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上最有个性的女人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满哲学味道的女权主义者
两段友情塑造的早年生活
1759年4月27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斯毕塔菲尔德。玛丽的命运十分不幸，在她年幼时，父亲投机生意失败，使原本还算富足的家庭逐渐陷入经济的拮据之中。玛丽的父亲甚至不得不动用女儿在成年后会继承的那一份遗产，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极近窘迫，可以说是到了危及整个家庭生存的地步。因此，玛丽的少女时代是在家庭的贫穷困苦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物质上的贫穷对于玛丽来说，还不算是最糟的，这是她还可以忍受的，真正让玛丽难以忍受的是在生意上失败后的父亲开始整日酗酒，甚至经常在喝醉后对玛丽的母亲拳脚相加。于是，年纪尚小的玛丽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经常会充满恐惧地守在母亲的卧室门外，向父亲撒谎称母亲不在房间内。
这一切都对玛丽的成长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由于父母相处得很不和谐，玛丽就要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埃弗里娜与伊利莎的责任。玛丽在她的一生中都精心地照顾着妹妹们，比如，在1784年，妹妹伊利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玛丽为了帮助妹妹，极力劝服妹妹离开丈夫与年幼的孩子，并为伊利莎制定出了周密的逃跑计划。这件事已经可以表现出玛丽敢于向社会准则挑战的勇气。只是，妹妹伊利莎也为这件事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除了遭受到当时社会的谴责之外，不能再婚的伊利莎，只能在孤苦伶仃中度过漫长的一生。
玛丽的这些经历都对她以后的生活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她坚定了这样的想法——妇女必须在生活中保持独立和自强，而使她这一理念得以丰富和完善的则是她和两位女性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
第一段友情是玛丽与简·阿登建立的友情。简·阿登的家庭所呈现出的理性氛围，让玛丽很是赞同和喜欢，也让她非常珍视与简·阿登之间的友谊。她们经常一起读书，一起倾听被简·阿登封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父亲发表演说。有时候，玛丽甚至在情感上还希望能够拥有简·阿登。她在曾经写给简·阿登的信中说道：“我对友情已经形成了浪漫的观念……我对爱情和友情的想法也有一些奇怪：我要么必须拥有爱情，要么就干脆两者都不要。”这表现出了玛丽易变而忧郁的情绪，这种情绪一直让她挥之不去，甚至伴随了她的一生。
第二段友情是玛丽和范妮·布拉德之间的友谊。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顿的克莱尔夫妇的女儿，也是他们把女儿介绍给玛丽认识的。玛丽视范妮·布拉德为唯一打开了她心扉的人，所以这是一份对她来说更为珍贵的情感。这致使玛丽在她的一生中，都没有中断援助范妮·布拉德与她的家人。比如，她曾经很多次在金钱上为范妮·布拉德的兄弟提供帮助。
1778年，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玛丽必须开始独立生活。她找了一份伴护的工作，工作任务是陪伴一位居住在巴斯的寡妇萨拉·道森。萨拉·道森的脾气非常暴躁，与这样的女人相处显然是很困难的事。两年后的1780年，玛丽为了照顾已患重病的母亲，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母亲过世之后，玛丽不愿再去陪伴萨拉·道森，而是搬到了好友范妮·布拉德的家中居住，而且一住就是两年。尽管范妮·布拉德比她更为注重传统的女性价值，但是在与范妮·布拉德一家人共同生活的两年之中，玛丽还是把范妮·布拉德视为自己的偶像。
玛丽与范妮·布拉德是向彼此敞开心扉的人，她们还曾一起幻想过共同的理想空间：租下几间房间，在精神与金钱上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着好好生活。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有一定的差距，她们的经济现状实际上并不能为她们创造那种理想的生活状况。
为了维持生活，玛丽姐妹与范妮·布拉德在纽因顿格林开设了一间学校，那是一处非国教徒居民区。之后不久，范妮·布拉德便与休·斯基斯订婚并结婚。由于范妮·布拉德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结婚后不久，丈夫休·斯基斯便带着她去欧洲大陆疗养身体。
