离垃圾屋的树头。管理人员上前要扣住他的单车。他说，你扣吧，一会儿我叫汤市长帮我拿回来。管理人员被他唬住了，马上致电我请求指示。我说你尽管扣，违规者绝对不是汤市长的亲戚。就算汤市长的亲戚这样做，我们也照扣。对一些垃圾屋关门后才把垃圾袋扔到垃圾屋门口的，我们也照样找出当事人进行处罚。怎样才能找到垃圾的主人呢？比如，打开垃圾袋就可能找到装药的写上姓名的小药袋，同时也就把垃圾的主人找出来了。此时我们就会上门规劝其下次改正。

不知是真心称赞还是话中有话，有朋友议论说，吕伟雄真够硬。我干脆回答他们，因为我的后台够硬。

老实说，推行垃圾清运改革的过程是十分艰辛的，这种艰辛还牵涉到全家人。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下属无时无刻往家里打来电话，弄得家人寝食不安。垃圾清运制度改革以来，每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都和环卫工人一起清理花市收市后的残花败草，直至凌晨两三点钟。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大年初一的清晨又要急忙起床穿上节日服装，陪书记市长们到环卫处向节日里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拜年。这些事情全都做完了才能够与家人团聚。可到此时，人也早已精疲力尽。

经过强大的舆论宣传，领导及机关干部以身作则，严格执罚，“定点，定时，袋装”的六字方针渐渐得到落实，城区卫生面貌变化显现，路口的大垃圾桶消失了，上下班人流秩序井然了，人们再也不用掩鼻而过。清晨的路上，晨运者不再与扫地者共用一个时空，人们享受到垃圾清运制度改革的成果，骂声退下去了，赞扬声占上风了，一项改革千家万户旧习惯的制度也神奇般地建立起来了。著名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曾经在《一个普通人和一个美丽的小城》的文章中提到中山市垃圾箱的变迁（见本书第52页）。

用真金做的金牌

中山城市垃圾清运制度改革的成功、城区卫生大改观的事实吸引了广东省内各城市前来参观学习。时任副省长张高丽领着各市的市长到中山检查考察后确定在中山召开全省现场会，推广中山经验。后来，中山成为第一批“国家卫生城市”之一，汤炳权市长被授予“卫生城市市长”称号。市政府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总结表彰大会，那时我已调任广东省旅游局局长了。汤炳权市长专门请我回来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说：“国家奖给我的奖牌是铜做的，今天，我们奖给吕伟雄同志的是用真金做的金牌！”

退休后，我回到中山生活。当年一起参与垃圾清运制度改革的老朋友向我诉说，这个垃圾清运制度现在有点松懈了。一天早上，我专门到柏苑新村和附近居住区实地察看了一下。垃圾屋墙上还是牢牢钉着收集垃圾的时间表。清运垃圾的时间已过了，一袋袋垃圾却摆在垃圾屋敞开的门外。我一连看了十间垃圾屋，没有一间按制度执行。

一种群众乐于接受而又形成社会习惯并且成为中山品牌的好制度未能持之以恒执行下去，对我这个参与制度建立的人的打击十分沉重，我心里冰凉冰凉的，失望的情绪如电流瞬间走遍全身。

严峻的现实告诫我们，要让好的制度承传下去，没有后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精神，也只能是空想。中山以垃圾清运制度改革为基础而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的称号，已经有相当的年份了，但支持这一称号的制度似乎慢慢地淡然消失了，随着这一制度的淡然消失，“门前三包”责任制也因不注意“提纯复壮”而变得越来越得不到商业经营者的支持而处于“半死不活”状态。据知情者告诉我，目前，坚持得较好的只有石岐区和东区。

最近，从电台听到，在大路上看到一条“全民参与搞卫生、巩固国家卫生城市”的标语。这条标语是在告诉市民，中山要接受国家卫生城市的复核了。从这条标语中，我也感悟到有些部门已经感到中山这个“国家卫生城市”的称号有点岌岌可危了，要不，何必用“巩固”一词呢？我希望，“巩固”应该成为一种持久的行动，而不是接受复核时的一句口号。

