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社会政策〕

经济学家们受到了新环境的影响，正如他们在此之前受到过早期自由主义的影响一样，也正如他们将要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一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意味着新的事实与新的问题，而且意味着新的态度和新的（超科学的）信念， ^[96] 从而，至少是一度地，也意味着对某些束缚的反抗（这些束缚，随着时代的消逝以及初期热情的减退，从事分析工作的研究者发觉仍然萦绕于他们的脑际）。“重商主义”的著者们没有发觉，经济学家除建议各种措施并为之奋斗之外，还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情。“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的情况最初也不见得好多少，尽管他们终于发现原理与建议并不是一回事。我们所正议论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们，由于受到读者可以称之为诱引或责任的召唤的影响，同样离开了通向科学征服的崎岖小路。

〔（a）对于分析工作的影响。〕 不过，那个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在分析工作方面所受到的经济政策新精神的影响，在方式上和程度上各不相同，就像在各国之间和各派别之间有所不同一样。在英国，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的连续性，从未发生过严重危机。英国的那一小群经济学家，当然也跟着时代前进——这对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门徒们来说，并不困难——但他们并不曾把所有的科学分析工具连同陈旧的价值判断一起扔掉。部分原因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一般说来对经济理论的理解，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深刻得多，因而他们能够认识到，在经济理论中，他们所采纳的任何社会信念所能占据的最大限度的位置。除此之外，这种特别有利的情况则应完全归因于当时英国的环境所保证的真正自由，这种环境消除了很多刺激人情绪的根源。在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的小圈子内外，都有人反对被很多人所信服的经济学与放任政策之间的联结。但是，这种反对意见没有什么分量。特别是，它终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流派”。〔熊彼特在这里所写的附记表明，他原来打算在此写一段关于费边主义者的话。〕

美国的科学传统远不如英国那么强烈。但是，经济学界中典型人物的“激进主义”也并没超越过去学说中所包含的那些观点，即敌视保护与“垄断性”大企业，自此以后，保护与垄断性大企业就成了典型的美国经济学家所最讨厌的东西。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受到了猛烈攻击——有些经济学家对“人口控制”运动表示同情，另外一些则对亨利·乔治的思想给予一定的支持，

〔熊彼特本想对亨利·乔治作些解说，但却未能写出来。关于亨利·乔治的议论，请参阅本编后面的第五章第7节。〕而且还有人对资本主义秩序本身采取敌视态度，尽管能像索恩斯坦·凡勃伦那样坦率发表观点的并不多见。但是，攻击资本主义秩序的火力并不强，大多数经济学家像企业家那样抱有轻率的信心，当时美国的企业家还不像欧洲的企业家那样对资本主义秩序忧心忡忡。在无论谁从任何角度愿意称之为“一流”经济学家的人当中，还没有哪一个把自己的名字与社会改革的任何激进方案联系在一起。

〔这一段原稿没有写完，熊彼特显然是想在下面各段之前，概述一下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改革情况。〕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个成就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是最重大成就之一。我先说清楚这一点，为的是希望读者不致误解我在下面要说的话。这个成就，尽管重大，但显然并不属于科学分析的范围。既然本书是科学分析史，它与我们的议论自然不相干。与我们有关的是这个成就的另一方面——我愿承认，这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它对教学与研究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加以评价将会提供一个机会去触及经济学家们的价值判断问题，如果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的话。

教学的效能无疑受到了损害。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大学课堂，在传播社会改革的精神方面，是有份儿的。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们理所当然地效忠于进步的政客与俗子们的理想——也就是传播社会改革并对阻碍社会改革的势力加以痛斥的那些教授们的理想。卢乔·布伦坦诺讲课时就像在政治性集会上演说一

样，听众们报之以欢呼或喝倒彩。阿道夫·瓦格纳 ^[97] 讲课时，大喊大叫，连连跺脚，对他心中假想的敌手挥舞拳头，直到由于老迈年高，精力不济，这才镇静下来。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精力虽不那么旺盛，效果也不那么显著，然而在试图说服听众方面，却毫不逊色。 ^[98] 这种讲课方法，在传授专门教义方面，不一定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一般而论，效果并不好。要是有谁认为这样做既培养了某种道德观与热情，而又代价便宜，那就请他稍稍考虑一下，如果内科医学教师不去开导学生的分析能力，却整天沉湎于浮夸治病救人的荣誉，那么，内科医学将会变成个什么样子。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离开了学校，凭着极其可怜的教养，去参加本来是为经济学家而设的实际业务工作。有一些最优秀的学生是带着极端厌恶的心情离开学校的。 ^[99]

