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作为价值同反价值斗争前提的历史学
历史学的反对者、或光荣地自称的“反历史主义者”，不仅指责它通过回忆过去保存过去的分量，把他们的理想置于无历史或忘却历史的民族的至福中，并主要指责它满足于叙述事实、但未对事实做出义不容辞的判断。
若历史断言是出色的判断，甚至是人们了解的唯一判断，若一部历史著作中交织着叙述和判断，当不区分性质和不判断就不能叙述政治性的确定事实、宗教性的事实、智力性的事实等时，怎能这样指责呢？根据兰克 [10] 的著名公式，“按本来状态陈述事物”是历史的唯一目的：根据存在谓词同判断性质谓词不可分割的逻辑原则，那些不能陈述的事物被忽略或省略，是因为它们未被确定性质、因此未做出判断。 [11]
由此可见，人们指责它忘却的判断不是真正的判断，唯一真正判断是思维活动，而是对人们想捍卫、支持并使其胜利的某些理想目的的赞成或谴责，人们面对这些目的，仿佛面对法庭，人们引证过去的人物，为使他们适应自己的行为，给他们授勋或打上恶毒言行、恶习、愚蠢、笨拙及类似的烙印。人们关注他们这些方面，但未想到两个法庭间的巨大差别：我们的法庭（无论是司法的还是道德的）是现在的法庭，是为活着的、能动的和危险的人开设的；而那些曾经支持当时法庭的人不可能两次赦免或判刑。在任何新法庭面前，过去的人都不负责任，恰恰因为他们已进入过去的和平之中，他们只作为历史的对象，只承受渗透到他们活动的精神中并在此精神中理解他们的判断。理解他们，与此同时，并不像格言“完全理解即完全宽恕”所希望那样，宽恕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超脱于严酷与宽容，就像超脱责骂与赞美一样。负责叙述历史的人们不知疲倦地执法、判决或赦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历史的任务，他们还将寓意上的法庭按实际含义理解，一致公认他们缺乏历史感，但他们却自称曼佐尼 [12] 。人们感到这种判断有点麻烦，感到它的不适宜和空洞，仿佛看到有人用拳头猛击石像，但石像纹丝未动或未变形。恺撒有罪，因为他使罗马失去自由：尽管法官用严酷、高傲的神态宣读判词，并让宣判声在法庭回荡，但对恺撒没有丝毫力量，对我们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处于历史学层面上，在这里个人不再以应选择自己事业的人出现，而是作为事物进程和肩负的使命所分派他的角色出现，我们竭力理解这种角色。戴着手铐的恺撒对我们无关紧要，他被拖到伪历史学家的法庭上，等待宣判、不知怎样和何处服刑而声名狼藉；若历史学家只判断不宣判，来到我们中间解释：在罗马如何从动荡的寡头共和国、内战和政治自由意识的消失过渡到帝国，帝国持续好几个世纪，完成自己的事业，并传于未来的世纪；我们思维的兴趣才能醒悟，这样帝国生活在我们思维之中，并且活在我们大部分制度中。
只有历史判断把精神从过去的峡谷中解放出来，作为纯粹判断，它超越对立各方、小心谨慎地抵抗它们的冲击、诱惑和陷阱，自己保持中立，它只致力于提供向它要求的光明，只有它能使实际意志形成，并开拓通向行动展开的道路，伴随行动进程、通向善反抗恶、益反抗害、美反抗丑、真反抗假、总之价值反抗反价值的道路；于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不合法地回响起接受与拒绝、赞美与斥责之声，它们被称作判断但不是判断，由于它们不是判断，人们感到需要在哲学中不把事物存在以及其价值同其存在统一的判断界定为判断，而无疑把同无价值事物对立中有效的判断界定为判断，因此被命名为“价值判断”，然而在此情况下，应直截了当地称作“情感表现”。在情感表现中还存在历史材料表现，后种表现是通过把过去的人物和行为提高到现代人爱或憎的象征形成的，即自由与暴政、慷慨与自私、神圣与魔鬼般的背叛、有力与衰弱、智慧与愚蠢等象征：对苏格拉底和耶稣的爱，对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的赞赏，对犹大的憎恶，对亚历山大六世 [13] 和腓力二世 [14] 的仇恨，以及拥护恺撒或庞培的各种争论都源于此。它们纯粹是自然情感，即使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它们受到逻辑统一性和高雅文学趣味责任的控制与调节，仍以某种方式使我们的语言绘声绘色，因此当我们暴露灵魂中不可隐藏的东西时没有过错，仅当爱的对象低劣、恨的对象不配时才感到脸红。然而， 它们不是历史判断，更不像法官式历史学家、风格上的塔西陀主义者、无奥古斯丁灵魂的奥古斯丁主义者想象那样，是历史学的目的。它们在行动领域是不可缺少的，在说或写时准备行动的人的语音语调中不可避免，但同历史学的逻辑不相容，历史学不接受纯而又纯或绝对不纯的活动或人物，历史学摒弃这种不可解决的问题，因为其基础不正确。此外，这种人若对节操并不陌生，当听到对自己人品和成就的事业的赞美判断，却未立即感到心中有愧，当真理的神圣性被如此冒犯，他竟然未表示反对和抗议、未感到犯有过错？
人们若探寻如此无用之物的原因，似乎“价值判断”从现在事物（这里价值判断完成了自己的功能）转移到过去表象（这里价值判断不仅妨碍、而且去除研究的对象）非常惬意，可能这里正是考察爱慕虚荣的软弱之地，为逃避实际斗争危险和付出的努力，乐于自欺欺人地用语言的巨大冲力激励不能战胜危险的人们，因为他们被关在过去的地下墓里。旧时代的蹩脚文人、今日强者的献媚者，时刻准备乐此不疲地布道和宣判历史人物，他们披着历史学家庄严、严肃、廉洁的外衣；除非那些历史人物现在未找到关注他们的声誉以保护自己名誉的更强者，否则这些人准备改换门庭。需要阻止适宜奴隶社会的旧历史学家类型在当今时代（可渴望不是奴隶制的）重新出现；然而，人们向往恢复的法庭式历史学预告，或肯定有利于他们的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