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如何叩开出版社的大门

“我写文章很慢而吃力，所以有时候编辑先生向我要稿子，我拿不出来，他就说：‘你有存稿，拿一篇出来好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疑心我的确有许多存稿囤在那里，终于下决心去搜罗一下。果然，有是有的。我现在每篇摘录一些，另作简短的介绍。有谁愿意刊载的话，尽可以指名索取——就恐怕是请教乏人。”

——《存稿》（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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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就是一种谋生，如同自己种了田，自己收获果实。

如果把写作当成一份事业，那么精力的投入程度就会不同。当成事业的写作，会迸发出无尽的热情与活力，自己的潜能也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随之收获的果实便会不同。

在不懈地努力和不断地创作中，写作给作者带来的成就感不断攀升。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会使作者收获不小的满足。继而作者信心越来越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完美，又会取得更大的突破，自己的幸福感也随之提升。

如果写作成了事业，那么在创作文学作品之前，作者必须先研究市场和受众。要能理智地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较好地控制自己的写作进度，重视读者的建议和反馈，并将其融入自己以后的写作中去，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作者为什么要听读者的建议？

因为这是大有裨益的。写作就是要建立“读者意识”。

“所谓得读者，则得天下也”，文章不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作者开始写作时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写出来就好，不管读者的需要与反应。接下来，作者进入了创造价值期，文章是为了读者而写，让读者感觉到文章对其有帮助、有价值。

既然将写作当成谋生的职业，那么种田关心的就是“收成”，将汗水换成金钱，写作是需要被大众接受的。这好比种出粮食后烤成面包，了解顾客的喜好、口味等，就是一位专业、敬业的作者必定要做的事情。

创作的文学作品有读者才有价值，市场就是考量作者的受欢迎程度的，如果不把读者放在眼里，那写作的路就走不长。

如果是写作新手，那么就属于兵力弱小者，要找到自己的写作优势，根据优势，找到对口再进行击破。如果已经写作多年，读者众多，就可以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只要有稿件发表，就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反响。

作者对读者的意见要进行收集与分析，筛选有价值的意见，仔细阅读后提出有见地的想法，包含文章主题、内容、布局、结构、语言等，还要对文章材料、价值点、排版等提出看法。

建立自己的写作优化循环系统是必要的，记录和分类整理读者意见是为了帮助自己找出事物的内在规律，找出自己写作的问题，将创作进行优化。作者要善用读者的意见，让自己的文章越写越好。

优化写作，是在接下来的写作过程中，把获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运用在写作上，对原有问题进行解决或补充说明。如果每次写作还是按照老习惯，那就没有实现优化写作的正确循环。其实，作者与出版社有个共性，即出版好作品，但这个“好”的概念较为宽泛，作为作者，除了提高自身的写作技巧、听取读者意见以外，还要学会关注市场。

作者的作品得到发表和出版，其中一部分依靠编辑的力量。

张爱玲与《天地》杂志的主编苏青私交甚笃，加上《天地》当时打着女性杂志的旗号，她的登场时机几乎是《天地》杂志女性色彩最显眼的时候。自《天地》创刊后，张爱玲是发稿最勤的一位作者。不仅如此，她还给《天地》绘插图、设计封面，对这份刊物抱有极大的兴趣。

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张爱玲说：“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

从张爱玲对苏青的这番话中，可以了解到，她不仅做到了知晓读者、知晓市场，也做到了知晓编辑。这样做就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写作方向。

作者对写作，一定要有这几个考量：第一从写作的技术上讲，是衡量自己有没有退步或是落入俗套；第二是找自己写作的启示；第三就是阅读和学习。要多读多看，也很快乐。特别是当有新的“知识点”获得的时候，就像是被忽然点亮一般。

专业的作者，都是一步步在编辑的指导下成熟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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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一生中与无数名家，报刊、杂志社、出版社编辑打交道，对他们，她都能应对自如，从中有些经验，可以借鉴。

张爱玲在《存稿》中写道：“似乎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但那时候投稿《新闻报》本埠附刊几次都消息沉沉，也就不再尝试了，直到两年前。再歇了几年，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写成了一篇有收梢的小说。”

