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踏上革命道路

一、参与创办求知书店

1935年，早已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他们不断地制造事端，逐步蚕食中国。5月，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就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从此他们又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0月，又策划华北事变，他们要求驻守在平津和冀察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设立华北自治政府，罢免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11月，再策划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将调动大批兵力进占河北和山东。与此同时，他们还策动河北香河汉奸暴动，搞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族危机加重。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面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草拟了八一宣言（题目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上以中共中央等名义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对全国民众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下，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盛大的抗日救亡游行请愿活动。当请愿无果后，即组织示威游行，但遭到军警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学生们悲愤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爱国学生的行动获得了北平市民以至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声援和响应，16日，北平学生与市民1万多人集会游行。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也先后爆发了爱国学生的集会与示威游行，不少工厂的工人也举行罢工声援学生。上海等地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还成立各界救国会，出版杂志，发出通电，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此后，全国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新的形势要求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开创中国抗日的新局面。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以及中央红军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刚站稳脚跟，便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关头，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远离北平的安庆，在国难当头面前，年轻学生血脉里流淌着与北平青年一样的爱国热血。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安庆的安徽大学学生就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并检查、封存甚至焚烧日货进行抗议。“一二·九”运动后，12月18日，省立安庆高级中学成立学生救国会，并发出专电声援北平各大、中学生的爱国斗争，还派出学生到各校宣传发动，商讨有关采取联合行动声援北平学生的事宜。但是，国民党当局教育部门对学生的爱国举动非但不支持，还悍然下令，禁止学生罢课、游行和请愿。这更激起爱国学生的不满。安庆女子中学的学生首先起来发表宣言，直指国民党教育部部长和安徽教育厅厅长的讲话是一派胡言，“是出卖学生运动、出卖民族的阴谋”，号召热血青年“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来滴最后的一滴血”。

此后几天内，安庆境内的安徽大学、安庆高中、怀宁中学、六邑中学、东南中学、安庆初中、圣保罗中学、安庆女中、培德中学、奎文中学、安庆高工、安庆女子师范、安庆女子职业中学等13所学校酝酿并成立了安庆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并于23日组织了全市学生的游行示威，要求当局抗日救国，一致对外。是日下午，全市各大、中、小学40多所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分别整队到安徽大学操场集合，并从安徽大学北门出发进城进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北门大街、大关帝庙、四方城、县门口、龙门口、倒扒狮街、四牌楼、省政府、省高等法院、吴樾街、市政街等，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队伍到达大南门后，学生们又分别作抗日演讲。此后，爱国学生还到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讲演厅举行题为“谁是中国大仇害”的讲演，又组织宣传队到处宣传，出版各种画报和书刊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感召和鼓舞了安庆的民众。安庆的市民不约而同地加入到宣传抗日的行列。学生游行队伍经过的地方，有店员、有居民、有小贩自发地与学生一起高呼口号，或直接参加游行。甚至连受命监视学生的军警，也不时跟着学生高呼抗日口号，表现出全民同仇敌忾的情绪和要求抗日的坚定决心。

游行队伍当中，也有崇仁的身影。因为国难当头的现状，以及连日安庆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给他心中造成极大震动，使一向都关心国家、社会的他热血沸腾。于是他也走出天成布店，忘我地投身其中，跟随游行队伍行进在大街上，高呼口号，直至游行结束，才返回布店。那一刻，他感到了民众的力量，并意识到，为了不当亡国奴，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奋力反抗日本侵略者。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崇仁认识到不能再闭门读书，要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做一些爱国救亡的工作，为救亡图存出一分力。崇仁在老家和安庆认识了几位黟县老乡，他们工作在黟县、安庆与江西九江三地。其中有小学教员、钱庄职员，还有店员，都是热血青年。大家找空聚在一起，议论国内外形势，议论怎样开展抗日救亡的事。在这当中，有一位黟县老乡起着关键作用，他叫汪叶舒，当时在江西九江工作。