在谈到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差了的时候，有些中层领导与我谈了个人见解，认为城市环卫部门不应该转制，就算转制了，也不应该是一家公司独家经营，应该是多家公司竞争，环卫工作才能做好。我赞成这个观点。如今环卫设备先进了，环卫工人也多了，但对制度的持续性缺少研究，监督力度也严重弱化，背上了“全国卫生城市”的声誉包袱，反而太重名誉而缺少锐意改革的勇气了。

可喜的是，中山市越来越多民间团体自觉地而不是作秀地投身到清洁城市的活动中。有一个名叫“金钟跑友群”的团队，多次徒步进入五桂山清理垃圾。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我。我向他们申请，下次活动一定别忘了通知我。

据我所知，还有一个“中山磨房”的清洁山野小分队，也在发起类似的活动。希望这些群众自愿团体更多出现，这样可以倒逼责任单位真正担负起其应有的责任。

附1：《羊城晚报》报道

中山处处“蘑菇屋”

全市兴建垃圾屋三百多座

日前，广东省副省长张高丽和一些城市的市长们在这里参观时发现，中山市的大街小巷，全然不见垃圾桶的踪影。

在居住着普通教师的柏苑住宅区，张高丽一行被一幢蘑菇形小屋所吸引——小屋顶长满葱郁的常青藤，屋子的表面饰着漂亮的马赛克。陪同参观的中山市负责人介绍，这种小屋是住宅区的配套设施，专门用来给居民堆放生活垃圾。根据每百户居民建一幢“垃圾屋”的规划，目前全市已兴建了300多座“垃圾屋”，今年上半年，已完全结束使用垃圾桶的历史。

据介绍，和垃圾桶相比，“垃圾屋”不仅封闭性能好，而且有一定的“隐蔽性”。此外，由于中山市的居民们已习惯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倒垃圾，“垃圾屋”的管理也显得比较容易。

大街小巷摆放垃圾桶，已被看做是与现代城市极不相称的一种“景观”。在目前召开的广东省整治脏、乱、差现场会议上，省长朱森林以广州为例说：“由于管理不好，摆放垃圾桶的地方，常常是最脏的地方。这种状况，一定要加以改变。”中山市的经验，是否值得广州和其他城市借鉴呢？

（选自《羊城晚报》1994年11月11日，作者张洪潮、孙玉红）

附2：

垃圾箱的变迁

清晨，我一个人上街散步。

中山的早晨真是宁静而又清新。洁净的路上行人极少，覆盖着道路的绿荫中传来小鸟的啼与鸣。空气中飘荡着微湿的清香，说不清这清香来自何方，也许是花，也许是树叶。

一位白发老人在林荫路上跑步，看样子，像是离休老干部。和我并肩而行时，老人的脚步慢下来。于是我们有机会作了一次极有意思的对话。

“在这里跑步，真是一种享受。”我说。

老人微笑着向我点头。我的话正合他的意。

“你每天都出来跑步么？”我问。

“现在是。以前我可不愿意上街跑步。”

“为什么？”我感到惊讶。

“以前这路上气味不好，走到哪里都是垃圾桶，鼻子受不了。”

“现在呢，垃圾桶都到哪儿去了？”

老人开心地笑着，大声回答：“都退出历史舞台啦！”

“那垃圾往哪儿倒呢？”

老人目光环顾四周，终于满意地找到了目标：“喏，你看这垃圾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不禁愕然了。树荫深处，有一间式样别致的小屋，墙面上铺着浅绿色的瓷砖，屋顶和墙基上有固定的花盆，几颗米兰长得枝叶茂盛，绿叶中正开着星星点点的小白花。和一般屋子不同的是，这小屋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锁着的铁门。很难想象，这样的小屋竟会用来倒垃圾。而且，小屋的四周并无垃圾的痕迹。