1943年，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复刊号上登载。周瘦鹃在《编辑例言》中向读者推荐了张爱玲的小说：“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所谓上等华人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当作品成功发表后，张爱玲邀请周瘦鹃到家中，与姑姑张茂渊设了西式茶会对其进行答谢。

海福州路附近一个弄堂里，有一座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这里就是《万象》杂志的编辑室，同年7月，张爱玲把短篇小说《心经》交给了编辑柯灵，给柯灵带来意外的惊喜。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写道：“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给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我们的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是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作家夏衍负责上海文艺工作时，曾指示龚之方，要他与唐大郎组成一个能力强、素质好的小报班子。一个月后，《亦报》创刊，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向张爱玲约稿，张爱玲用笔名“梁京”供稿。

1955年，胡适将张爱玲的《秧歌》仔细地看了两遍，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此书的欣赏。胡适在此书扉页的题词上说“写得真细致、忠厚”，还说“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并要求张爱玲多寄几本给他。

在香港结识宋琪夫妇后，张爱玲参与宋琪主持的《美国诗选》《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两书的翻译工作。1963年，她开始与夏志清通信，直到1982年，共计来往书信一百余封。1965年，她在麦卡锡的帮助下，把莫泊桑、詹姆斯、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小说改编成广播剧。

丘彦明的同事苏伟贞，从1985年进入《联合晚报》，至1995年张爱玲去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给张爱玲写了无数信件，却只收到回信十二封，并未约到一篇稿件。尽管张爱玲和丘彦明有八年的稿约合作，终究只是作者与编辑“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

张爱玲一直把自己当成是“职业妇女”，她与编辑们打交道，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生计。

她在《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中，就表明了自己作为新女性的独立观：“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

对于金钱，张爱玲自称没有“吃过没钱的苦”。

当年，张爱玲与父亲闹翻后，跟母亲住在一起。她吃的苦，就是上学没有私家车接送，家里没有佣人。但她家的房子还是高级的公寓，邻居都是达官贵人；她不是没钱，而是父亲给钱不够爽快；她家里也不穷，只是中学时上了上海的贵族女校，而在大学期间，她的同学都有着更显赫的家世。

她的苦，大多来自内心的“比较”，她与自己曾经的生活比，她与同学互相攀比——她是吃不了亏的，所以才生出一种“自强”，什么都要争强好胜。

在“港大”期间，一向对人不用心思的张爱玲为了拿到奖学金，也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不得不违逆天性，细心地去琢磨每位教授的授课特点。她研究了他们留作业、提问、考试的方式与倾向，所以功课都能获得好成绩。

连拿两次奖学金的张爱玲就“嘚瑟”起来，做了几件价格不菲的漂亮大衣。她终于找到大把花钱的感觉了，用自己挣的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这时候的张爱玲依然明白，一个没有金钱的女人是很容易被生活所迫的，但有办法找到开源渠道的她，并没有存钱的意识。

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张爱玲写道：“而且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多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当张爱玲一夜成名后，大大小小的杂志闹稿荒，以十倍的价钱疯抢张爱玲的稿子。有了钱又爱钱的她，终于幸福地住进了衣服里。在出国以后，她的中文写作道路不通，英文写作又连遭退稿，处处碰壁的她，经济情况趋于崩溃。为了赚取赖以糊口的稿费，她不得不一边坚持写作，一边为朋友的影业公司写剧本。

张爱玲的好胜与上海女人所特有的“精明之道”，使她拥有倔强与不屈从的性格。再次到香港后，她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劳作几乎把她压垮。熬夜累眼，她的眼睛患上了溃疡，经常出血，双腿肿胀，她却连一双合适的大码鞋也舍不得买。因为她心急如焚，必须尽快攒出一张机票钱，回去照看病中的丈夫赖雅。

这样的经历也让晚年的张爱玲认识到，钱除了享一时之乐，还可以救一时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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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她的小说从“夹缝叙事”中缔造传奇色彩，利用中西文化结合的方式体现个人审视人性的独特之处。当时上海流行报纸、杂志等大众刊物，这些刊物对她的作品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部文学作品的畅销是有多种原因的，特别是在“五四”时期。

