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上任前的第一课

人啊人，怎么这么变化无常呢？

我是1985年7月30日由中山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山市副市长的。在上任前的一个多月，我已经作为市政府党组成员开始熟悉中山情况。

世事就是如此巧合。我从务农青年转为国家干部时，从考察开始，便是组织部甘玉明同志跟进的。如今，我重返中山任副市长，还是甘玉明同志到岐江桥头的中山汽车站来接我。

他已经从组织部的股长升任组织部的部长。我十分尊敬甘部长。他对人坦荡热诚，做事干脆利索，风格爽朗，心地阳光，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从不盲目接受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观点。他有一双特别有神的眼睛，说话带点南朗乡音，但吐字特别清晰。

在组织部办完报到手续后（那时手续是由佛山市委组织部开出介绍信交我，又由我把介绍信交给中山市委组织部），甘部长为我提着两个沉甸甸的钢哑铃（那是我用来锻炼身体的），把我带到市委对面的139招待所（即现在准备兴建的博物馆工地处）安排住宿。住宿安排让我感觉不同了。以往我作为佛山团地委干部下乡到中山来，也是安排在139招待所住宿，住大通铺，使用公共厕所及冲凉房。而这次回来任职，安排住的是单间，有独立的洗手间及一张写字桌。还好，除了房间安排特殊点外，其他一切都很平常。还是我一个人单独在招待所用晚餐。要是现在，也许要一二十人来陪餐，表示欢迎新领导了。那时，机关的风气就是如此朴实。

晚上，我在招待所房间拨通了一位老朋友家里的电话。他是某部门的副职。我想找他聊天，顺便了解一下社情，他爱理不理，态度冷漠，把我的约推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也许听到我将任副市长的风声了，他立即出现在我的面前。此时的他，脸上每一块肉都堆满笑容，可这笑容像是用机器操纵的，极不自然，奉承话一串串，但每句话都包含很多形容词，令我全身大起鸡皮。这一刻钟前冷漠无情，一刻钟后热情似狗的变脸演技成了我上任前的第一课。我顿时成熟、聪明了许多。人啊人，怎么这么变化无常呢？

到中央党校市长研究班受训

刚到任，汤炳权市长安排我协助宫玉亭副巿长联系市建设委员会的工作。

那时中山尽管已经撤县建市了，但整个政府机构还是按农业县设立的。没有城乡规划局，没有国土局，更没有环境保护局。建设委员会当时的主要精力是管理几个市属建筑公司，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几乎没有考虑。形成这个局面是由于中山一直是商品粮生产基地，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先生产，后生活”，领导的主要精力全放到农业生产上，城市的事排不上队。再者，建委所有领导人全都是从建筑公司提拔上来的。他们的本领就是搞建筑，对城市规划管理毫无经验。挖苦点说，当时建委的名称应该叫建筑工程管理局。

事实上，建委的历史进程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山县人民政府设立建设科。1953年3月，因中山县分出石岐市，建设科的业务整体移交给石岐市。县政府设农林建设科，主管农村工程建设事项。1955年5月农林建设科又分为农业科和水利科。1973年4月，县革命委员会设建筑工程管理局，主管全县城乡建设事项，而石岐镇政府单独成立城建办公室。1977年1月，建筑工程管理局又改名为基本建设局。1982年8月，又撤销基本建设局，设立基本建设委员会。1984年3月，基本建设委员会除去“基本”两个字，改为建设委员会。从这个机构的演变过程可以清楚看到，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山实际上只有管理建筑工程的行政机构，而没有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的行政机构。

我正是在中山城市起步发展而城市管理机构缺位的十字路口上上任，接受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挑战的。

组织上要我接受这挑战，可又给我好机会——到中央党校市长研究班接受培训，该班由中央组织部和建设部联合主办。第一期巿长研究班有来自全国80多个城市的市长，专门研究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按班里规定，应该是城市的第一把手参加的，汤炳权市长却把机会让给了我。当我受训回来，滔滔不绝向他汇报学习心得时，他是否有后悔当初把机会让给了我，我就不得而知了。他后来也积极争取，在第三期参加了培训。