1785年，范妮·布拉德怀孕，她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于是，玛丽不得不将学校的事务抛开，到范妮·布拉德的身边照顾她。但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范妮·布拉德还是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范妮·布拉德的死，给玛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788年，精神上的疼痛促使玛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一篇小说》，而由她们共同创办的学校也在范妮·布拉德死后不久就倒闭了。
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出，玛丽独立的意识和对男女性别不平等的强烈感受，完全是她的人生经历与生活本身的产物。可以说，自力更生的成长过程和独特的人生体验决定了玛丽的独立精神和意识。因为她需要更好地活下去，就要清楚地认识自己和思考社会。只是她自身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又决定了她只会局限地去呼吁资产阶级的女权。
从现代的解读来看，玛丽的著作《女权辩护》这本书，主要的读者应定位于资产阶级妇女所提及的“当时的妇女地位”，这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当时的资产阶级习惯性地自认为自己就代表着全民，所以，玛丽在书中也就没有特意地将此加以区别。
“新女性之先”
范妮·布拉德死后，朋友们为玛丽谋取到了另一份工作——到英裔爱尔兰人金斯伯勒家担任家庭教师。玛丽很受这个家庭的孩子们的欢迎，而且孩子们受她的影响也很大。其中的一个孩子玛格丽特·金在后来曾这样说道：“玛丽让我的思想不再受迷信的支配。”与孩子们在一起时愉快的经历，让玛丽忽略了她与金斯伯勒夫人之间相处的不融洽。1788年，玛丽做家庭教师这一年的一些经历，被她写入自己的一部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中。
第二年，玛丽就辞去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开始成为一名专职作家。实际上，玛丽选择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女性能够通过写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玛丽曾在《女教论》一书中生动贴切地描述了这一人为设置的障碍：“女性自身的不幸境遇，上流社会接受的教育，以及人生失之交臂的命运。”正是这样的障碍，使得当时的女性不论身份地位如何，她们的职业选择范围都是十分狭小和有限的。
1787年，玛丽在一封写给妹妹埃弗里娜的信件中，第一次谈及到她想要成为“新女性之先”的想法。之后不久，玛丽搬到了伦敦，在思想开明的书商朋友约瑟夫·约翰逊的帮助下，定居在伦敦，开始依靠写作来生活。在这段时间里，玛丽的理性思维得到了充分的提升。她不仅学会了德语和法语两门语言，还翻译了不少的作品，比如雅克·内克尔的著作《宗教观点的重要性》、克里斯蒂安·扎尔茨曼的著作《道德素质》等。除此之外，玛丽还为约翰逊的一本名为《分析评论》的杂志写了一些评论。
大量的阅读加上深刻的思考之后，玛丽逐渐发生着改变，她的思想也更为独特和高深。后来，玛丽还在伦敦认识了众多知识渊博的朋友，其中就有激进思想派的作家托马斯·潘恩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威廉·戈德温。其实，玛丽与威廉·戈德温在第一次见面时，他们都对彼此感到非常失望。在那场宴会上，他们的交谈很不愉快，玛丽几乎能在每一个议题上，都有很多反对威廉·戈德温的理由，这使得他们的谈话几乎需要在不停地质问和争执中进行。因此，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之间以后所发生的故事。
有一段时间，玛丽去了法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她在伦敦和已经结婚的画家亨利希·菲斯利产生了一段感情，并且提出了让亨利希·菲斯利和他的太太都无法接受的要求。因为玛丽并不想破坏亨利希·菲斯利的婚姻，她只想与他和他的妻子共同生活在一起，从而与亨利希·菲斯利保持一份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关系。但是，亨利希·菲斯利的太太作为传统的女人，怎么可能接受玛丽如此奇怪的要求呢？因此，她必然会想方设法地破坏掉玛丽与亨利希·菲斯利之间的感情。可以说，玛丽决定去法国也是为了逃避这件事给她带来的羞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她要去法国参与她在《男权辩护》一书中极力歌颂的法国大革命。
