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耶娃——渴求死亡的少女
极端偏执的女人
1892年10月8日，茨维塔耶娃出生在莫斯科。她的父亲伊·弗·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之一。母亲玛·亚·梅伊恩具有德国和波兰血统，而且有着相当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茨维塔耶娃的母亲除了让她的孩子们接受音乐的陶冶，她还会给孩子们讲故事、朗诵诗歌等。
茨维塔耶娃受母亲的影响很深，她的内心很早便滋生出一种对诗歌的信仰：“因为有一位这样的母亲，我所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那就是成为一名诗人。”茨维塔耶娃在母亲营造的“音乐和博物馆”似的生活中，度过了自己幸福的童年时代。茨维塔耶娃的家庭背景和教养，让她从小就知道，人要尊崇神圣的美，而不应在意物质生活的贫乏。
1906年秋天，茨维塔耶娃被送到女子寄宿学校读书。和很多同龄少女一样，这一时期的茨维塔耶娃满怀浪漫主义的幻想，既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憧憬，也有对生活现状的叛逆情绪。她坚持对19世纪俄罗斯经典诗人作品的阅读与鉴赏，精心赏析着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再一次温习童年时期母亲灌输给她的诗歌节奏和韵律。之后，茨维塔耶娃又阅读了歌德、海涅等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并与那些精彩的诗句进行着近距离的接触与交流，这进一步让她从灵魂深处生发出伴随她终生的浪漫主义情怀。
茨维塔耶娃的性格也有高傲、刚烈和偏执的一面。传闻，她曾爱恋一位大学生尼伦德尔，并为他写了许多抒情诗，但是她却因对方流露出的淡漠和疏离而痛苦不堪。于是，难以承受打击的茨维塔耶娃买了一把手枪，在曾经演出过她喜爱的法国作家罗斯坦的戏剧《雏鹰》的一家剧院里自杀，幸运的是，她那把手枪里装的是一颗哑弹，才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1910年，茨维塔耶娃18岁，她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黄昏纪念册》。这部诗集的问世，吸引了勃柳索夫、古米廖夫、沃洛申等数位文学前辈的注意。勃柳索夫对这本诗集的评价是：具有象征主义遗风。因为茨维塔耶娃的诗作与阿克梅主义“让玫瑰自己来叙述玫瑰”的创作原则高度契合，所以古米廖夫对这本诗集的看法是：它流露出日常性的关注，这真让人欢喜。沃洛申也对这部“年轻而幼稚的书”予以鼓励和劝勉，此外，他还亲自造访了诗集的作者茨维塔耶娃，这一行为成为他们以后真挚友情的开端。
依据茨维塔耶娃的自述，她6岁时就开始练习诗歌写作，此后很多年都没有停过手中的笔。在《黄昏纪念册》这部诗集中，她几乎是无意识地践行着她后来的创作所恪守的一个原则：“地球上人的唯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生命被她当作寻求真理的启示，而写作则被她认为是通往真理的途径。茨维塔耶娃在《祈祷》一诗中，这样写道：
“基督和上帝！我盼望着奇迹，
过去和现在，一如既往！
啊，请让我立即就去死，
整个生命对我而言只是一本书。
我热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
我的灵魂啊，你是瞬息万变的？
你曾给过我童年，也给过我童话，
不如再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
虽然这首诗还残留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印记，但也清楚地流露出她一生所关怀的重心：生命、死亡、爱情、友情、自然、艺术和上帝。
1912年1月，茨维塔耶娃步入婚姻的殿堂，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伦是一名纳粹派分子的后代。她把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神奇的路灯》献给了他。然而，《神奇的路灯》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阿克梅诗人、“诗人车间”的成员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都对这部诗集做出并不友善的评论，就连茨维塔耶娃向来非常尊重的勃柳索夫也对《神奇的路灯》这部诗集流露出失望之情。但是，茨维塔耶娃对此并不在意，她的回应是：“倘若我是车间的成员，他们就不会这般叱骂我，但我永远也不可能投入车间的阵营。”
在茨维塔耶娃看来，诗人应该是无拘无束、独立不羁的。所以茨维塔耶娃一直独立于所有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外，她始终没有成为阿克梅派的一员。虽然茨维塔耶娃与这些流派中的一些人，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人朋友关系，但她对于当时盘踞于文坛主流领地的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流派，始终维持着适当的距离。
