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
支离破碎的生命
1907年，弗里达在墨西哥城出生，她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摄影师，这也使她拥有了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成长环境。弗里达从小便拥有让人惊艳的美貌，她的头发修长而黑亮，两条修长的眉毛好像鸟儿的翅膀，一双诱人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原本以为命运之神会一直对弗里达青睐有加，然而不幸的是，在6岁那年，她的右腿因为小儿麻痹症而变得异常羸弱，最终导致了永久性残疾。
虽然身负残疾，但弗里达淘气好动的活跃天性却并没有因此被限制。读中学时，弗里达十分调皮，经常做恶作剧捉弄同学。在他们的学校里，有一个主要由男生组成的经常惹是生非的小团体，她很快便成为该团体的头目。弗里达不但闹出同性恋的丑闻，还差点因为搞怪作乱而被学校扫地出门。但也是在这里，弗里达认识了一些文学社团的朋友，并与著名诗人卡洛斯等人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18岁那年，弗里达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转折，那是1925年的9月17日，她遭受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飞驰而来的电车与她所乘坐的公共汽车相撞，可怕的冲击力在一瞬间将一根锐利的铁条插入了弗里达的身体，最终造成她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11处骨折，肩膀和右脚脱臼，而且右脚粉碎性骨折。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弗里达不得不平躺在床上，她被固定在一个塑料制成的盒式装置中。更糟糕的是，那根铁条还刺穿了她的腹部，她的子宫被割开了一个很大的伤口，这也给她的生育功能带来了永久性的损害。这次严重的车祸之后，弗里达的一生前前后后一共历经了大小33次手术，她不仅因此而失去了右腿，很多时候还要靠插管的方法来维持生命。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灰心丧气的境遇中，弗里达用她惊人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与身体上的疼痛斗争了30多年。
最终，顽强的意志和生存的渴望使弗里达活了下来，她从未放弃身体的复健训练。惨重的车祸唤醒了弗里达体内巨大而杰出的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车祸使她一无所有，同样也是车祸让她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弗里达的父母在她遭遇车祸之后，送给她一块画板。弗里达如获至宝，每天都拿着画板涂涂抹抹。整日躺在床上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聊了，而画画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所在。起初，她还只是画一些简单的图形，慢慢地，她开始尝试将自己脑海中出现最多的人和景物描绘出来。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想到，画画竟会成为她一生的事业。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一位独树一帜的画家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从表面上看，弗里达的绘画作品就像是一部记录了她在疗养过程中与病痛抗争的编年史。但实际上，这些作品的灵感更多是来源于她的天赋和激情。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弗里达的大部分画作都是在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她的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主题就是她的自画像：一个穿着墨西哥传统服饰的女人，四周围绕着她的宠物以及许多产自乡间的青翠蔬菜。弗里达画作中流露出的情感总是十分强烈，有时侧重于写实，有时沉溺于幻想，奔放中时常带着浓重的悲壮色彩，这也说明她的艺术和生活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弗里达深切地爱着墨西哥的一切，它的色彩、民间工艺、传统服饰，以及诚实守信和注重家庭的价值理念。
长久的卧床，频繁的就医，无尽的手术，似乎已经成为弗里达的生活常态。那些令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在弗里达那里却不算什么，生活的无助和病痛的折磨都无法将她击败，她的坚强与韧性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弗里达是一个乐观的人，她曾经自嘲说，自己无意间就创造了经受最多手术的世界纪录。事实上，她有时为了对抗身体的剧烈疼痛和无力感，不得不依靠酒精、麻醉品和卷烟的帮助，并以此来缓解肉体的痛楚。为了让弗里达的画技快速提高，同时，也为了让她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她的朋友在她出院后，立即为她介绍了包括迭戈·里维拉在内的墨西哥知名艺术家。
爱异性，也爱同性