1790年，《男权辩护》这本书让玛丽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将她与神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以及潘恩等当时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人物相提并论。潘恩曾写了《人的权利》一书，在这本书中，因为潘恩对伯克观点的反驳而为人们所知。玛丽的《男权辩护》一书，则是为了反驳保守派作家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的观点而写的，埃德蒙·伯克在书中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这让玛丽不能接受。1792年，《男权辩护》一书中所概述的观点，经过玛丽的进一步阐述，最终形成了她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品——《女权辩护》一书。
玛丽认为，为女性权利进行的辩护是行使和捍卫人权的一种表现。而她具有强大煽动性的言辞也迅速成为女权运动中的核心论调：侮辱和贬低女性的根源，产生于社会没有为女人们提供受教育的权利，而只是一味要求她们言听计从和注意自己的举止，从而让女人成为男人的私有财产以及社会的一种装饰品。
因此，1792年，玛丽在她的《女权辩护》一书中说道：“很明显，女性是在各种状况和限制的合力之下，不得不变得软弱低下。”“事实上，民众所被要求的一切规则，对于女人们而言也是适用的：大多数人都必须保持一种蒙昧无知的状态，不然的话，这些精神意识上的奴隶，就会认识到自身的不自由；人们在所谓的压迫者面前卑劣地活着；她们非但没有想到要站起来，争取她们与生俱来就应该享受的权利和自由，却还在卑微的尘土之中缓慢爬行并叫嚷着，她们必须要吃饭喝水，因为死亡很可能在明天就会来到他们身旁。这样的想法对于女人来说显然尤为契合，受到如此社会习气的影响，她们很容易只顾眼前的享受，并且最终轻易地选择丢弃可以让她们得到更多力量的自由。”
女性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男性造成的。因为女性们所受压迫的基础，正是男性在力量上拥有优越地位的需要。当然，女性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病：很多女人之间也带着一种偏见，她们在看第一眼时，可能对彼此是肯定与赞赏的，可是第二眼或者在深入接触后，便会互相不顺眼，甚至轻视。
尤其是那些不成熟，并且屈从于感性的女性，她们甚至会选择自作自受，这些女性最终成了“她们感官的牺牲品”。所以，那样的女人难以进行理性的思考，这也使得女性所扮演的依附角色更加根深蒂固。由此，玛丽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女性习俗的改革”这一观点。
批评与认可并存的理想
1792年8月，法国大革命继续进行着，巴黎市民很快攻占了爱丽舍宫。这一年的12月，玛丽抵达巴黎。当时，整个法国已经陷入了战争的混乱，玛丽在这期间结识了很多和海伦·威廉斯一样在巴黎旅居的英国人，并很快融入了他们的圈子之中。
完成《女权辩护》一书后不久，玛丽就决定将她的想法付诸实践。所以，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理性氛围，让玛丽开始了一场近于实验性质的恋爱：在法国大革命的硝烟之中，与一位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利陷入爱河。先不谈玛丽的内在意愿和情绪是怎样的，只从表面上去看，她似乎已经真正爱上了这个让她觉得完美的男人。
显然，吉尔伯特·伊姆利唤醒了玛丽对性的兴趣与激情，而事实上，她曾在《女权辩护》一书中极力反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于是，在他们恋爱不久之后，玛丽就怀孕了。1794年，玛丽产下了她与吉尔伯特·伊姆利的第一个女儿范妮。这个美好的小生命的降临，让玛丽欣喜万分。在给朋友的信件中，玛丽这样写道：“我的小女儿吃奶时吮吸得是那么用力，以至于她的父亲甚至希望由她来完成《女权辩护》的第二部分。”
处于法国大革命不断混乱的局势之下，又要承担起在国外独自一人抚育女儿，玛丽依然没有放弃她的写作。居住于法国北部的勒阿弗尔期间，她完成了著作《法国大革命起源和进展的历史观和道德观》一书。1794年12月，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书中描述了早期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之后，法国的政治形势不断恶化，英国开始向法国宣战。这场战争的爆发，让旅居法国的英国人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保护自己的爱人，吉尔伯特·伊姆利在1793年就将玛丽注册为他合法的妻子，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结婚。但是，由于后来吉尔伯特·伊姆利对玛丽有一些不满，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她。虽然在离开时，他曾向玛丽许诺，会在他们的孩子诞生时回到她身边。但实际上，吉尔伯特·伊姆利很久都没有回来，甚至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寄给她，此时的玛丽终于意识到，吉尔伯特·伊姆利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
