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时代是这么的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下笔如有神是怎么来的

“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

——《写什么》（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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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一生写出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作品。她以自己的小说横空出世，又以孤寂遁世。她创作的小说充满了纠葛和缠绵、喜悦和烦恼、悲情和凄婉，令读者在她营造的生动感性的小说世界里，窥见人性的善与恶。

自从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后，国内就掀起了“张爱玲热”，而且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影视、传记等都长销不衰。

张爱玲常称自己是“小市民”，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她又绝对不愿将自己与小市民混为一谈。从她众多的作品中可见，她骨子里认同自己的家族身份，并且认为自己凌驾于小市民之上。

现实中，她不得不面对平民的生活，努力淡忘昔日家族的奢华，但这不能抑制她对豪门生活的向往之情。曾经身处豪门的生活细节和所受的文化教育，给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些曾经的印象，就是她写作灵感的丰富来源。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有一种“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气息，她写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关于写作灵感，张爱玲在《写什么》中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所以，只有不断迸发灵感，才能做到“下笔如有神”。

“灵感”一词，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柏拉图的“神赐迷狂”，到18世纪康德的“天才”，都为“灵感”蒙上一层神秘的不可知的面纱。他们认为灵感与理性是对立的，而理性会割断灵感与生活中的实践的联系。

有时灵感会在大脑放松时突然来临，犹如一道闪光，一下打通思路。它是具有创造性和突发性的，迸发后一般时间很短，好似昙花一现。它能令人进入一种身不由己、欲罢不能的亢奋状态。

写作灵感是在写作过程中产生的特殊心理现象，就像茅塞顿开、文思如潮、艺术构思神速进展的心理状态。获得写作灵感一般有两种渠道：一种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素材，在遇到特定刺激和启发时，就会引发灵感；另一种是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中，通过接触的生活，体会出人物所处的真实情景，从而激发出创作热情。

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寻找素材，大概局限于思想观念的狭窄。

生活中的道听途说、传统经典、传奇故事，都是可以拿来用的素材。

创作素材的收集，可以通过阅读、观察、听闻等多方面，把外界信息输入自己的大脑里，通过观察周围的环境，仔细感受事物的发展，把所见所闻转变成文学作品。

写作的思想来源就是从外界输入信息，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思想，其实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学习别人的写作方法，积累自己的语言，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

倘若脑袋空空，即便有很多的想法和智慧，也没办法表达出来。

作者觉得没有灵感写作，或是觉得没有要写的东西时，就要去学习新的思想。灵感和思想是写不完的，一个方面有那么多的思想，且世间又有那么多个方面，怎么敢说自己写不出来东西？只是还没有去开发那些未知的领域，没有去思考不知晓的领域罢了。

解决灵感匮乏的方法是去体验，也可以听别人的言论，别人在一些交谈中，自然会流露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和观点。还有就是阅读书籍。书是聚集思想的地方，每个智者、哲人、大师们的思想都是通过书本流传下来的。

有时我们能为书中的一句话而感叹不已，或是为一个理论而拍案叫绝，这是因为自己赞同别人的思想。同样的一个道理，由不同的人去理解后再表达，就有了新的思想。

张爱玲在阅读方面是有选择性的，她只读自己喜欢的书。

自小她就涉猎古典文学名著，创作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其父亲张志沂具有旧式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同时鼓励张爱玲作诗为文。