茨维塔耶娃这种游走于主流边缘的状态，也许给她的生活和写作带来诸多困扰和麻烦，但却在造就她的艺术个性方面大有益处。在她后来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茨维塔耶娃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
一生最渴望情欲合一
虽然茨维塔耶娃是一位诗人，但她首先还是一个女人。可以说，作为女人的茨维塔耶娃是狂热和炽烈的。雌性这一性征首先教会她最天然的欲望，即寻求肉体所带来的自然的欢愉感受；其次她才是放纵不羁、才华横溢的诗人。茨维塔耶娃把爱情幻化成信仰，并永远追逐爱情，这正是她作为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诗性。所以，茨维塔耶娃一生都在寻找爱情，祈盼着能够得到触及她灵魂的爱恋。
茨维塔耶娃无比纵情和肆无忌惮的性格与她成长的家庭环境有极大的关系。茨维塔耶娃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沉溺于自己虚构的幻境之中，她害怕孤单的独处，渴望心灵的知交。茨维塔耶娃从小就受到普希金的深刻影响，接触到他的第一部作品是《茨冈人》。可以说，是普希金让茨维塔耶娃学会了一个崭新的迷人的词——爱情，这个著名诗人的爱情观深深打动了并感染着茨维塔耶娃，让她一生都与这个奇妙而迷人的词语牵扯不清。茨维塔耶娃是为爱而活的，她始终勇敢地追求着爱情，并因此创作出或凄切哀婉、或激昂洒脱的诗作，她的这些诗篇后来也成为世界诗坛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一直在追寻属于自己的灵魂伴侣，但她的眼睛时常被幻境欺骗，知交也很快变为异己，让她一次次跌入绝望的深渊。后来，茨维塔耶娃慢慢发现，唯一能让她摆脱绝望的方法便是将心中的苦闷与哀愁诉诸笔端，让心中的情思流淌于一行行诗句。当无望的爱情苦果化为澄澈的诗歌，茨维塔耶娃便觉得自己得到了解救。可以说，茨维塔耶娃的爱情诗大多都是这样写出来的。同时，又因为每次爱恋的对象各不相同，所以，她的爱情诗歌也迥然不同，异彩纷呈。
1911年5月，受诗人瓦洛申的邀请，茨维塔耶娃来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荒僻乡下。在那里的海滩上，茨维塔耶娃与比自己小一岁的中学生埃夫伦相识。埃夫伦的家庭状况与茨维塔耶娃的家庭状况截然不同。埃夫伦是在“革命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母都是革命民粹派，并且都是该派恐怖组织最高纲领派的成员，在羁押与逃亡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1911年，埃夫伦的母亲在巴黎自缢身亡。
埃夫伦情感丰富、性格温和，他们两人一见倾心。在热恋中时，茨维塔耶娃把埃夫伦幻想成为自己的灵魂伴侣，并许下誓言永远不离开他，半年后他们便结为夫妻。然而，埃夫伦实际上却是一个脱离实际，相当不成熟而又意志薄弱的人，他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几乎毫无相通之处，他们的性情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两人的唯一相似之处便是他们都在早年失去了母亲。
于是，茨维塔耶娃很快便觉得心灵空虚无比，而这种心灵的空虚是埃夫伦无法填满的。幸亏不久之后，女儿阿利娅就出生了，茨维塔耶娃热烈的感情暂时有了寄托。但是，母爱终究和心灵相融的灵魂伴侣不同，很快，孤独和寂寞再次驾驭了茨维塔耶娃，她那颗空虚骚动的心再次踏上寻找灵魂伴侣的旅程。这一次，她最终在女诗人帕尔诺克身上找到了情感的归宿。帕尔诺克是一个同性恋者，她的诗虽然不多，但写得非常好，大诗人霍达谢维奇也对她赞不绝口。认识不久之后，茨维塔耶娃就与帕尔诺克坠入了爱河。
茨维塔耶娃与帕尔诺克的这段同性之恋持续了一年半之久，但茨维塔耶娃的研究者，通常都对茨维塔耶娃的这段恋情闭口不谈。其实这是很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段情在茨维塔耶娃的性格上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况且，茨维塔耶娃自己对这段感情也从不讳言，在她的诗集《女友》、《少年诗篇》和《致女骑手》中，她均有所流露，并在这些诗篇中，倾吐了自己的快乐、惭愧、懊恼与悔恨。
1915年底，茨维塔耶娃与帕尔诺克关系出现裂痕，因为这时，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走进了茨维塔耶娃的视野。从曼德尔施塔姆赠送给茨维塔耶娃的诗集《石头》上的题词可以确定，他们的友谊开始于1916年1月，这段友情后来很快演变成爱情。这一年2月，曼德尔施塔姆回到莫斯科，之后便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频繁地往返。
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在莫斯科并肩漫步，她把代表着俄罗斯精神的名胜古迹指给曼德尔施塔姆看，让曼德尔施塔姆对俄罗斯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受。茨维塔耶娃这样写道：“1916年2月至6月，是我生活中最美妙的日子，因为我把莫斯科赠与了曼德尔施塔姆。”但是，随着交往和接触的加深，曼德尔施塔姆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容忍茨维塔耶娃热烈放恣、毫无节制的爱情，于是在1916年6月初逃离了莫斯科。由此，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之间的爱情也走向了终结。