1795年4月，玛丽回到伦敦。在遭到吉尔伯特·伊姆利的拒绝后，她曾两次企图通过自杀挽回他们的感情，但是都未能如愿。渐渐地，玛丽就选择重新回到她的写作之中，并进入了约瑟夫·约翰逊的生活圈子，还结识了伊丽莎白·英奇博尔德、玛丽·海斯与萨拉·西登斯等人。这段时间，玛丽和之前就认识的威廉·戈德温结出了美好的爱情果实。但是，这一段幸福的生活，却在玛丽再次怀孕后不久，便又悲剧地结束了。
1797年，玛丽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小玛丽。分娩之后，玛丽的状态看上去还不错，但不幸的是，生产后残留下来的胎盘组织却受到感染。虽然这样的事在18世纪已经是十分常见的情况，但是由于长时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玛丽还是于9月10日因败血症而死亡。
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给玛丽的丈夫威廉·戈德温带来极大的打击。他在写给要好的朋友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的信件中说道：“我坚信这个世界并没有平等，我们为了让对方感到快乐而愿意改变自己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点。现在的我对快乐这种感受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
玛丽死后被葬在圣潘克拉斯旧教堂的墓地里，在她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话：“玛丽·戈德温，《女权辩护》的作者，生于1759年4月27日，亡于1797年9月10日。”威廉·戈德温死后，他们的遗体被合葬在伯恩茅斯。
1798年1月，威廉·戈德温出版了他的作品《女权辩护作者传》一书。威廉·戈德温原本的初衷是写出自己对妻子的爱意与同情心，希望能由此展现出玛丽真实一面的。而事实上，他在书中透露出的很多内容，都让读者们大为震惊。威廉·戈德温对妻子玛丽的描述，影响了整个19世纪人们对她的看法。那些负面的影响使玛丽的名声长期被埋没于幽深的谷底。
而且，玛丽死后不久，还遭受到了来自玛丽亚·埃奇沃思等作家们的嘲笑和讥讽。那些攻击她的人还曾暗示或明确指出“有自尊心的女性，绝不会去阅读她的作品”。这些因素都导致在整个19世纪，几乎没有人去阅读玛丽的著作。如果这位大胆的女权主义作家知道自己倾注了一生的心血、还尚未完成的理想，遭受到如此的待遇，一定是心有不甘的。
然而，随着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尽管批评玛丽的作品与其生活方式的声音依然存在，但已经逐渐微弱。哪怕彼此之间持不同政见的女性，比如爱玛·戈尔德曼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开始愿意去理解和认可玛丽的生活经历，甚至还发自内心地赞美玛丽所经历的“生活体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术界对女权主义的批判开始浮现，这使得玛丽的作品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们的命运甚至也反应在了女权主义运动者本身。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为玛丽写传记的6位主要的写作者认为，在当时的年代，是女权主义者主张“个人即政治”时期，玛丽“集充满激情的生活与激进而不失理性的行为于一体”的看法，被人们认为是自相矛盾却又引人注目的。
直到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玛丽则更多地以“时代的产物”这一评价，被逐渐展现于人们眼前。加里·凯利、克劳迪娅·约翰逊以及弗吉尼亚·萨皮罗等知名学者分别从感性、经济和政治学说等几个方面，论证了玛丽的思想，和同一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此后，玛丽的作品对学院派之外的女权主义，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后来的女权主义者艾阿恩·希尔西·阿利在进行创作时，就引用过《女权辩护》一书中的原话。她还曾写到自己受到了女权主义的先驱思想家玛丽很大的鼓舞：“我是因为她才坚定了自己的价值，希望能够拥有与男人一样的能力，并应该享有与他们同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