江西九江——长江中下游地区又一重要商埠。由于水陆交通便利，早在东晋便成为一大都会。明清时更是全国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是湘、鄂、闽、粤、皖、赣、浙大部分地区的茶叶、谷米、夏布、瓷器的集散地。九江城内商业繁华，遍布经营布匹、京广洋货、杂货、酒楼、茶栈、报关转运等11个行业的店铺600余家。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将九江辟为通商口岸，并逐步设了租界。租界内设有英、美、法、德、葡、荷、俄、意、日等国的数十家洋行。从九江出口的商品以茶叶、瓷器、谷物、纸张、木材、钨砂为主，进口商品则有棉纱、布匹、煤油、火柴、肥皂和元钉等。华洋杂处，百货聚汇。

汪叶舒，安徽黟县人，1934年至1935年间在九江工作，原来准备当报关员。因为有文化，喜欢写些小品、散文、杂文等投到《浔阳日报》的副刊上发表，引起永大安报关栈经理舒晓真的注意，被舒晓真聘用，当他的秘书和其儿子的家庭教师。为舒晓真起草文书、打笔墨官司等和教其儿子功课的工作多在晚上进行，所以，白天汪叶舒便有了一些空余时间。于是，他常常在下午步行到离报关栈不远处的“九一八国货商店”去座谈，因为这间商店有他的舅舅和表兄，也是当地开展抗日宣传的小据点。

“九一八国货商店”，顾名思义，是日本入侵后，当地爱国人士为表达抗日，勿忘国耻而开办的一家商店。它经营国货，包括日用百货和进步书刊。由于商店的抗日倾向一目了然，所以得到广大百姓的拥护，因此经营状况良好。它的进步书刊，更吸引了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前来光顾、购买和订阅。商店的业务经理叶滋生是汪叶舒的舅舅，店员黄达衡则是汪叶舒的表兄，他负责店里进步书刊的销售。黄达衡通过上海的生活书店以及其他书店，购进进步书刊在“九一八国货商店”内销售，包括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等，还通过进步学生发行到学校中去。因此，黄达衡与上海的进步书店以及进步刊物的有关人士有一些书信来往。汪叶舒与黄达衡共同在九江的学生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常到商店来的还有一位工人，叫梅可华，在南浔铁路旁边一间工厂做工，他则在工人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引导汪叶舒和黄达衡等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是来自上海的杜重远。

杜重远，吉林人。实业家，知名抗日爱国人士。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新窑业公司，曾任辽宁总商会副会长。在东北，他目睹日本对东北明火抢劫的行径，并进行过斗争。

1930年杜重远到上海，结识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爱国人士。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沈阳，亲历日寇践踏国土，同胞惨遭杀害的惨痛景象，感到切肤之痛，感慨：亡国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事变后，因遭日本关东军通缉被迫移居北平。从此立志，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同年9月27日，参加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为了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杜重远从1931年冬起，用三个月时间，以记者的身份，从上海出发，在长江一带主要城市宣传抗日救亡。6月后，又第二次出发去宣传。他的足迹遍及八省十城，先后在上海、重庆、武汉、长沙、九江、南昌、安庆、广东、广西、福建、香港，甚至到新加坡等地巡回讲演达60场。还发表过不少抗日文章，赞扬东北军马占山、十九路军等的抗日精神。他在南昌到安庆途中，听到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表示坚决抗战到底，要“打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弹”时，激动不已，写下了《民族异彩》的通讯报道，高度赞扬“一·二八”抗战精神。

杜重远在江西九江创办了光大瓷业公司，出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集资以援助抗日救国事业。主动接济东北流亡关内的学生，帮助抗日难友度过困境，又发动募捐支持抗日部队。他还在陶业管理局办了一个训练所，直接培养抗日爱国青年。后来受训的青年大多数参加了新四军，走上抗日最前线。他因此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走狗的眼中钉。