〔（b）社会政策协会。〕 至于说到研究，我们首先要承认它的功绩。上面已经指出，德国经济学者们对于社会改革的热情，和英国的费边主义者一样，着重于个别问题或个别措施，社会的根本改革的应运而生，与其说是一种旨在以它为直接目标而努力的结果，毋宁说是一种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引人注目的《社会政策协会文献丛书》——共一百八十八“卷”，其中有好多卷实际上又是由好几卷所组成——足以证明资料发掘者的坚强意志，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由此得到了无可估量的扩展。此外还有许多同类型的研究工作，是由一些个人及集体所完成的，这些工作，有的与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专业组织有联系，有的与它没联系。 ^[100] 假如我们考虑到本书篇幅有限，把上述《文献丛书》作为唯一的事例来说明这类分析工作，那就必须注意到，这只是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已经完成的比这多得多的同类工作的一个事例——在英国，同以前一样，这种研究工作部分是为皇家委员会进行的。 ^[101]

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文献中，有很多卷的质量相当高，不但在观察的细密方面可资楷模，而且在分析上，由于考虑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迫切要求，也具有重大意义与启发性。该协会汇编的广泛的价格研究（这是从1910年就开始的）成果，可作范例。可是，其中的大部分研究，与各国过去及现在的同类调查研究的质量比起来，却不见得高多少。不过，在阿瑟·斯皮索夫指导下所作的关于黄金产量的影响的调查研究《1890-1913年黄金产量对价格形成的影响》（《文献丛书》第149卷），是广泛的价格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质量之高，大大超过了一般水平。但是，总的说来，负责文献各卷报告的经济学家们，很少注意分析工作的严格要求。他们对于经济事实的搜集，确是不厌其烦，可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却直接根据他们从实际情况所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这就与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工作者的研究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既不应用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也不图对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有所贡献，尽管显然有这样做的机会。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他们手中，不但没有得到完善，反倒败坏了。

假如对于一个想挤入经济学家的行列、并打算在适当的时机猎取学术上的荣誉的人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能说明一下推销牛奶的实务能力，外加对于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理想的热烈拥戴——这种理想无疑是用少许哲理和德国文化的其他一些因素加以美化了的——那么，不必惊奇，供给本身就会适应需求的性质。优秀的人才也将不再关心科学的创造与科学的严格要求的更高境界了，而一般庸碌之辈则宽慰地舒一口气，将这些更高的要求抛之九霄云外，还为此种做法自鸣得意。尽管总有少数经济学家力图高举理论传统的旗帜， ^[102] 但是，有如在英国所理解的那种经济理论，几十年来，在许多地方，几乎完全被遗忘了，不仅在研究领域，而且在训练学生的科学素养方面，都是这样。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由于受到奥地利和外国的影响，人们开始反对“不动脑筋的经济学”，此时旧学风所造成的损失的深刻程度便显露出来了，人们几乎不知道经济理论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哲学，要不，就只不过是一种方法论。很多外国观察家把产生这种情况的责任归之于历史学派。但是，尽管历史学派是在培养另一种纯粹的科学兴趣，它到底是在培养科学兴趣。不应当硬要历史学派来承担以崇信代替务实的责任。

〔（c）“价值判断”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需要把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加以改组，使之更像个科学会社一些，而在这样的改组大致告成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经济学家们是否应当对他们所分析的现象作出道义上的或其他的判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经济学的未来的关切。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价值判断问题惹起多次热烈讨论，在1909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几乎达到互相争吵的地步。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对于指导社会政策协会的历史实践的原则的攻击，想当然地必是出自那些不同情社会政策协会所支持的政策的经济学家，其实不然。社会政策协会的反对者所反对的常常是它缺乏科学的“客观性”，这是自然的。但在社会政策协会内部，争取摆脱评价的运动的最杰出领导人是韦伯和桑巴特， ^[103] 这两个人均属于社会政策协会的激进派，决非拥护资本家利益的代表人物。

