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店开张

1936年8月，安庆吴樾街上的求知书店正式开门营业。崇仁的革命生涯也正式开始。书店的负责人是汪叶舒，对外称为经理。参与书店筹备和参股的王崇仁仍是天成布店的店员，有职业作掩护。店员有汪蔚林、李尚武、陈昂若（小鬼）、王伯彦（安徽大学学生）等。上海进的新书既有文艺书籍，也有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还有进步刊物，例如《新经济学大纲》《大众哲学》《社会史纲》《大众生活》等。书店除了销售书刊外，还设立了一个“图书租借部”，为手头并不宽裕的青年学生等人士提供图书的租借服务。与此同时，书店还可以为读者代订、代购、代送图书。

由于书店经销的都是一些最新出版的进步书籍，同时服务范围灵活多样，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仿佛给古老的安庆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心旷神怡，于是，读者之中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每天到求知书店看书的、购书的、托订的、托购的、租借的人便多了起来，人来人往，使面积不大的求知书店显得十分拥挤。几位新店员虽然很忙碌，但心中充满喜悦。读者在购书、读书中接受着爱国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团结、抗日、救国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求知书店成为了安庆爱国青年的一个好去处。

崇仁在工作之余，每天都到求知书店看看，既能了解书店的经营情况，同时自己也在书店读书，包括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书籍，《大众哲学》《社会史纲》《新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在求知书店里读完的。快速阅读，不仅使他眼界大开，更让他思想境界得到很大提高。先进文化在滋润着这位渴望知识的年轻人的心田，让他从曾经的迷惘走向清醒，从一个爱国青年到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的剩余价值理论、社会进化劳动创造世界理论等，解开了过去他心中的许多谜团，让他开始懂得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的黑暗，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终日劳作，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有的人却可以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俗话说，树大招风。求知书店虽然面积不大，但它所起到的作用不小，因此，在开张后约一个月时间，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9月的一天，求知书店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叫汪士藻，此人供职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认识在书店工作的汪蔚林的父亲。他拿着名片，到求知书店转了一圏后，对店员说要见汪蔚林。双方见面后，汪士藻拿出一张书目，对汪蔚林说：书店读者不少啊！卖的这些书有没有禁书？有没有受共党影响？省党部要审查！你按我的书目将书包扎好送到省党部去审查。还说：书店卖卖书就好了，不要再搞什么代购、代订的，你要小心，不要太招摇。因为我认识你父亲，才跟你说这些，你要好自为之。他一直以质疑的眼光看着汪蔚林，用质疑的口吻说话，自然话不投机。汪蔚林此前并不认识汪士藻，见他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官员，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讲话很慎重，不卑不亢，既不讨好他，也不得罪他、顶撞他。只是说做生意，希望能赚钱，什么书好卖就多进，我们不受什么党派影响。谈话很快结束，汪士藻也匆匆离去。

汪士藻离开后，汪蔚林感到情况不妙，即约了汪叶舒、王崇仁，告诉他俩已经发生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对策。根据汪士藻的问话，大家意识到，书店已经给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必须作出决定。汪蔚林认为，还是先按汪士藻的要求，将有关书籍打包好送去检查吧。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从上海选购的书都是正规出版物，没有错误。王崇仁则说：特务盯上就让他盯好了，我们的书店这么受欢迎，他们这是眼红了吧，想找个把柄，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坚持真理，我们还是要将书店办下去，团结爱国抗日的人士。汪叶舒很同意汪蔚林与王崇仁的意见。他表示一方面按汪士藻的意思送书去审查，一方面书店照常营业，同时告诉店员注意动向，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告，观察一段时间后再作打算。三人商议后便按计划分头去行动了。

汪蔚林按汪士藻列的书目一一将书收齐包好，送到国民党的安徽省党部审查，然而却一直没有下文。看来，国民党当局审查书籍是假，真正的目的是让书店关门，因为他们非常害怕民众团结起来，批评和反对他们的卖国政策。在此期间，求知书店每天都照常营业。隔三差五，有个别身份不明的人到书店来，他们一不买书，二不认真看书，而是盯着来买书看书的年轻人，或看他们买什么书。如果有人小声交谈，他们更是紧盯不放。一次在晚上，崇仁也碰上了，他不动声色，默默观察，直至书店关门，那人才离开。崇仁终于忍不住，嘀咕道：狗特务！