见我惊讶，老人又补充道：“现在倒垃圾是规定时间的。垃圾放在塑料袋里，一天倒两次，不能随便乱倒。集中起来的垃圾马上就运走。所以，你走遍中山也看不到垃圾。我们中山的垃圾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报道过呢！”

老人那种强烈的自豪感，我完全可以理解。说实话，我还真羡慕呢。走过全国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能把生活垃圾管理到这样，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我很自然地联想起我在上海居住的那条路，很巧，那条路的名字叫香山路，正是中山从前的地名，而且，上海的孙中山故居就在这条路的尽头。这是一条短而幽静的林荫路，然而大煞风景的是，几个垃圾箱和几十个垃圾桶在这条路上日日夜夜门户大开，招引着蚊蝇，也把原来应有的那种幽静宁静的气氛破坏得干干净净。假如，能像中山这样该有多好……

也许，这些事又和吕伟雄有关？何不采访一下这位老人呢！

老人似乎知道我的心里，一边加快脚步开始小跑，一边说：“我们这里，市长亲自管垃圾箱的改革，管得有水平！”

“请问，你说的是哪一位市长？”我连忙问。

老人已经跑到了我的前面，但他还是回过头大声回答了我：“吕伟雄！吕市长！”

老人走后，我独自一人穿街走巷兜了一大圈，沿途又看到三四间类似的垃圾屋，一样的美观，一样的清洁，只见花草覆盖，不见垃圾的痕迹。我还发现，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哪怕是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小角落，路面都被扫得干干净净，很难找到瓜皮纸屑。这简直是奇迹。

能把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的生活垃圾和环境卫生管理到这样，倘不是亲眼所见，真是难以相信。吕伟雄究竟有些什么法宝呢？

见到吕伟雄时，我问起了中山市垃圾管理的情况。

吕伟雄想了想，说：“这其实也是一个改变观念的问题。中山的垃圾以前一直是个大问题。以前住在农村的市民，根本没有垃圾概念，垃圾往窗外扔，脏水往门外倒，那时家常便饭的事情。进城之后，老习惯还是改不了。前几年来我们中山，走在路上可得小心，楼上很可能突然飞下一包垃圾或者泼来一盆脏水。假如听之任之，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中山市区就会变成肮脏的大垃圾箱。怎么办？抓管理！开始在街头搞了很多垃圾桶，让市民把垃圾往桶里倒。天冷还好，一到夏天就糟了，垃圾要不了半天就在桶里腐烂发霉，弄得市区里臭气熏天。后来就想到了现在这办法，在全市建造了125个美观的垃圾集结点，让市民把垃圾装进专用塑料袋，定时定点送进垃圾屋。城区垃圾早不过午，晚不过夜，一日两清理，城里再也看不到垃圾了。开始许多市民不乐意，倒垃圾还有这么多规矩，太不自由。对，就不给自由，过一段日子，也就逐渐习惯了。改变人们长期以来随意乱倒垃圾的坏习惯，也是我们中山的一大进步！你肯定要问，每天成百吨垃圾怎么处理？有办法，一部分运到市郊的山中埋掉，一部分运到垃圾处理工厂，变废为宝。”

“那么，你们的街道怎么能保持这么干净呢？”我又问。

“哦，我们实施了‘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使这个办法成为我们中山市的一条法规，责任单位不仅要无条件承担‘三包’任务，而且要管好‘三包’，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全市专职或者兼职从事‘三包’工作的有将近3000人。搞好环境卫生，已成了中山市全体市民共同关心的事情。”

说到这里，吕伟雄笑起来：“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时，我夜里无法睡好觉，做梦也看见自己被铺天盖地的垃圾包围着，压迫着，连气也喘不过来。”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显得无比轻松。

（选自《一个普通人和一个美丽的小城》，作者赵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