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我看到大多数国家在增加农业生产方面收效甚微时，我就懂得了为什么人们会深信，精通农业是一门可贵而又难得的艺术。如果说精通农业是一门艺术，那么，少数国家在这方面是非常内行的，尽管它们似乎还不能把这种艺术传授给其他国家。这少数精通农业的国家在用于耕作的劳动和土地减少的同时，生产一直在增加。但是，只要把增加生产的经济基础作为一门艺术，我就毫不奇怪实现农业生产增加的经济政策基本上仍然属于神话的领域。现在，在制定政策方面，一个接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就像过去按月亮的变化来播种谷物的农民那样老练了。

农业是一个定居的社会中最古老的一项生产活动，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对在农民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地方的储蓄和投资的刺激了解很少。更奇怪的是，在分析穷国农民的储蓄、投资和生产行为方面，经济学倒退了。对于这些环境下适用的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老一些的经济学家比现代经济学家要懂得多一些。

虽然传统农业的弱小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弱小性并不是一套独特的、与工作和节约相关的偏好的函数这一点并不明显。同样不明显的是：传统农业的弱小性主要是由于农民已耗尽了作为他们所支配的投入和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生产技术”的有利性，而对于农民的储蓄与投资以增加再生产性资本的各种形式的存量，几乎没有什么刺激。本书研究的目的是要说明，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农业要素投资的低收益率，此外，还要进一步说明为了改造这种类型的农业，就要发展并供给一套比较有利可图的要素。发展和供给这种要素，并学会有效地使用这些要素，是投资——向人力和物质资本的投资——的事。

粮食和农业问题一再被作为检验新概念与分析工具的场所。相对于土地而言，劳动和物质资本的收益递减与李嘉图式的地租都是例证。从恩格尔的统计学开始的需求收入弹性，以及后来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的不朽研究和吉尔西克（Girshick）、哈维尔莫（Haavelmo）、斯通（Stone）、托宾（Tobin）、巴克（Buck）、霍撒克（Houthakker）、戈伦克斯（Goreux）等的研究也是例证。最近纳洛夫（Nerlove）对分配时延的解释价值进行了检验，格里利切斯（Griliches）对生产函数的特别偏重，以及格里利切斯对杂交玉米这种新投入品的研究成本和社会收益都作了检验。在本书的研究中，我试图检验在确定来自农业源泉的收入流价格中，供给和需求方法的有用性。

当我开始研究时，曾打算包括一个有关文献的广泛的书目。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尽管可以得到许多有关穷国农业特征的文献，然而一般说来这些文献与作为本书研究核心的基本经济问题都无关。因此，我又决定，与其单独列出书目还不如把它作为附注。结果是许多我所提到的公开发表的文献条目代表了支持与我的分析不一致的学说和政策方法的观点和论述。

从我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本书的研究以来，我要感谢许多人。当我向自己的学生提出本书研究的中心思想时，与他们的讨论使我收获颇大。我的同事兹维·格里利切斯（Zvi Griliches）、D.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以及戴尔·W.乔根森（Dale W.Jorgenson）阅读了本书的主要章节，他们的批评使我获益匪浅。弗农·W.拉坦（Vernon W.Ruttan）阅读了全部初稿，我几乎接受了他提出的所有建议。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Richard A.Musgrave）和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eynolds）提出了一些有益的问题。我的妻子埃丝特·沃思·舒尔茨（Esther Werth Schultz）校对了打字稿，核对了参考书目，并多次使我认识到，我自认为清楚的东西实际上表叙得并不够清楚。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玛丽安·尼尔·阿什（Marian Neal Ash）小姐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编辑才能。我的秘书弗吉尼亚·K.瑟娜尔（Virginia K.Thurner）辛勤地校对了清样。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使我在1961—1962年间摆脱了学校的工作。但是，更要感谢的是我所要归功的口授传授，这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专题讨论会的一个部分。

西奥多·W.舒尔茨

1963年5月于芝加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