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日的田园城市》是一本城市规划书吗？

大约在15年前，我着手翻译之时，就有人说这不是一本城市规划书。当时我对这种说法没有完全理解，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想起来，问题还在于，究竟什么是城市规划？

有些城市规划师习惯于把城市规划看成是图上作业。似乎城市规划方案的优劣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制图能力。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和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只要有当地的地形图，再用几天时间大致看一下现状，就可以离开现场，回家伏案作图了。当时流行什么路网结构图案，就画什么图案。一旦有人创造出某种新图案，全国很快抄袭，到处似曾相识。不反映现状特征的标准化设计，掩盖了原本客观存在的地方特色。难怪人们长期讨论地方特色而不得其解，最后不得不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或者用行政命令主观地确定以清式大屋顶、唐风、灰墙黛瓦、坡顶红瓦、浅色墙面、深色墙面等等建筑元素、语汇来表现地方特色的固定、统一；或者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不准有两栋形式相同的建筑出现，有些地方命令在雷同的建筑物上画上各种奇特的花纹，“穿靴、戴帽、打领带”，以表现地方特色的丰富多彩；现在，有些“开明的”领导人想跳过这难解的死结，干脆提倡“欧式风格”。这些作法虽然令人莫衷一是，但又如出一辙。那就是把一个本该靠认识和研究客观存在的自然、社会、文化特征发展规律的问题，求助于某个特别聪明或特别权威的脑袋。其实，特色是客观存在。所谓“千城一面”，不也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时代特色吗？问题只在于，过分强大的人为干扰，可能使客观规律暂时受到抑制，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不可能持久，现实生活的教训将使人们最终把它抛弃。

有些地方领导人并不鼓励调查研究。他们喜欢攀比外地或外国的“先进经验”，瞧不起乡土文化，又迷信自己的权威。于是只让城市规划人员画图，主意甚至只由他一个人拿，连副手也只能靠边站。多数人的才能受抑制，得宠的只是少数听话的“绘图员”和惯于逢场作戏的“专家”。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财大气粗，甚至请来了“洋绘图员”。这些洋专家本着“做生意就是做生意”的原则，当然无须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现状，用他们“国际水平”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具有诱惑力的方案。在强大行政力量的保证下，这类方案完全有可能实现。尽管此种“政绩工程”脱离国情，壮观有余，实用不足，但是它的巨额造价，足以调动既得利益集团的积极性：讲排场、敢挥霍，也为贪污腐化提供了沃土。

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失去了自身本应具有的积极意义，变成了“政绩化妆品”。不少城市领导人坦然地指示设计人员去搞“形象工程”、“风貌设计”、“城市包装”……在工程完工时甚至亲临现场“表演”。有人戏称他们是“领导演员”（《文汇报》2000年2月28日）。有人则严肃指出：“……忙于创‘形象工程’，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为升官作‘政绩准备’。这种‘忙’，已经完全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查一查你在忙什么”，《人民日报》2000年2月22日）。”

面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有些人不是力图改变它，而是恭顺地肯定它。有些规划人员相信“城市规划转了一大圈，还得落在城市设计上”。有人甚至走得更远，干脆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提出要建立一门新科学——“真正的建筑科学”，把城市规划放在这门新科学的第三层次，即工程技术层次。从学科定位上根本否定了城市规划与社会的联系，这可是“真正”使城市规划失去生命力的“新科学”啊！

《明日的田园城市》针对当时英国大城市的弊端，倡导的是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面对这样严肃的大问题，当然不可能主要去谈工程技术问题。这大概就是说“这不是一本城市规划书”的原因吧？

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确实有许许多多工程技术问题需要研究。然而这些工程技术问题只是实现城市规划社会大目标的局部手段，并不是全部。把局部当作全部，难免使人想起盲人摸象的故事。其实，不论是盲人还是健全人，只要没有全局观念，都会闹出这种笑话来的。不是吗？

