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朱熹是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88年“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时，蔡尚思先生题诗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和武夷。”

然而，朱熹又是一位聚讼纷纭的历史人物。他在极其复杂的人生历程中饱受忧患，遭谗受贬，晚年在“庆元党禁”中被打成“伪学魁首”，饮恨终生。死后其著作与学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影响我国哲学、教育、礼制凡700年。支配日本、朝鲜之文化，亦数百载。

“五四运动”以来，朱子学说失去了往昔的独尊地位，“打倒孔家店”，批判“以理杀人”，朱熹首当其冲。“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批朱熹，人们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兴起儒学和朱子学研究热，举行了数十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学术界拨乱反正，摆脱了以西律中的固有模式，提倡注重历史演变与层次角度，强调历史还原与科学再现朱子，使学术研究绕过了历史的弯道而步入坦途。

余于20世纪80年代读张立文先生《朱熹思想研究》，始窥朱子之宏阔；读蒙培元先生《理学范畴系统》，粗知理学之门径；读陈来先生《朱子哲学研究》，略悟创新之方法。其后，新成果不断涌现，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佚文辑考》《年谱长编》，郭齐先生点校《文集》，笺注诗词，《新考》并《传》，其个人花费了巨大精力，却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之便。而经学、文学、美学、史学、自然哲学、书院教育、生平传记、事迹考论、历史世界、思维世界等专著，亦不胜枚举。世纪交替之际，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诸先生集群体力量编纂而成的《朱子全书》出版，又使朱子学研究出现新的高潮。

回顾1990年秋福州—武夷山国际朱子学术研讨会，学者云集，其间前往建阳谒朱子墓，是日雨天路滑，当地村民用轿子把年届90高龄的陈荣捷先生抬上山，陈先生在墓前毅然下跪，其庄严虔诚之状，余深深为之感动。归后读陈先生《朱子新探索》，获益良多。遥想前辈筚路之功，后学尤当勤勉不怠。是故长期以来，在汲取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刻意寻觅朱子研究之薄弱点，涵泳其间，以成文字。

“濒海通商，民物繁夥，风俗错杂”1的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在海外交通鼎盛的宋元时期，就有多种外来宗教聚集在这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考察泉州时指出，泉州历史上有个“中外文化接触”2问题，必须深入研究。换言之，费老所倡导研究的就是“多元文化接触”亦则“多种宗教并存”问题，这是泉州历史文化的特质。本书揭示并力图论证朱熹是一位经历这种“多元文化接触”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家。泉州素称“佛国”，多元宗教聚集。朱熹初仕泉州同安县主簿，晚年出知漳州，与多元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仕泉之前，朱熹所学杂驳，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曾问禅学佛，访道焚修。同安任初，朱熹也曾沉浸于佛道。然而，通过从同安一县及泉州一郡透视整个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使其接受李侗之教而“逃禅归儒”。泉州之“胡贾建层楼”（伊斯兰教寺）事件为朱熹应对禅佛教、摩尼教的挑战提供了借鉴。朱熹对于摩尼教（明教），仕泉偶涉，知漳则禁。总之，本书的结论是“朱熹之于泉南多元宗教，兼融而不宽容”。

朱子学含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智慧。有如本书通过对朱熹“理欲初辨”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朱熹理欲之辨的原始意蕴，有助于认识朱熹这一伦理命题的合理内核。随着历史的发展，朱熹政治伦理哲学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虽已消失。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文化的道德精神仍然积淀于我们民族的传统中，生长于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上。然而，我们过去因为缺乏“文化自觉”能力，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模糊和混乱。回顾20世纪70年代初，报纸杂志对于孔子“克己复礼”和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大多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事实上，朱熹的理欲之辨并非禁欲主义，他曾以饮食为例，说明理欲分际：“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12世纪的南宋国运日衰，灾害频仍，劳动人民谈何美味，存理灭欲实际所指是奢侈无度的少数官吏。因此，对于“人欲”，朱子的原意指的是“过度的欲望”。这个“度”，在不同时空中，是有差异的，不能一概而论。是故朱熹有以理性原则统制、驾驭感性欲望的“理欲之辨”。朱熹“理欲之辨”实质是综罗了先儒的义利、公私之辨提出的修养准则，其初衷在于规谏统治者不能“竭泽而渔”，以利社会和谐。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悖反，即统治者顺手接来，使理欲之辨由道德修养的向内工夫转化成为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值得反思的是，当年批孔批朱的同时，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在提倡“狠斗私心一闪念” “舍小家为大家” “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等一系列克己奉公、舍己为人的口号。试想，“斗私”不正是“克己”的转生吗？“集体个人之辨”亦即公私之辨，不也正是理欲之辨在近世的转生吗？再如理学家的堪舆思想对于民间建筑与葬俗的影响，本书第七、八章通过对朱熹风水观的文化解读，既揭示了其风水理论中蕴含的重要价值，又指出其“葬涉祸福论”的深远影响。承认理学文化及其学术精神至今积淀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土壤之中，以世纪之交为契机，以多元、开放、理性的心态和方法，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反思，重新认识朱子熹理学的现代价值。在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中做出选择，使其以新的活力应对新世纪的各种挑战。

朱熹一生不唯读书，又因“格物”而博学，成就其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而余所做的挖掘与诠释，仅冰山之一角。因此，拙著以“新”命名，非敢自诩，当自励也。本书撰写过程中，从诸多时贤的学术成果中吸取了营养。书中同某些专家学者的不同观点，也是在他们的启发下提出的，首先应向他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