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近代：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的过渡
第一章 近代：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奠基阶段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史称“近代”。
“近代”大部分时间包含在晚清中，严格说来是一个不能与“清代”并列的时间概念。人们之所以习用之，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人们向西方世界学习的重要结果，是产生了以1898年的“戊戌维新”为标志的政治改良运动和推翻几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运动。
“近代”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人文概念。在这个时期，西方的各种人文思想蜂拥而至，冲击着传统的学术理念和思维方式，并与之发生化合、转换，促进了现代学术范式的诞生。美学学科也是如此。人们引入西方“美学”的学科概念，借鉴西方美学思想，对现实和艺术中的美学现象加以讨论，“美学”逐渐走出原来散存于哲学世界观和文艺评论、有美无学的依附形态，开始了向有美有学的、独立的现代美学学科的过渡。
近代作为中国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的过渡阶段和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奠基阶段，有几个标志性的新动向值得注意。
一是“美学”学科概念的出现。与汉语“美学”相对应的拉丁语aesthetica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aisthesis，原义是“感性学”。1878年，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Emst Faber）以中文写作出版《大德国学校论略》，最早使用“美学”一词。这种译名传到日本学界。1883年，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采用汉字“美学”一词，该书翌年3月由日本文部省编辑局先后刊行，产生广泛影响。日本学者的这种译名再传回中国。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使用“美学”一词。1902年，王国维翻译日本学者牧漱五一郎《教育学教科书》和桑木严翼《哲学概论》时，较为完整地介绍了“美学”的相关内容。同年，王国维在一篇题为《哲学小辞典》的译文中，将Aesthetics译为“美学”。1915年出版的《辞源》收有“美学”词条。注19
二是“美学”教育课程的开设。近代后期，中国诞生了现代大学的学科分立制度，“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逐渐发展起来。1904年1月，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注201906年1月，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第二、第三期（总第一百十八、第一百十九号）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提出文科大学除历史科之外，都必须设置美学课程。注211907年，张謇等拟定的《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在“文学部”的科目里，也列有“美学”一课。注22不过上述设想或建议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尚未落实。在将“美学”作为一门课程纳入大学教育的进程中，蔡元培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明确提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注23在中国教育史上，蔡元培“第一次把美育提高到国家教育方针的地位”注24，促进了大学美学教育课程的开设。1914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开设的课程有论理学、伦理学、宋明理学、西洋哲学概论、美学、言语学、普通心理学等。注25“1918年文科的国文门和英文门二年级、哲学门的三年级等，都开设有《美学》课。”注26北京大学成为最早开设美学教育课程的学校。
三是“美学”学科定义的最初设定。在这个时期关于“美学”定义的解释中，美学是研究美的原理的哲学或学说。如1902年王国维在《哲学小辞典》的译文中这样界定“美学”：“美学者，论事物之美之原理也。”1915年出版《辞源》“美学”词条的解释是：“就普通心理上所认为美好之事物，而说明其原理及作用之学。”注27
四是“美”的内涵的认识或界定。“美”与快感相联系。如梁启超说：“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这种快感可以来自事物的形式，是超功利的，如王国维所说的“快乐无利害”；也可以来自事物的内涵，从而与功利、德育、理性、价值相连，如蔡元培所说的“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注28。于是，“美”实际上是有价值的愉快对象。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审美感受与审美判断。近代中国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人文价值理念蜂拥而至，引发了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带来了审美取向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决定着审美取向的价值观念就是“民权”“平等”“自由”“个体”“心性”，它们与美不是两条道上走的车，而是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
五是“美”的艺术、特别是文学概念的出现。美学是美之学。美的事物集中体现为人类创造的艺术。艺术的特征是具有能够给读者带来愉快享受的美。因此，艺术又叫“美术”。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为“美术”的一个重要种类，这个时期就完成了从古代广义的“泛文学”“杂文学”概念向狭义的“美文学”概念的转变。近代后期美文学概念的广泛兴起，为“五四”时期文学作为狭义的艺术概念进行学科的系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反映近代作为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过渡阶段的时代特征，我们首先从章炳麟的《文学总略》谈起，他对传统泛文学观念的总结与捍卫，以及对新出现的美文学概念的反击与批判，恰恰彰显了《文学总略》是古代美学在近代的遗存。但不久，这种传统观念就被大量的美文学观念所覆盖。在黄人、王国维、金天翮、刘师培、鲁迅等人提出文学是一种“美术”这一观点的同时，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小说在社会上的风靡，人们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审美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并达成了共识，如黄人说小说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夏曾佑说小说给人带来的美的快乐可“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徐念慈从情感性、理想性、形象性三方面分析了小说之美的奥秘和特征。鉴于小说在所有文体中美的感染力最强最大，所以梁启超、狄葆贤等人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美文学概念是建立在美的自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美学对美的特质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纯形式可带来无利害、超痛苦的快感。对此，王国维综合中西资源做了系统阐释，所以王国维的美学学说可视为中国美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但事实上，快感不仅可由无利害的形式产生，也可由有功利的内涵带来。审美的综合快感最终是由功利价值观念决定、主宰的。近代改良派、革命派从西方借鉴先进的价值理念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纲常伦理展开变革，实际上也给这个时期美的概念注入了新的价值内涵，它们直接成为“五四”道德革命和审美新变的接力棒。而康有为“求乐去苦”的人生追求和雄肆唯情的艺术宗尚，梁启超一方面强调和探讨美和艺术的快感特征和规律，另一方面又主张用美文学样式为政治改良服务，就体现了美与价值交融一体的特点，奠定了现代美学形式美与内涵美、艺术的审美自律与社会他律相反相成、共生互进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