转眼，一个月又过去了，特务对求知书店的监视没有停止。但是，几位年轻人却毫不理会，每天依然开门迎客，欢迎各界人士前来看书读书，订书买书。求知书店仍然是安庆爱国青年最喜欢到的地方之一。在这里，他们能够读到、买到好书、好杂志，结识到好朋友，交流着抗日救国的好主张。

然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对抗日进步人士和抗日进步力量的控制与压迫更是变本加利。九月的一天，九江方面传来消息：九江“九一八国货商店”被九江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出动军警进行搜查，正在店内工作的黄达衡以及梅可华、汪学俊等人被逮捕，并被投进监狱！

九江“九一八国货商店”被国民党当局搜查，店员被抓这个事件，释放出一个信号：国民党当局对爱国进步人士的迫害加剧！国难当前，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组织民众进行抗日，相反，却加紧迫害爱国人士，这不能不引起民众的反感与愤怒。

“九一八国货商店”的黄达衡虽然没有出资参股办安庆求知书店，但参与了求知书店的筹备策划和到上海购书等工作，所以对求知书店的情况也十分了解。他被投进监狱后，与其表弟、求知书店的负责人汪叶舒的来往书信也被搜走，这令他十分担心，因为信中谈过求知书店的情况，也谈抗日救国的理想。这一下，不光自己暴露了，还有表弟汪叶舒和求知书店的情况也暴露了。一次开庭，法官还专门盘问他与汪叶舒和求知书店的事，被他顾左右而言他，敷衍过去了。正当他焦急万分的时候，一天，一位叫黄炳全的朋友前来探监，让黄达衡猛然觉得“天无绝人之路”！他匆匆写了一张小纸条，请黄炳全无论如何帮忙紧急送到安庆吴樾街的求知书店去，让表弟汪叶舒亲收。黄炳全也不负朋友的重托，连夜坐船赶去安庆。在求知书店，汪叶舒看到了黄炳全送来的小纸条，上面赫然写道：商店被盗，书信被抢，兄受风寒，偶染微恙，望弟返乡，以保平安。寥寥数语，已让汪叶舒的心沉重起来。黄炳全接着向汪叶舒讲了九江方面的情况，并叮嘱他此处不是久留地，表哥让他马上离开，这也是他舅舅的意思。

听完黄炳全的诉说与劝告，汪叶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表示会接受他们的建议，将书店的事务安排好便离开。黄炳全看到汪叶舒的表态后，感到朋友托付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离开书店，独自返回九江。

当天晚上，王崇仁如往常一样来到书店。书店打烊后，汪叶舒便与王崇仁、汪蔚林、汪铁梅、李尚武几人商议书店的去留问题。汪叶舒将白天九江方面来人，谈“九一八国货商店”被查、店员被抓的情况告诉了大家，并说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需暂避风头。书店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继续开门经营，还是暂时关门？让大家发表意见。这时，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崇仁说：书店还要继续开办，已有的读者会支持书店，还有代购代邮书籍的业务，都不要停，否则就对不起那些热心的读者了，他们可是爱国抗日的中坚力量啊！汪蔚林等人支持崇仁的意见，并说我们不怕！书店传播知识，传播真理，没什么可怕的！

既然书店继续开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书店让谁来接手暂时负责管理。汪叶舒提议让汪蔚林来负责。这提议得到大家一致拥护。因为在书店的工作人员中，汪蔚林既参股投资开办书店，又一直亲自参与打理书店，包括从租店到装修，再到书店开张、售书进书等，而且年纪稍长，阅历也稍丰富。汪叶舒离开后，书店的临时负责人非他莫属。汪蔚林也没有推辞，爽快地答应了。