早在中学时代，张爱玲的书评习作就已经表现出自己独到的见地，她喜欢看近现代小说和流行小报，这都为她的写作积累了素材和灵感。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就是一部利用现实素材创作的较为成功的文学作品。这是她根据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案子写的。当时案子的女主角是一名交际花，她也有一个情夫，但不同的是，情夫遭遇暗杀没有死掉，放过了交际花，可是情夫的妻子却派人把交际花杀掉了。关于暗杀为什么没有成功，也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情夫早就察觉到了不对，也有人说是交际花告密了。很显然，张爱玲是同意第二种说法的，女人一旦被感动，就成了傻子，泄露机密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张爱玲在1953年就开始构思短篇小说《色·戒》，直到1978年发表，其间历经的时间颇长。在《惘然记》的序中，她谈到小说《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时，说：“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个能打动人心的地方，那就是她把一些细小琐碎的事情，描写得绘声绘色，让人觉得无比真实。如小说《十八春》里，她把曼桢的母亲描写成相当势利的女人，让人感觉眼前就是有那么一位老太太，她既固执又腐朽。而这种人在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这是因为张爱玲的创作素材来源于自己的生活，它们符合真实生活的客观性。

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是指按照生活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加以反映，通过对生活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使之带有普遍性，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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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的文学“真实性”与“写真实”是两回事。

20世纪50年代，文人们就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论。文学创作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行为，不是仅写生活经验，单凭感观认识，难以从本质上界定“文学性”活动的特质。

有种“文学形象”就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但“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无论写人还是写鬼神，都离不开“生活”这个原型。

当人们谈到文学的真实性时，都会轻松而自然地把哲学的功能强加于文学。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与前提，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文学反映生活，并非“写真实”，“文学”之真与“事实”之真，不是一个理论体系。哲学反映现实是依赖“事实”，而文学反映生活是摒弃“事实”，是用“虚构”这一基本手法，幻想一个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虚拟的、不真实的理想世界。

这里就有“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的不同，在写作中加入艺术的创作手法，就体现出了其文学性。它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又在生活之上。

一部小说写得催人泪下，让人流泪的并不是小说所写的事实之真，而是作品中人物的人性之真。人性之真才能让读者阅读时不由自主地被人物的所思所言所为吸引，进而情不自禁地融进人物的内心情感，与之产生共鸣。

张爱玲在《惘然记》中说：“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文学之本真即人物天性的自然流露，亦可称“率性”而动，而不是静。随天性而动，任本体而动，这种“动”，就是本真。文学描写的是人之“欲”的率性而动，不是动的目的，而是动的本身，动的过程，魅力全在动中。

如果想写出好的具有文学性的文章和作品，那么就得去生活中实践，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写作灵感。每个人都心存本真，每个人也都有虚伪。现实的不真实让人们活得也不真实，人们不甘心活在不真实之中。作者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文学创作，无论是对现实生活进行微调，还是把现实生活完全推翻，或完全照搬，都是可行的。

还可以在创作中加入一部分纯虚构元素。如果大量的写作都完全依托于现实生活，会使作者显得胆怯和保守。作者在写作中，能发挥想象力，为人物设置一些细节，就能让现实中的人物原型抽离出来，将其刻画成小说里的角色，而不是该角色的人物原型。

张爱玲在《谈看书》中说：“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到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于俗手的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味全失。”

那么作者要如何处理收集的写作素材？

这是一个技术活儿。有的人觉得自己生活平淡，没什么好写的；还有的人有许多精彩且有意思的经历，但每次信心满满地提笔之后，写不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

困扰写作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还需要学习如何处理写作素材，使之成为文学作品。

在此就有两类人值得学习。一类是记者，他们可以将所有体验得来的感受，转化为可以让读者阅读的文学；另一类就是编辑，他们的能力就是无论面对何种题材的文字，都能将其转化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这种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需要加强练习的方面，有哲学思想、现实观察、经典阅读、写作技巧这四个，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这个侧重恰恰决定了作品风格的塑造。

一般的文学创作者第一次落笔所用的素材，几乎都来自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经历那么丰富，要把它们记录下来”，但是做起来很难，还会受困于“经历陷阱”，误以为只要自己经历很丰富、见多识广，就必然可以创作出好作品。

其实，从素材到作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素材仅仅是构建文学作品的开始，虽然生活经历中有很多具有写作价值的人物、事件、场景，但是从纲目到故事，从故事到小说，需要融入文学创作的基本要素。

