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题

假定通过更好地配置现有传统生产要素的存量并不会有很多追加收入是正确的。这个假设并不排除从这个来源也可以得到某些小量的收益，但是，它意味着，这方面的增长机会是次要的。 ^[3] 再假定，增加某些传统生产要素存量的投资只能产生非常低的收益率也是正确的。 ^[4] 此外，也可能还有某些不完全性妨碍资本“市场”发挥作用，这种不完全性可以得到纠正，而且，如果纠正了不完全性，就会出现某些追加的投资。但从这些措施中所得到的收入增加并不能为经济增长广开门路。最后，再假定在其他社会里有一些再生产性生产要素，这些要素不同于某个社会所依靠的传统要素，这些差别使得它们生产率更高而且更有利。为什么现在依靠传统农业的农民不利用这些生产率更高而且更有利的要素呢？

构成这个问题的难题使人们对危地马拉帕那加撤尔（Panajachel）的情况更加不理解，在下面和以后几章中我们将详细考察这个社会的情况。在那里，人们显然正在辛勤劳动，厉行节约，并迫切地要出售自己的谷物，租用土地，以及为消费和生产而购买物品。这个社会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经济，而是与一个更大的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为一体。但是，更好的工具和设备并没有取代锄头、斧子和砍刀。这里甚至连一个车轮也没有。化肥并没有取代或补充作为肥料的咖啡叶子。杂交种子也没有取代传统的玉米品种。产肉和蛋更多的良种鸡仍然没有取代传统的种鸡。为这个社会服务的城镇商人和企业没有提供任何一种供销售的优质要素。如果谁想使一个像帕那加撤尔那样的社会在它所依赖的技术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持续几十年，那么，他就会发现，在危地马拉市场经济的范围之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帕那加撤尔在这方面却世世代代做出了“不可能的事”。这的确是一个难题。

[1] 参看库苏姆·奈尔（Kusum Nair）：《死亡中的繁荣》（伦敦，杜克沃奇出版社，1961年），第21章，在全书的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这一问题。该作者用一年时间走遍了印度的农村。她是一个机智而敏锐的观察者，而且可贵的是，她写得非常清晰。无论如何，这是本值得一读的书，在她评论教育和对体力劳动的态度时，已经肯定了（农业和渔业中的）体力劳动与其他工作的收入差别。此外，在评论某些阶级耕种者不能利用灌溉的水时，她还提出了一个没有作出回答的问题：把这种水的成本同使用这种水所得到的收益进行对比会有什么结果？

[2] 参看本书 和的更深入的讨论。

[3] 甚至在非常发达的国家里，也有许多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像近年来智利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些国家，消除这些不合理的配置“只可以提高15%的国民福利”。这是阿诺德·C.哈伯格（Arnold C. Harberger）从其对智利经济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见《更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载《美国经济评论》（论文与记录），第49期（1959年5月），第134—146页。

[4] 虽然在技术上智利经济远非贫穷，但另一些有关智利的资料在说明可以用投资的低收益率来解释工业部门的缓慢增长方面是很有启发的。汤姆·E.戴维斯（Tom E.Davis）估算了“1929—1959年间圣地亚哥股票交易所307家主要贸易公司普通股票的平均投资收益率（包括资本收益）”，发现这些公司股东的（实际）收益率仅仅是每年2%。参看《拉丁美洲经济的资本收益率：关于智利的专门资料》，收入为南美经济发展听证会准备的证言，1962年5月10—11日，美国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美洲间经济关系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