在九江期间，杜重远亲自来到“九一八国货商店”，与汪叶舒、黄达衡、梅可华等座谈，其实是几位年轻人在听杜重远宣传抗日救亡。他以铁的事实，控诉日寇的罪行，慷慨激昂地号召年轻人起来，“作积极的奋斗！”要联合成一条战线，全力前进。“暴力无论如何的凶猛，总抵不过真理的坚强。”他生动的演讲让这些年轻人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从此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聆听了杜重远的抗日宣传后，几位年轻人分析了形势，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力量，他们准备到安徽的省会安庆去开展工作，推动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因为安庆有安徽大学等一大批大中学校的知识分子，可以发动知识分子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最后一致认为，开办一个书店，以进步文化团结教育知识青年较为合适。然而，开办书店首先需要启动资金。黄达衡向生活书店在长江一带推销书刊的严普衍先生请教。严先生说开办书店，有1200元资金就够了。

1200元，对于当年几位小青年来说，是一个大数目。年纪稍大，已经结婚的汪叶舒是活动的组织者，他盘算着将这个大数目化整为零，比如分成四股，每股300元，有能力者以参股形式投资，成为书店的股东。当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几位年轻人时，大家都表示赞同。汪叶舒思考着，这四股，自己无论如何，就算砸锅卖铁，也要参一股。另外，在安庆天成布店的老乡王崇仁爱国热情很高，要去找他，看看能否筹到。此外，打算再回老家筹集。这时，“九一八国货商店”的会计汪铁梅表示愿意出资300元，让汪叶舒喜出望外。因为这是筹到的第一笔款项。接着，他向永大安报关栈经理舒晓真请假，说要回家乡省亲。获得批准后，便买了船票，直接去了一趟安庆，找王崇仁，商量为开办书店筹款等事宜。

1936年5月的一天，汪叶舒乘坐的轮船来到了安庆，上岸后，便匆匆赶往安庆四牌楼天成布店，他急着见王崇仁这位黟县老乡。很快，两位年轻人见面了。汪叶舒拉着崇仁穿过大南门街，往江边走去。在江边，他找到一处僻静地方，便迫不及待地将准备在安庆开办书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事告诉崇仁。崇仁一听，正中下怀！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全国已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作为有志青年，崇仁一直在思考着怎样才能为抗日救亡出一份力。这时，汪叶舒的提议，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令他眼前一亮。通过开办书店，团结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安庆的抗日救亡力量，这主意实在太好了！它让爱国热情高涨的崇仁兴奋不已。汪叶舒看到兴奋的崇仁，也十分高兴。接着汪叶舒将要筹措开办经费的关键问题提出，希望崇仁能够支持，还说他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打算回老家再发动一下，准备把妻子的金银首饰拿去卖掉，估计能够换回300元。此前，九江“九一八国货商店”的会计汪铁梅已出资300元。汪叶舒对崇仁说：我们每人出300元，凑够1200元，书店就能开办。钱筹够后，下一步是为书店选址以及挑选店员和购买进步书刊。安庆这边你比较熟，你先出去考察一下，看看在什么地方开书店比较合适。

听汪叶舒说到凑钱开办书店，崇仁马上接过话题，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也出资300元参股。

拿着微薄月薪的崇仁一下子就答应出资300元，这可是几年不吃不喝的积蓄啊！令汪叶舒感到有点意外，但却非常高兴。也可见崇仁对开办书店，宣传抗日救国这件事态度之坚决，热情之高涨。为了凑够开办经费，崇仁回布店后还悄悄动员了布店经理的儿子、他的远亲李尚武，他也交了100元，并准备到书店当店员。

为书店选址成为筹集开办经费同时的另一件重要工作。经商议，决定选取一处既交通便利，靠近繁华商业区的地方，但又不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因为他们准备销售进步书刊，担心繁华地区会太引人注目，一下子就可能失去生存空间。

谈完为书店集资与选址的事，汪叶舒就离开了，他要赶回老家，继续筹款。此后，崇仁根据与汪叶舒商议的结果，利用工余时间，穿行在安庆的大街小巷，寻找心目中合适的地点。几番来回，他的目光停留在吴樾街一处铺面上。

吴樾街，安庆城里一条南北走向的短小马路，但它南北两端均与繁华的大马路相通。附近就有热闹的商业旺地四牌楼街、倒扒狮街。吴樾街闹中取静，是开办书店的好地方。那里正有铺面在招租。崇仁了解了价钱后，给回黟县筹款的汪叶舒写了信，将他为书店物色到的地方和吴樾街店铺的租价作了详细说明。