由上所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次论战之所以异常激烈，并非由于其中包含有认识论问题，而是其他方面的考虑造成的。人们决不会为了价值判断在某一门科学中的逻辑地位而大动肝火，然而却会认为：（1）用教义来代替分析能力作为挑选科学班底的标准将会阻碍进步；（2）那些自称以扩展、加深、“配备”人类知识宝库为职志并要求取得文明社会惯常授予此种事业的献身者以荣誉的人们，如果披着科学家的外衣，实际上只是专心致力于一种特殊的政治宣传，不能算是履行了他们所承诺的职责。显而易见，那些想法不同的人们，一定会认为，关键的东西不是科学逻辑问题，而是他们的职业地位以及在他们的职业活动中对他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

认识论问题本身并不难于理解，也不大使人感兴趣，不需花费多少笔墨就可以交代清楚。为了方便起见，试参照英国的情况来加以说明。在英国，问题是自然而然地提出来的——当一门科学趋于成熟时，它的批判目光就会投向一切习惯的看法与习惯的做法——在那里，这个问题的处理不像在别处那样受到政治斗争的严重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从西尼尔到卡尔尼斯，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如何被解决的。推究“是什么”与推究“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区别的问题，既已解决于先，到了亨利·西奇威克 ^[104] ，就说“应该怎样”，也就是提出一种箴言或劝告，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可以把它变为一种机会的选择或客观“要求”来表述。一种箴言式的表述（譬如说：“需要促成更大程度的经济平等”）与另外一种表示相互关系的表述（譬如说：“人们从一定数额的国民收入中，究竟打算储蓄多少，取决于——自然还有其他一些决定因素——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其间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表现于：是否接受后一种表述，完全依观察与推理的逻辑准则为转移，而是否接受前一种表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常常还需要接受别的一些价值判断。当我们继续追究，为什么某某人会那么判断，我们就会追究到“最终的”价值判断上去。当这种“最终的”价值判断，对既定的文化环境中的一切正常的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时候，上述的差别就不重要了。例如，医生常说他所给予的指点是有科学根据的，他的这种说法是不会带来任何危害的，因为与此有关的价值判断——严格说来是超科学的——对我们的文化环境中一切正常的人来说乃是共同的：当我们谈论健康问题而且认为享受健康是值得追求的事情时，我们每个人所体会的差不多完全是一回事。可是，当着我们谈论“共同福利”时，各人所想的就不一样了，这仅仅是因为各人在文化上的憧憬不大可能相同，而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共同福利的含义，都是与这些憧憬不可分的。

西奇威克对于正巧在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的年代流行的“最终 价值”所抱的信念，与一般英国人是一样的。他认识到，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之外，还存在着与之相应的“艺术”，“艺术”的命题是一些箴言，这些箴言对于人们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依据事实与逻辑所得出的那种命题的作用小。他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来揭示问题的实质，将他所举的例子稍加推广，将有助于概括这场争论的要点。

保护贸易主义者或自由贸易论者，是由无数的感情冲动与考虑造就出来的。其中，有一些与民族风格和民族理想在他身上的体现有关，因而任何科学的论证都无法迫使他接受或放弃保护贸易的观点。 ^[105] 但是，在他的动机中可能（在一般情况下也确实）包含有一些关于原因与结果的推断在内。这些推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可能属于经济分析者的领域。譬如说，我们所谈论的这个人之所以是个保护贸易论者，是由于他相信保护贸易乃是医治失业的药方，那么，经济学家就有权指出，在某种情况下，确是这样，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是这样，这样看来，这个人就不“应该”是无条件的保护贸易论者。读者将会看到，如果只就纯粹认识论的方面而言，这样的考虑，将大大减少这个问题的实际重要性。特别是，假如一个经济学家对环境具有典型的历史的辨识能力，并认识到应将价值判断与一定的环境相结合起来，他就可能提出历史性的相对建议，而又不失他的专业职能的本分。这将多少（尽管并不完全）有助于证明经济学家作出价值判断是正当的。同时也说明了（至少是部分地），为什么有关价值判断的论战，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结果。然而事实依然是：经济学的进步——包括其实用性的进步——过去曾经遭受到，现在仍然遭受着经济学家们的半政治性活动的严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