写作素材通过升华处理后，作者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指引创作出来的人物，让人物行动起来，看到什么、留下什么，都要由真实的感情驱动，以笔代情，有感而发，并加入遣词造句、人物塑造、氛围塑造、故事结构等写作技巧。

阅读经典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构建文学模式，获得的语言是积累个性和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的过程。

虽然虚构是写小说的惯用手法，但作者还可以更自如、更多地运用它。可以凭空虚构出人物和情节，也可以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稍作加工，对话、时间、天气等，都是可以虚构的元素。

简单来说，写作就是把头脑里的影像变成一个个的文字，这只是直抒胸臆的表达。再把这些散乱的文字写成有条理的纹路，便是思考。如果将思考与想象结合，编撰出新的故事，就是创作。最后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字，就成了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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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一个不愿被人控制写作的作者。

她的女性主体意识，主要来自自身的经验世界。家庭的环境让她滋生了反抗父权的意识，促进她形成独立自强的性格，她将这种意识和性格体现在小说之中。

写作也是一环套一环的，就像正在成长的作者，并不是一下成长为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一环套着一环构建起来的，关键是要“不求人”。因为自己喜欢，所以要去学习，然后用心去感受其中的奥妙之处，而后才能产生自己的体悟，把它们运用在文学创作之中。

每个人的人生各不相同，但情感是可以相通的。

写作能够带来表达、思考、创造的满足，想写能感动人的作品，如果一定要把现实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话，像马尔克斯那样的创作手法——用魔幻的现实主义来表现，是值得作者学习的。

小说，都是以人物为主导，作者要对“人”感兴趣，因为“人”都处于社会之中，所以情感就有了共鸣。在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虽然不能感动所有人，但至少有一部分人，能为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所感动。

如果一个人活着，总要找一件事来做，那么张爱玲喜欢的事情就是写作。

“写作也是为了愉悦自己。”如果真心热爱写作，那就别放弃写作。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用写作的形式固定下来，供自己和别人阅读，最初的时候张爱玲不知道写的是何种文体，只是迷恋写作。

写作可以说是张爱玲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她以写作为乐趣，同时也依靠写作生活。

张爱玲将其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买了一支口红，取悦自己。

她说：“可以不施粉黛，可以素面朝天，但至少要涂口红。只要涂了口红，就能整个光鲜起来。”在张爱玲的生活中，她与写作已经是一体，她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我们能从她的文学作品中读出“烟火气”，好像她笔下创作的那些人物，都离生活很近。

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人生中很多大事都是在上海经历的张爱玲，内心也有一种深厚的乡愁情绪，她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就是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

1942年是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她仅用一两年的时间，以无比的才情和身上特有的气度，征服了战争中的读者，通过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形式，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

她的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爱情的虚假、婚姻的圈套、生命的脆弱，以此来揭示人性的自私、冷漠、扭曲，展现了一个在战火纷飞的传奇城市中，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作者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张爱玲在《惘然记》中，写下了她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的思考。

确实，反面人物的塑造比正面人物更难，因为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衬托正面人物的形象。而现实生活中人性恶的一面，主要还是来自对自己“欲望”的满足。

这就给文学创作带来了难度。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小说中的人物也有自己的思维，“善”与“恶”的写作也要表现得自然。

张爱玲在《写什么》中说：“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根据题材来创作文学作品，以最好的方式展示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写小说、写人物传记、写报告文学、写诗歌散文……对于作者来说，体裁只是一个载体，把有生命力的故事传递给读者，才是写作的动力。

有些题材就适合历史随笔类的，如果用诗歌来写，显然不合适。但如果用小说来写，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有人说，诗歌、小说、散文什么文体都写，似乎写得“杂”了。

作为作者，就不该专注于一种文体的创作，应该把自己所想表达的思想以最恰当的文体表述出来，不应被某一种文体限制。

张爱玲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也这样说过：“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