研究班的培训方法很简单，一句话，理论联系实际。前期主要是学习基础理论。马列主义基础是少不了，接着是世界城市发展史和城市规划概论等。后期则主要是实践经验交流，请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的专家讲课，并到各城市考察先进实例。

对课程安排，我有自己的想法。马列主义基础我已在广东省委党校学了一年多，这次应重点学好城市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于是，上马列基础知识课时，我都“逃课”，改为泡在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还有一个室是专门收藏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版的图书。据说这些图书是一香港著名书商送给国家副主席王震，而王震转赠给中央党校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关城市发展的书籍，因此那里就成了我学习的天地。

在那里，我领悟了新加坡城市管理的政府主导型及严格执罚的亚洲风格；研究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如何吸取教训，关注民生，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推动城市化进程，继而带动经济腾飞的历程；了解了香港这个国际化城市的精英阶层如何融合中西文化，发展自己，走向世界的经验。对于各地专家专题介绍世界各地城市发展经验，研究我国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简直是如饥似渴般地听取。

研究班后期还专门组织学员考察了天津、江苏、浙江等地的城市以及香港，实地研究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具体案例。

快结业时，80多位学员倡议成立全国性的市长协会，我是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且来自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于是，我也成了该协会的筹委之一。

市长研究班使我从对城市发展的一无所知到初步入门，认识了城市发展的根本要求，有如掌握了城市这把锁的结构。对我而言，这是极其必需的战前备战，学到了受益终生的知识。此外，我还结识了各城市的领导学员，建立和扩宽了工作的人际关系。这在实际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海外乡亲筹钱请我考察澳大利亚城市管理

从中央党校受训归来，我立即投入实际工作。

不久，澳大利亚中山同乡会首领们回乡恳亲，汤炳权市长邀我作陪会见。他向各位乡亲介绍我是新任的副市长，刚从北京受训回来，以后分管城市建设和城区工作。这个简单的介绍竟一石激起千重浪。李炳鸿会长等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谈了许多回乡观感。第一句话便是：家乡菜味道好，食（吃）得多却疴（拉）不出。汤市长惊问为什么。原来是厕所太落后，同胞不习惯，特别是夫人们离开酒店后就不敢进厕所了。商业繁荣，商品丰富，但满街垃圾，污水横流，出门要掩鼻。汽车单车多了，但不守规矩横冲直撞，乱停乱放。

乡亲们一口气指出了家乡城市的不足，汤市长赞扬乡亲们讲真话，对着我说：“吕市长，你有嘢做了。”会见中，李炳鸿会长提出邀请我到澳大利亚考察，亲身感受国外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会见结束后回到办公室（那时，汤市长与我共处一室办公），汤市长对我说：“看来，你的工作要从管好厕所和垃圾开始。”

真没想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出国门考察的费用，竟是李炳鸿等六位乡亲一人一份凑起来的。

在悉尼，先是由李炳鸿带我考察悉尼的垃圾收集。考察的第一站就在他家的厨房，由他示范每家每户饭后的残骨剩菜是如何处置的。每家厨房的洗水盆下有一台粉碎机。一按电钮，所有残骨剩菜打烂后连水带渣冲到专门的管道集中处理了。李炳鸿告诉我，这管道是与化粪管连在一起的。

接着，他领我看肉菜市场。肉菜市场内整齐干净，明亮通风，听不见国内肉菜市场常有的嘈杂声，闻不到国内肉菜市场那股市场特殊气味。摊位上所有蔬菜买回去不用再挑摘即可煮食，因而每个家庭的厨房垃圾量不大。而我们在国内正好相反，在市场买一斤菜，大概有三四成要变成垃圾往外倒。这个在源头减少垃圾进城量的社会系统工程对我启发很大。