城市这个有机体和人一样，真正的风貌在于内在素质的反映，浓妆艳抹于事无补，只能进一步揭示自身的内心世界。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城市。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就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因此，不论城市规划的决策者和规划师公开宣扬什么，只要看一看他们实际在做什么样的城市规划方案，就能反映出他们思想深处隐藏的真正立场和价值观。究竟是为人民，还是为少数人、为自己，一目了然。现在社会上流行说“以人为本”。这个在文艺复兴时代鼓舞人心的进步思潮，结合当前现实，却显得苍白无力。有些人把它作为回避“为人民服务”、掩盖利己动机的遮羞布；有些人则盲目从众，削弱了自己的判断力。

城市面貌是当地自然、社会和历史演变的综合体现，工程技术成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城市规划必须首先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许多重大前提问题：我们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城市如何具体体现这种社会？我们规划的城市在全国应该处于什么地位，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如何保护、发展、利用当地的自然、社会、文化优势？如何避免、弥补、缓解当地的劣势？如何使城乡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发挥地方经济、文化优势，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选择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以及，为此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要制定哪些相应政策？解决了这些大前提，工程技术问题才有依据。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应该承认，现在确有一些城市规划方案没有真正关心社会的前途。比如说，你给钱，我画图，全凭地方领导或老板的一句话。委托者春风得意，受托者来钱容易，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又比如说，拆迁公园周边的违章建筑，开发商出钱，决策者赠地，报上宣扬“公园大扫除，收复失地”，不过“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兴建与公园‘环境互养’的高档住宅”；开发商则竖起广告，以“公园里的家”招揽顾客。好一个“环境互养”，开发商和决策者如愿以偿，“高档居民”安家公园，真是“三赢”。然而，高档住宅占用公园用地，输家当然是广大人民。更有甚者，据某省报报道，某市市长办公会形成一致意见，放下政府的架子和市长的架子，由做官变服务，以市政府名义与外地客商签订拆迁协议：客商出拆迁费，由市政府负责拆迁；给予一切优惠政策；拆迁限定时日，延期一天赔偿对方1万元；经营期延至40年。以客商的意图作为城市建设的依据，这大概就是不说“为人民服务”，而说“以人为本”的缘由吧！

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想的显然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更不是个人利益。尽管“田园城市运动”使他饮誉全球，他的终生职业依然是一个普通的速记员。他针对当时英国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用逐步实现土地社区所有制、建设田园城市的方法，来逐步消灭土地私有制，逐步消灭大城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现在看，这个一百多年前的主张似乎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幻想的色彩太浓。然而，他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1）在城市规划指导思想上摆脱了显示统治者权威的旧模式，提出了关心人民利益的新模式。这是城市规划立足点的根本转移。

（2）摆脱了就城市论城市的陈腐观念。正如芒福德在1946年版导言中说的那样：“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是一位比我们的许多同代人更高明的社会衰退问题诊断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促进社会的发展。

（3）城乡结构形态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乡结构形态能永世长存吗？在交通、通讯、计算机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城乡一体的小城市网络有可能是一条新出路。在大城市给人们带来许多困惑之际，至少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愈大愈好。为什么我们不学习西方治理城市病的成功经验，偏偏要把他们的城市病态作为效法的榜样！

（4）城市规划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我国乡镇企业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上，有些很有生命力的小城镇，在艰苦创业的初期，走出了一条勤俭建设、城乡一体的新路。当时我曾认为：“也许当今的我国人民更能与霍华德未被他的同胞所理解的思想产生共鸣。”然而我错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总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在资金不足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待到富了，就放弃了这条新路，重新回到盲目追求大城市、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的老路上去。看来，现实的新事物，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总结和指导，还是很难巩固和发展的。

我想，正因为《明日的田园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可以结合当前情况进行思考的问题，奥斯本才在1946年版的序言中说：“在读这本书时要注意，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一张近50年的蓝图。令人惊讶的不是它的边缘已经褪色，而是它的中心依然清晰、醒目。”现在离奥斯本说这句话的时间又过去了50多年，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形态愈演愈烈，人们的基本观念也没有什么大变化，这难道不依然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城市规划理论书吗？而且，它的意义还远不止于城市规划行业本身。所有关心社会前途的人，都有可能从中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