这是茨维塔耶娃的又一次失恋。虽然这段爱情转瞬即逝，但却为他们两人的艺术创作和生活都带来了有利的影响。曼德尔施塔姆妻子回忆称：“热情奔放、个性突出的茨维塔耶娃启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教给他本能地、慷慨地爱的本领。”诗人阿赫马托娃也惊讶地察觉到，向来不擅长写女人、不会向女人献诗的曼德尔施塔姆后来竟然也学会了。而对茨维塔耶娃来说，她写的抒情组诗《莫斯科吟》，视野也比从前更加广阔和明朗，她由此迈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即创作优秀抒情诗集《里程集》的阶段。
茨维塔耶娃所经历的三次恋爱，都对她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那段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同性之恋，不仅重新塑造了她的性格，也对她的命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茨维塔耶娃而言，经过同性之恋后，她的内心已经不再存有任何禁忌，所有情欲和“罪恶”也都不再可怕；其次，这一次的感情毁坏了她和埃夫伦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妻子与帕尔诺克的感情之后，埃夫伦非常痛苦，但他又无法帮助茨维塔耶娃从那份感情中脱离出来。为了逃避现实，埃夫伦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选择到军用救护列车当卫生员，这一决定也改变了埃夫伦的命运。正式入伍后，埃夫伦被派往下诺夫哥罗德初级陆军学校接受训练，毕业后被分派到第56步兵后备役团服役。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时，第56步兵后备役团被派往莫斯科保卫克里姆林宫，后来被红军击败，埃夫伦和茨维塔耶娃一起逃到科克杰别里。原本，埃夫伦一家都是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坚决分子，但是在这个偶发的事件之下，埃夫伦却摇身一变捍卫成为沙皇专制政体保护者。无疑，这一身份的转变与埃夫伦当初逃避与茨维塔耶娃的感情有很大的关系。
茨维塔耶娃一直是暴力革命的反对者，1917年11月，她亲手把丈夫埃夫伦送去白卫志愿军，使他成为沙皇专制统治的保卫者。后来，茨维塔耶娃也因此与埃夫伦失去了联系。1922年春，茨维塔耶娃带着女儿来投靠在巴黎读书的丈夫，从此开启了她凄惨的逃亡生活。
虽然茨维塔耶娃的逃亡生活潦倒坎坷，但她仍一刻也不曾忘记她在精神生活上的享受——追求爱情。在流亡期间，她对丈夫埃夫伦的同学罗泽维奇展开了追求，一度使她善于隐忍的丈夫也不堪承受。除此之外，茨维塔耶娃还同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等世界名人留下耐人寻味的感情故事。
茨维塔耶娃极其注重灵魂的爱恋。她在写给诗人里尔克的信中说：“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而且她言明自己渴望的是“无手之抚，无唇之吻”，拒绝“把对方举起，就近唇边，一口一口地啜饮”似的追求肉体欢愉的恋爱。这充分显露出了茨维塔耶娃的内心世界。
但是，茨维塔耶娃并不否认爱情有寻求身体上的感官享受的情欲，可她还是反复重申自己真实的愿望是灵魂与精神的契合，肉体的结合只是她实现心灵融合的必要通路。她在写给沃洛申的信也有同样性质的言论：“我有一种无法治愈的十分孤独的感受。别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挡着我探视他的心灵。噢，我多么憎恶这堵墙啊！”几个月后，她又在致沃洛申的信中说：“我最大的热诚是同人倾心交谈，但是性爱也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性爱才能进入对方的心灵。”
因此，茨维塔耶娃在狂热地追求爱情时，也希望与对方的肉体融为一体，并且诞生出新的生命——“儿子”。在这里，“儿子”既是她作为女人自然而然的本能需求，同时又体现了她的诗性，是诗的“生命”。她不仅希望和罗泽维奇生“儿子”，还希望和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等人生“儿子”。
爱情究竟是应该灵肉分离，还是应该灵肉相融？对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一个难题，所以她不停地彷徨，不停地抉择。正是因为她与别人迥然相异的种种感受，她才把自己心中所感受到的情感，幻化成诗歌的形式与人相见，她的诗也才因此深受人们的热爱与追捧。
诗人的解脱
1925年秋天，茨维塔耶娃和丈夫埃夫伦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莫尔移居到巴黎。起初，白俄侨民界表达了对她的欢迎，之后便发觉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好像内容是我们的，但声音却是他们的”。于是，他们开始排挤和打压茨维塔耶娃，认为她“非我族类”。
不久，由于茨维塔耶娃流露出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好感，表现出了某种亲苏倾向，她的境况更是堕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这里，我是多余的，但是又不可能回到那里。”茨维塔耶娃说。这一时期，孤独、贫困和对祖国的思念，成为她最主要的写作主题，这些主题在1928年出版的诗集《俄罗斯之后》中，得到集中体现。