书店的去留、新负责人的产生等重大问题讨论确定完，夜已深。崇仁步行回到天成布店，上床就寝，但一直辗转反侧。书店的遭遇、九江的情况，让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许多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售卖国货，售卖进步书籍，怎么就成了问题？要审查、要搜查，还要抓人坐牢，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汪叶舒离开了求知书店，离开了安庆，乘船绕道铜陵等地，辗转回到皖南徽州、黟县，落脚到一个偏僻的深山小学里任教。

九江的“九一八国货商店”被查、店员被抓事件，连累到求知书店的负责人汪叶舒，也致使求知书店更换负责人，这是求知书店开办后所遭遇的第二次险情。然而，所有出资合伙人和店员在听到那坏消息后，都毫不畏惧，拒绝关门，坚持开店，表现出这些爱国青年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大无畏精神。不过，早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注意的求知书店，依然常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店员感到十分气愤，只有横眉冷对！

求知书店经受住了又一次考验，店员无所畏惧，读者也无所畏惧，书店每天依然门庭若市，崇仁每天晚上看到此情景，心中感到安慰！

此时的安庆，在求知书店开办，公开出售进步书刊的同时，也有个别进步学生在进行着进步的宣传活动。一位叫马彬的学生，就读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他利用暑假回到家乡安庆开展宣传活动。与汪家麟一起油印了一份刊物，起名《认识》。刊物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国防通讯》等书的节选。两人将刊物印好后，分别送往各大中学校，帮助青年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正确主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越来越多人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正确主张，抗日救国已成为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

顺应广大民众要求抗日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调整了政策，从反蒋抗日转到逼蒋抗日。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集团仍然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子，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退让，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要赶尽杀绝，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进行压制。这让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军队也不得不起来反抗。1936年11月上中旬，上海日商纱厂1万多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吃饭停车1小时、不准开除和拷打工人、反对礼拜天延长工时等，还上街游行示威。但上海国民党当局竟然调派警察进行镇压，更激起民众反抗。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又以“支援工人罢工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入罪，把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位著名爱国人士（人称“七君子”）逮捕入狱。宋庆龄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分别发表声明和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广大学生纷纷起来响应。11月25日，《读书生活》杂志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感召下，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联手发动兵谏，扣压了正在西安督促他们“打内战”的蒋介石，力谏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杨兵谏！蒋介石被抓！这条消息令国人始料不及。如何处置，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消息传来，人们一方面感到震惊，佩服张杨的胆识；另一方面，也在静观其变。崇仁依旧在晚上布店收工后，来到书店看书。书店打烊后，他才和几位店员议论西安事变，有人讲好兴奋，有人讲好紧张，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崇仁和他们一样，有担心，更有期待，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这些年轻人并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说，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是，危险再一次向他们袭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及其政府内虽然对怎样处置有不同意见，但是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却是一致的。他们马上在各地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监视和迫害，唯恐会出现更多对他们不利的事件。

12月中旬已是隆冬季节，安庆的气温很低。一天傍晚下起大雪，直到晚上，雪还没停。看着地上厚厚的积雪，崇仁决定：今天晚上不去求知书店了，就留在天成布店的卧室读书。正当他聚精会神地阅读着一本新书时，突然听到布店大门被人敲得呯呯作响，便连忙起身去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位平时认识的、在附近摆摊的小贩，崇仁与他有过接触与交谈。这时小贩气喘吁吁地对崇仁说：不好啦！求知书店被军警查封了。我刚好到吴樾街去，看见军警在抓人，店里看书的、卖书的都被抓走了。崇仁一听，突然感到嗡的一声，脑袋一片空白，几秒钟后，才缓过神来。他向小贩说了一声，我这就去看看。说完，他已顾不上寒风呼啸，天上还飘着雪，回房穿上大衣，围上围巾，踏雪向吴樾街走去。

走到吴樾街，走到熟悉的求知书店，眼前的景象令崇仁感觉像当天的气温一样——寒气逼人。只见求知书店的牌匾被打砸在地，门上贴着封条，而他熟悉的店员、经理等已被抓走，崇仁未能碰上。

对着被砸的自己曾经为它花过不少心血的书店，被封的大门，崇仁感到气愤与难过，欲哭无泪！这样的政府，怎能获取民心？！那一夜，崇仁再次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