汪叶舒离开安庆后，坐车回到故乡黟县。他顾不上回家乡省亲，先在县城找到原来就认识的崇实小学国文教员汪蔚林。汪叶舒将几人计划在安庆开办一间书店，通过销售进步书刊，团结进步知识分子，扩大抗日救国力量的打算和盘托出，并征求汪蔚林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同行。

汪蔚林也是一位热血青年，一听汪叶舒的介绍，马上表示赞同，并且愿意出资300元入股。他对汪叶舒说：我一直关注时局，早就有自己的看法，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却实行不抵抗的投降卖国政策，实在令人愤慨！这书我不教了，请我的父亲汪仲瞻来代替。我愿意跟随你到安庆开办书店，做抗日救亡的工作。

有志青年的爱国热情，使筹款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汪叶舒也为此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他自己的那一股还得想办法。他回到老家，对着妻子作了一番动员。在他的劝说下，妻子也深明大义，将嫁妆首饰，金、银器等全都交给了丈夫，支持他办书店，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汪叶舒将妻子的首饰变卖，筹到了300元，接着与汪蔚林一起，再赴安庆，开办书店。

1936年7月，汪叶舒与汪蔚林来到安庆，同时通知仍在江西九江的黄达衡也来到安庆集中。四位年轻人在一起，商量着开办书店的最后两件工作——租下做书店的铺面和购买进步书刊。

当时，这些年轻人接触到的进步书刊都在上海出版，而黄达衡在九江“九一八国货商店”工作时，就曾经销过一些。四人商议的结果：由汪叶舒与黄达衡赴上海一趟，一方面，去探访为他们作过抗日宣传的杜重远先生；另一方面去联系进步书刊，落实购销事宜。而留在安庆的汪蔚林，将负责租店铺和做门面的简单装修，王崇仁做协助，但仍回天成布店工作，因为书店的店员已有人选，他作为股东，只参与书店的重大决策，平时以布店店员的身份来书店看书买书，有什么情况时，也好作掩护。崇仁则自告奋勇地提出自己再承担书店家具的租赁工作，因为在安庆时间较长，情况熟悉。

1936年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正在恢复之中，共产党员在各种群众组织中发挥作用。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民众实行严密的控制，但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号召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仍在蓬勃开展。5月至8月间，各种进步的抗日团体先后在上海成立，并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

抗日救国确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汪叶舒与黄达衡来到了大上海。而他俩将要去探访的杜重远先生，此时正身陷囹圄，起因竟是他创办的《新生》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短文，引起了轩然大波。

讲《新生》周刊遭遇的风波，还得先知道它诞生的背景。《新生》周刊诞生于1934年2月，是国民党于1933年12月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诽谤党国”的罪名，查封了杜重远的挚友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后，杜重远以个人名义登记出版的。这份新刊物保留了《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以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坚决的抗日态度，“以求中国民族的新生”。《新生》周刊的每期卷首，有一专栏叫《老实话》，杜重远亲自撰写。他的《老实话》名副其实，很受读者欢迎。例如对社会，他的杂志“不会歌颂圣世，也不愿意粉饰太平，只是老老实实把农村的状态、民族的疾苦，借一支秃笔，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又如对国民党政府，他指出：“老实说一句，不管政府诸公怎样巧妙地掩饰，我们的国土是老早就一块一块地零星出卖着。只是因为零卖还嫌不爽气，所以现在正打算批发出卖呢。”对抗日军队他则高度颂扬，认为“民族精神是不死的，不过在高压下暂时潜伏了，会有一天冲决樊篱，激成澎湃的怒潮，比五四、五卅更汹涌的怒潮啊！”“我们要有越王尝胆的决心，我们要有愚公移山的壮志……我们生在这个国家，生在这个阶段，当自环顾大事，迎合潮流，向前猛进，死既不足惜，其他更何足虑？”他呼吁：“我们放下一切妄想吧，媚外即徒劳，信佛亦无用，唯有全国民众一致团结，与日本拼个你死我活，那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啊！”