1928年，年轻的弗里达带着自己的画作拜访了她所敬仰的偶像——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迭戈·里维拉。那时，里维拉在国际画坛上早已享誉盛名。弗里达的画作深深震撼了这位年过四十的绘画大师。即使两人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陷入一场注定风波不断的爱情之中。
1929年，弗里达与里维拉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尽如人意。在整个婚姻过程中，他们几乎经历各种形式的爱恨情仇，有快乐、甜蜜，也有猜疑、背叛、怨恨以及利用，他们之间的情感颇为复杂。
然而，没有真情的婚姻早晚会走向破裂，两人从惺惺相惜到形同陌路，并最终于1940年离婚。因为里维拉又高又胖，身高仅5英尺出头的弗里达和他相比则显得特别娇小瘦弱。所以，曾有人这样描述他们的婚姻：大象和鸽子的爱情生活。
弗里达和里维拉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他们热衷于墨西哥人民的解放运动，为本国的民族文化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同很多墨西哥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一同分享彼此的艺术理念和生活态度，可后来里维拉遭遇他人抨击被开除党籍，弗里达的共产党员生涯也随之宣告终结。
结婚之初，弗里达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婚姻生活之中，她一心一意地当着里维拉的“小女人”，而里维拉也真心呵护着弗里达。他曾提议弗里达穿墨西哥传统的服饰，弗里达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便穿着那种长长的、华美的服装，并佩戴着奇异的珠宝。这与她那厚厚的一字型眉毛相得益彰，成了她显著的特征。
另外，里维拉不仅为弗里达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还积极地勉励她继续作画。他们也曾有过爱情的结晶，但由于弗里达的身体没有彻底恢复，孩子最终没能留下来，这样的小插曲却并没有对他们之间的感情造成损害。
然而，当弗里达和里维拉从美国回到墨西哥之后，真正的噩梦开始了。艺术家放荡不羁的性格和风流天性使得里维拉韵事不断，他不仅和许多女人关系暧昧，甚至还勾引了弗里达的妹妹。残酷的事实深深地伤害了弗里达的感情，她很快从一个幸福的小妻子变成了一个情绪复杂的女人。于是，弗里达决定用行动证明，风流不只是男人的专属权利，女人也一样能够成为魅力四射的风流人物。
在交际中，弗里达经常是脏话连篇，她喜欢喝龙舌兰酒，喜欢参加狂欢的宴会，还喜欢在宴会上对着来宾唱色情歌曲。她经常口无遮拦地对客人讲黄色笑话，这令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包括她自己。弗里达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人能抗拒得了那种撕心裂肺的诱惑，人们总是很轻易地就被她的美貌征服。男人们迷恋于她，他们在她的身边驻足，并注视着她。有人说，弗里达会勾引她看上的每一个人，爱情的幻灭，竟让她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名的荡妇。
于是，在弗里达的身上发生了不计其数的情色绯闻。其中，有一桩绯闻是关于共产党领袖利昂·托洛茨基的。当时，他和他的夫人寄居在弗里达的家里，两人一开始只是调情，后来便演变为偷情。没过多久，托洛茨基被害身亡，弗里达因此而被捕入狱，但她很快又被开释。里维拉也受到了牵连，被列入嫌疑对象。在托洛茨基遇害的几年之后，弗里达和里维拉公开宣称，他们之所以将托洛茨基邀请到墨西哥，就是为了害他。但是，没有人能证实他们这段话的真假，因为他们都是很爱讲故事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弗里达还是一个喜欢同性的女人。虽然里维拉无法忍受妻子的出轨，并对那些给自己戴绿帽子的情敌恨之入骨，但却对妻子的同性恋人很包容。弗里达的《树林中的两个裸女》和《水之赋予我》描绘的都是两个女人的世界，她在画中充分描画出一个关于同性的情爱缱绻的暧昧世界。
弗里达在她的婚姻之中，同无数人发生过关系，只要他们有名且长得漂亮。在这方面，里维拉也毫不逊色。虽然他们之间是彼此相爱的，但同时两人又都是性格嚣张、思想放荡的人。
1940年，弗里达和里维拉的感情生活走向了终点，两人正式离婚。一年后，他们却又复合了。这也说明了这对夫妻是深爱着对方的，用弗里达的话说就是双方都离不开彼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饥饿与食欲的结合。
这个世界，我不愿再来
弗里达生平只在墨西哥办过一次画展，那是1953年的春天。弗里达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医生明令禁止她去画展现场，但这个性情执拗的女人所想要做的事情，又有谁能够阻止呢？
在来宾们刚被允许进入画展的时候，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于是人们又疯狂地向门外涌去。原来是弗里达到了，她被一辆救护车载来，旁边跟着一个骑摩托车的护卫。随后，她躺在担架上，被医护人员从车里抬出，送入展厅。弗里达的床被放置在展厅的中央，人们走过去向她表示祝贺。弗里达对着人群讲笑话、唱歌，她甚至还喝了一整碗的酒，这令所有的人都觉得很快乐。显而易见，这次画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
弗里达在世之时，便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崇拜者。去法国时，毕加索还专门宴请了她。后来，弗里达被刊登在法国时尚杂志的封面上。而在美国，人们不仅爱她的画作，也爱她美丽的容貌。在她的家乡墨西哥，很多重要人物都非常喜欢她。