那时的小说都注重教化，自“问题小说”出现，相应减少了对小说形象化的要求，人物成为作者的某种“传声筒”，人们注重思想的探求、讨论，甚至哲学层面的讨论。当时的多数作品都是概念化的，艺术性较差。而张爱玲的作品触及了人们关心的问题，所以影响非常大，销量也非常大。

张爱玲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媒体和大众追捧的原因，主要是她的小说不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之列，吸引读者之处是她贵族的出身。她经历了香港求学时期的战火，而后在沪上“卖文”成名，她的身世构成了一则“传奇”，加上她奇特的性情，激发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

她所讲述的正是大城市里的小市民的故事。无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上海还是香港，无论故事的主人公是豪门少爷还是里弄的姨婆，张爱玲都能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深入刻画。

张爱玲的作品，能体贴、细致地表现出都市文明浮华背后的人们的挣扎和苦痛。

“女性主题”是她两性关系写作的主要切入点，女性与情爱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言情的文学作品，自古至今都有销路。

张爱玲的小说色彩鲜明，她在起承转合、色彩联想、心理描摹、场面转换等方面均运用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技巧。在其创作的文学作品里，展现出一个灰暗和苍凉的世界，没有崇高，没有光亮，也没有希望，充满了凄凉之感，这种情调又恰恰映射出一些人生经验与遭遇，合乎市民阶层的审美倾向。

20世纪80年代，国内又涌出无数“张爱玲迷”。这与时代的价值取向有关，当时，“小资”这个新群体日益凸显出来。

所谓“小资”，特指追求时尚、追求品位、追求情调的年轻人。这群人既有物质基础，又有知识品味，兼具闲情逸致。张爱玲作为小资情调的“创始人”，自然有若干理由被崇拜。

“外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现”，这就与张爱玲不会让追求时尚的小资们失望一样，她是一个神奇慷慨的魔术师，不断玩出新花样。她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有辉煌与浮华之气，浸透着苍凉与无奈，就像一个自恋的人，需要得到别人的赏识、关注和无限的热爱。

一段上海的浮华旧梦，一段缠绵悱恻的离合，上海或香港的乱世背景，使得那些爱情无论轰轰烈烈，还是稀薄脆弱，都显得格外凄楚动人。在《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封锁》等小说中，张爱玲将爱情中的纠葛描绘成人生之中必须要经历的生死，这就成为俘获小资们的最佳武器。

对西洋文化的精通，使她的文章充满小资喜欢的气味——她谈吃穿住行，谈宗教信仰，谈文学诗歌，展示了一幅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这种深沉的忧伤，带着“美丽而苍凉”的格调。她的文学作品应验了一句话：“被人接受的小说才是小说，否则它们仅是一堆文字。”

如今的网络时代，读者对作者的影响愈加明显，有时二者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不同的读者在文化上存在差异，从而对作者的写作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被读者感知并引起反应的文学作品，才能转化为现实价值，并产生一定效果。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写道：“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但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大众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结婚十年》，其实也无损于《结婚十年》的价值。就连《红楼梦》，大家也还恨不得把结局给修改一下，方才心满意足……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意的书。”

《结婚十年》一书，写的是苏青自己从结婚、怀孕、生子，到对婚姻关系失望，终于选择离婚就业的故事。这部书当年轰动上海，人们争相购买，盛况空前，可谓是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

想成为市场畅销的文学作品，就需要作者、读者、传播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同时，作品本身的语言、技巧和情调这三个方面，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吸引人的地方。

成熟的作者不仅要研究和适应读者，还要引导和影响读者。

张爱玲的作品能叩开出版社的大门，并赢得市场，不仅因为它们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历史感、文学艺术的美感，还因为它们有媒介的认可与宣传。这些共同构成了张爱玲作品的市场吸引力——张爱玲不仅迎合了文学消费者的阅读偏好，更重要的是，她在写作中注入了个人的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