《新生》周刊诞生后，由于它爱国主义的立场坚定，抗日的旗帜鲜明，抵制卖国政府的态度坚决，所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销量不断攀升，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国民党卖国政府的不满。1935年5月，杂志的主编之一艾寒松写了一篇小品文《闲话皇帝》，从学术角度泛论各国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做傀儡皇帝，必能在生物学方面有很多成就。这篇短文刊出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抓住不放，要置《新生》周刊于死地，在上海策动日本浪人游行抗议，打砸我商店门窗玻璃，威逼当局查封《新生》周刊，还将该刊告上法庭。

杜重远闻讯后从江西赶回上海，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揭露反动政府的丑恶嘴脸。著名大律师沈钧儒也给予有力辩护。但是，反动当局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以“触犯敦睦邦交，侮辱友邦元首”的罪名，判杜重远入狱一年零两个月。

此判决一出，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民众高呼“判决不公！”“反对强权”等口号，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当局在全国人民正义的呼声下，不得不将杜重远假释，送进上海的虹口医院就医，期间允许他在医院会见宾客和爱国青年。

汪叶舒与黄达衡在安庆就已经知道“新生事件”，到达上海后，直接去虹口医院探望杜重远。两位年轻人向杜重远致以慰问，还报告了准备在安庆开办书店的事，说计划在上海购买一批书籍。杜先生听了他们的计划，非常高兴，并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挚友邹韬奋，还请邹韬奋再将他们介绍给生活书店的负责人，因为他俩要向生活书店取经和购买书籍。

此后，两位年轻人见到了久闻大名的邹韬奋与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两位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对年轻人的抗日热情很赞赏，同时热心地给予指导和帮助。邹韬奋鼓励汪叶舒和黄达衡坚持办好书店，做抗日救亡的工作。还介绍他俩到静安寺路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拜会主编艾思奇。艾思奇也热情接待了这两位年轻人，告诉他们开办书店尤其应注意反动的文化特务，不要让他们抓到把柄，破坏书店的生存。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则以自己从业多年的丰富经验，一方面耐心细致地向他俩介绍开办书店的做法和要注意的事项等，包括哪些书可多卖，哪些书进货时要注意；另一方面，又直接帮助他们联系各进步书店，请各进步书店将书籍与刊物打好包送到生活书店，由生活书店负责帮忙送到航运公司，通过船托运到安庆。书款的收支全部经生活书店转账。

上海之行，让两位年轻人收获良多，也感慨万分。多位文化名人的支持，让他们感到力量倍增，对办好书店更充满信心。原来他们还打算拜访李公朴和鲁迅先生，但邹韬奋先生告诉他俩，鲁迅先生已经病得不轻，如果你们去，先生又要起来迎和送，还要费神与你们谈话，恐怕吃不消，现在去见他不合适。还反问他俩：你们说呢？两人都觉得韬奋先生说得有理，连连说是，便打消了拜访鲁迅先生的念头。三个月后，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

在几位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政治上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汪叶舒和黄达衡在上海顺利地完成了采购进步刊物的任务，于7月底回到安庆。

回到安庆后，汪叶舒与黄达衡高兴地与几位开办书店的合伙人分享着到上海拜访名人和购书的巨大收获，留在安庆的汪蔚林与王崇仁也报告书店铺面和家具的租赁和门面装修情况，一切都令人意外的顺利！大家又热烈地讨论着书店的店名。因为书店的开办得到了上海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进步书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所以，原来他们想把书店店名就定为生活书店分店，或新知书店分店。但在上海，邹韬奋等先生认为，上海的生活书店已经名声在外，再用这个会增大目标，容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倒不如用别的名字，以利书店的生存。经过深入思考，几个年轻人最终将书店名定为“求知书店”。求知，求知，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他们写好牌匾，郑重地挂在吴樾街书店的门楣上。

看来，万事俱备，等上海的书刊一到，上好架，求知书店便可以开张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