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突然离开人世，因为没有验尸，也无法知道具体的死因。有传闻说，她是自杀而死的。因为她日记里最后的话是：“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弗里达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的一生都显得特立独行。她是美丽的，哪怕是她“身上的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她有两条几乎连成一线的浓眉，上唇还带着些许胡子，这成了她最出名最显著的特点。此外，她娇小而热情，热衷于寻求“惊奇和特殊”；她穿着华美的墨西哥传统服装，戴着璀璨绮丽的头饰与耳环东走西逛、穿堂过户，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弗里达有过很多有名的仰慕者和男女情人，但是，在她的感情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她的丈夫里维拉。他们的每一次探险，他们的爱恨纠缠、争吵以及离婚、复婚，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始终与她的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的，还是她那近乎支离破碎的身体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
病痛与死亡的巨大阴影时刻笼罩着弗里达，或许正是因为那时刻被囚困在病榻上的无助，以及无处不在的死亡气息，让她生发了通过绘画宣泄自己内心隐秘的强烈渴求。在弗里达的画笔之下，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感觉反而成了她的猎物。弗里达小心翼翼地描画着每一处细节，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并始终乐此不疲地“让想象通过实际技能的雕饰而更具说服力”。
弗里达在短暂的一生中，差不多创作了两百幅作品，其中约有1/3是自画像。她的画作传承了纯粹朴素的印第安民族文化的血统，阐释着墨西哥民族特有的“生”与“死”的主题。于弗里达而言，对死亡的追逐是她进行创作的源泉。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在面对死亡时，总是表现出一副漠然的神情，也许这就是最贴近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无论是被钢丝石膏支撑着的危在旦夕的病体、被谋害的女人、和死神做伴的冷漠与残酷，还是家族的血脉传承、“生”在“死”中孕育而出、血脉相连的爱情……弗里达总能平静从容地将自己幻想中的种种意象组合在一起，那些意象都极具细节上的真实性，并且个个都充满张力，从而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强大的震撼和冲击力。而那种原生的特质掺杂在如此强烈的视觉冲击中，蕴藏着一种“文明人”身上所罕见的力量和勇气。
对于一个墨西哥人而言，死亡并不意味着毁灭，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创造。他们的身上似乎有种向死而生的情结——在死人节吃骷髅型的面包，把骷髅头拿来装饰房屋，喜欢听表达死亡的快乐的歌曲和笑话。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特征，弗里达被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划归入自己的流派。
不过，她自己却拒绝承认：“他们觉得我是超现实主义画家，其实并不是。我从不画梦，只画我自己的现实。”这是因为：
首先，弗里达作为一个墨西哥人，她的视角原本就和欧洲同行大相径庭。墨西哥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传承，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和奇幻故事，所以她根本不需要那些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墨西哥，现实和梦想经常被混为一谈，而奇迹反而被认为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
其次，对于一个长期被禁锢在床上的病人来说，潜意识里的危机感与躁动不安，可能就是她“主要的现实”。而且，对真实的自觉探索也存在于弗里达的潜意识中，或许这有利于把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从理性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刻板呆滞中解放出来。因此，有人曾这样评价弗里达的艺术：“她将印第安神话与她的个人神话，墨西哥民族的历史和她个人的现实全部融入到了她那色彩绚丽的颜料中。”
弗里达曾这样说过：“我不画梦，我画我自己的现实。”在苦难面前，这样一个带着一身伤残的“折翼的天使”，依然笑容灿烂。她的一生只举办过一次画展，而且更遗憾的是，自己还是被人抬进去的。但就是这样一次并不完美的画展，却向世人展示了她的坚忍不拔与幽默精神：“请注意，这具尸体还活着。”
回顾弗里达的艺术与人生之路，人们不禁会想起翟永明写过的一句诗：“我甚至是你的血液，在黎明流出的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弗里达去世时年仅47岁，在经历了短促而又热烈的一生之后，她终于可以在死亡中获得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