实际上，同很多俄罗斯侨民一样，侨居在巴黎的茨维塔耶娃的心头也一直萦绕着难以排遣的乡愁。而此时，白俄侨民界的狭隘与虚假更是让她不耻，因此她不愿与他们为伍。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带着儿子返回苏联。但随后即将降临于她身上的灾难是她从来没有想到的。这一年8月，先于她回国的女儿阿利娅被逮捕，随后被流放；10月，丈夫埃夫伦被指控致力于反苏活动而遭到抓捕，后被枪决。
这一时期，茨维塔耶娃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诗作，迫于生活的压力，她把精力主要投入于诗歌的翻译。但是，对于翻译，茨维塔耶娃又十分坚持自己的原则，她的译作非常严谨周密。倘若她笔下的文学作品不能获得它的文学性，她宁愿不拿去发表。显然，茨维塔耶娃这种态度所译出的诗歌并不能维持她的生计。所以，她不得不经常兼做帮厨、打扫卫生等类似的粗活以补贴家用。
1941年8月，德国纳粹的铁蹄逼近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带着唯一的亲人——儿子莫尔，迁居到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小城叶拉堡市。就是在这座小城，茨维塔耶娃遭遇了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危机，这使她不堪承受，甚至濒于崩溃。那时，茨维塔耶娃希望可以在将要开设的作协食堂得到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作协领导拒绝了她的这一要求。
1941年8月31日，悲伤无望的茨维塔耶娃自缢而亡。她留给儿子的遗言是：“请原谅我，小莫尔，但以后情况会更糟糕。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疯狂地爱你。你要知道，我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了。请转达我的爱意——如果你还能见到爸爸和阿利娅的话——直到最后一刻，我都深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经坠入毫无希望的境地。”
茨维塔耶娃的死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震惊，只有房东大婶说了一句话：“她的口粮还没有吃完呢，吃完再上吊也来得及啊！”因为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这位俄罗斯的天才女诗人，虽然在今天她是唯一可以同阿赫马托娃相提并论的诗人。她当时并不出名，绝大部分的苏联读者不知道她，而少数知道她的老作家却对她闭口不谈，那时，那些老作家就如同惊弓之鸟，没有人敢提及这位在国外逃亡长达17年的“白军眷属”。
茨维塔耶娃死亡后的身体被草草埋葬于叶拉布加的山丘上。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利娅曾经这样说：“妈妈两次为爸爸摧毁了自己的生活。第一次是离开俄罗斯前去寻找他，第二次是跟他一起重返俄罗斯。”其实，阿利娅的话过于笼统，也欠缺公允。虽然实际上茨维塔耶娃的命运，的确是在这两次往返于俄罗斯之间发生转折，但她的目的和内心的变化却并不简单。至于埃夫伦，他无论是离开俄罗斯，还是返回俄罗斯都是政治原因所致，这一原因简单明了。
然而，茨维塔耶娃往返于俄罗斯之间的原因却是出于贫穷、敌对、感情和义务感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很难理顺清晰。茨维塔耶娃虽然成了一个悲剧命运的牺牲者，但谁也不能因此就说埃夫伦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阿利娅忽视了自己的母亲偏执、骚动、肆意妄为的性格因素，在这场悲剧中所起的作用。
茨维塔耶娃的诗作主题充满了生命和死亡、爱情和艺术、时代和祖国等意象，人们称其为永恒的、纪念碑式的诗篇。勇敢、豪放、自信、醉心艺术、追求爱情是贯穿茨维塔耶娃一生的精神支柱，她因此战胜了无法想象的生活困境和没有呵护、没有爱情的孤独，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创作，“在不该笑的时候”她发出欢畅的笑声。
茨维塔耶娃在她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对生活中的一切，我都始终是在永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初遇时；都是在离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融合时；我是偏爱死，而不是生。”这段话最恰当的注脚是她的一句诗行：“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似乎命运也一直在她的旁边怂恿，为她的这一信念推波助澜。
茨维塔耶娃死后，一位女诗人随着她的肉体一起湮灭了，但是她的诗歌仍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回顾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我们只能像对待诗歌那样，学会理解她，甚至去热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