看过市场，李炳鸿开着奔驰小轿车，带着我兜了悉尼十多个居住小区，主要是让我体验居民住宅区的垃圾是如何收集的。

悉尼对家居垃圾采用分区定时收集的办法。具体说来，每两天收集一次，A区每星期一、三、五，B区每星期二、四、六，每天早上9点前各家把垃圾用塑料袋装好，放在花园门口。垃圾收集车沿途把垃圾收集运走。当我们9点经过时，各家门前都有一袋垃圾，10点回头时垃圾已经收集完毕。这种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习惯，人人皆知，个个必从了。

第二天，我又随李炳鸿专门考察悉尼的交通及停车场管理系统。天还未亮，李炳鸿便驾车把我带到一条城市主干道，停好车后叫我注意观察。只见一辆警车领着一大卡车从远处开来，沿途将超时违停的小轿车吊上大卡车拉走。“天天如是？”我惊奇地问李会长。“是的。而且风雨不改！”李炳鸿向我解释，只有坚持这样拖车，才能保证上班高峰时所有主干道畅通无阻。

途中，李炳鸿要到一公司会朋友。车到公司门口，公司的工作人员便让李炳鸿把车停在马路边的停车位，顺便把硬币塞进停车计时器。

离开朋友公司时，我想当然地问：“马路边停车位由交通警察部门确定吗？”李炳鸿作了否定的回答。原来，悉尼市分成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个市政委员会。市政委员会由该区居民推荐形成，完全义务为市民服务。像路边停车位这一类事情，就是由市政委员会决定的。交警只有维持交通的责任，没有决定停车位的权力。李炳鸿怕我不明白，还补充解释：这是防止权力与利益挂钩的好办法！

李炳鸿还专门带我参观了悉尼的公共厕所。通风、透光、干净、安静的厕所环境让我找到了差距。

在深入了解悉尼的城市管理措施后，乡亲们陪我驱车长途跋涉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那天天未亮便出发。路上，我们的汽车还撞伤了一只忽然从树林跳出来的袋鼠。

一路上，我向乡亲们谈及几天来参观考察的感想，称赞悉尼市民的高素质和自律性，话语中有埋怨中国人素质不高、自觉性不够的味道。乡亲们立即予以纠正。他们说，外国人与中国人都是人，身上都有坏习惯，一定要依靠严格的城市管理制度持之以恒地规管，坏习惯才能变好。他们指着路边住宅的小花园举例说，这花园如此整齐美观，既有主人自觉的努力，可背后也有一条硬制度管着。哪一家该剪草时不剪草，政府按规定派人上门修剪，然后费用要房主支付。“罚钱罚到你肉痛，问你自觉不自觉？！”乡亲这一语道破了城市管理的真谛。

从澳大利亚回国，飞机要经停新加坡，客人可在新加坡停留24小时。我不想浪费这24小时的时间，便把行李放机场保管，打辆的士满城绕圈。新加坡居住小区的建设，旧区的改造和保育，尤其是城市管理制度的严格、执法的严苛都令我印象深刻。有人形容，新加坡城市的整洁美丽是靠执法形成的。

说实话，我十分认同新加坡的经验。城市良好的秩序要靠严明的制度，严格的执罚来维持，纯粹希望人们的自觉，那只是天方夜谭。严格的制度只是管理了不自觉的人，而有自律的人不会因严格的制度而受制，反而是更能享受本应享受的自由。

我感恩乡亲们的慷慨，更感恩他们的赤子之心。他们出钱让我成行，腾出宝贵的时间陪我考察，苦口婆心引导我认识城市管理的真谛。

中央党校市长研究班的受训，收获是巨大的，但主要是讲授理论知识，多半是大概念，让我懂得了城市这把锁是如何构造的。而澳大利亚之行，乡亲们着实给了我一把打开城市管理大门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