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师大学堂双重身份的优势与困境

京师大学堂从成立开始就背负着多重角色，它被看作是清末改革的重要象征，是改革与保守派博弈的结果。京师大学堂在某一个时期具有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1]后来的实际运行表明，这一定位和身份，对于一个近代大学来说，既获得了优势地位也带来了发展的困境，是一把双刃剑甚至陷阱。

（一）行政权力地位带来的发展资源优势

这种资源优势主要表现在经费资源、图书资源、优质生源以及师资资源等方面。

首先是经费资源优势。京师大学堂开办经费和初期建设运转经费原是朝廷特批、由户部通过外务部，将存在华俄银行的500万两白银的岁息大概每年约20万两左右直接拨付给京师大学堂，后追加到约40万左右^[2]。除此之外，还有由于京师大学堂特殊地位而获得的由朝廷下令各省认捐的费用。根据“各省督抚量力认解”的谕旨，布政使司将全国各省核定为大省中省小省，按每年“大省筹银二万两，中省筹银一万两，小省筹银五千两”的标准为大学堂认捐筹资。除了奉天、吉林、黑龙江外的19个省被核定为9个大省6个中省4个小省，如果各省足额筹措的话每年可得14万两（实际上每年都筹措不齐）。^[3]这是当时中国任何学校都没有的资源优势。其次是图书资源。京师大学堂除了自身是中国最大的教材编写出版单位外，还由于资金有保障，可以购买大量国内外书籍，据统计1898—1911年共购买2000余部6000余册国外教材^[4]。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还向各省督抚发出借调书籍和实验设备以充实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和实验室的咨文。从北京大学综合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各省督、抚、布政使司、提学使给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呈送大批书籍的咨复。比如广东巡抚的将广东官书局“已刊各种经史子集，以及食物新书，每种提取十部或数部刻日赍送来京”“广雅书局提取书籍一百种，分装六箱呈缴前来”；湖北巡抚的“逐一点齐，装箱十七只，请烦查照”；江苏巡抚的696部书籍“共分装十八箱，备批详解，核察验收”等等^[5]。可见当时行政权力地位带来的图书资源获取优势。第三是优质生源。京师大学堂的特殊地位使其无论是通过考试招考还是保荐推举，都能得到京城年轻政治精英和各省公学优质和优先的生源。第四是教员待遇。除了京师大学堂的管理者是由中央选派的官员外，其教员都具有优厚的薪酬待遇（体育教员都可获每月50两足银的薪酬）和业绩奖励^[6]，尤其是其拥有“列作职官”的特殊地位^[7]的诱惑。列作官籍，意味着京师大学堂的教员被定位为一种准国家官员，意味着他们可以免徭役赋税，可以佩戴顶戴去学堂上课，可以有乘坐轿子等特权。这既可“以便节制”，也稳定了教员队伍。

（二）双重角色带来的发展困扰

京师大学堂的双重角色必然也会带来角色困扰。

首先，京师大学堂一方面承担着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迈进、实现教育改革，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做出示范的职责，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内的机构，京师大学堂还必须要处处符合和执行中央统治层面的意志，不能在近代化方向独立地发展。京师大学堂前几任管学大臣尤其是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就是把揣摩中央旨意放在第一位的。孙家鼐深谙中国国情，明白京师大学堂的首要功课必须是经学，首要任务是为朝廷培养官员——当然是接受一些西式文化能懂新政会搞新政的官员，所以孙家鼐在皇帝钦批了《大学堂章程》的当天，就另外提出了重大修改方案即在京师大学堂建“仕学院”招收“仕学生”的计划，教学内容也从原《大学堂章程》中以新学为主改为注重传统经学，兼学西学。他以自己在官场的声望和地位（吏部尚书）说服了朝廷官员和同僚，实施了由他做了重大修改而不是皇帝第一次钦批的那个章程。^[8]

其次，京师大学堂既要遵循教育规律，又要遵守官署衙门的规矩，实际上是按行政规矩、衙门规矩办学校。京师大学堂的主官——管学大臣，不仅是按照官署规矩由中央委派，而且大学堂的其它办事人员也是中央间接委派，“其在堂办事各员，统由该大臣慎选奏派。”^[9]京师大学堂早期机构设置更像个衙门，按照衙门的规矩办学校自然就出现了许多与近代教育规律相悖的事情。

再次，京师大学堂既要办好自己这个学校，还要管理全国的学校。必须把相当一部分资源包括人力财力放在对全国教育行政的管理而不是作为学校的京师大学堂的发展上。朝廷批准的京师大学堂的三部章程（1898，1902，1904），都明确规定了京师大学堂除开办学校培养人才以外的统辖管理各省学堂之责。这包括：第一，对全国新式学堂进行绩效考核。1898年京师大学堂初建时直接规定，将《京师大学堂章程》颁给各个学堂“令仿照办理”^[10]。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总纲部分，把这个职责细化为“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将来全国学校事宜，请由京师大学堂将应调查各项拟定格式簿，分门罗列，颁发各省堂，于每岁散学后，将给学堂各项情形，照格通报京师大学堂，俟汇齐后，每年编订成书，恭呈御览。”^[11]。第二，为全国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制定办学章程。京师大学堂对全国教育的管理还体现在为全国新式学堂制定办学章程。京师大学堂担负的是“全国教育行政管理”之责，因此相应的担负着制订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一整套全国新式学堂的办学章程的责任。今天常见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只是张百熙（工部尚书）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时所制订的一整套办学章程之一。制订这套办学章程是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经谕批为“钦定学堂章程”，共包括六个具体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和《钦定蒙学堂章程》。这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入学到办学的系列章程，这六个章程组成的学制体系后被称为壬寅学制。在这不同层级的学堂章程中处处体现着京师大学堂的统筹管理地位。比如，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学堂章程》中均明文规定，各学堂一律必须遵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之第一至第三节。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的第一章第八节规定了“高等学堂之功课与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功课相同，一切办法均照大学堂预备科一律办理”；第一章第十一节规定，“高等学堂应将每岁总理、教习员数，并学生入学及卒业人数，于年终散学后详报京师大学堂以资考核”。甚至在《钦定小学堂章程》中也规定了学籍管理、学生待遇等一些事项照大学堂章程办理。^[12]

第三，对全国学堂的教材负有编纂或指导编纂之责。教材的编写和审定是发展教育的关键环节，它对于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关系极大，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国家的意志。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和全国教育管理机构，兼负有统筹编订全国各级新式学堂教材的责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内设了编书处和译书处。编书处按照中学堂小学堂课程门目分类编辑普通课本，包括经学课本、史学课本、地理课本、修身伦理课本、诸子课本、文章课本等各类课本。译书处则专门负责翻译西书为各学堂提供外国教材。^[13]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出的一本《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可以看到京师大学堂对当时各个学校16门课程教材的规定。^[14]当然，由于教材缺口较大，除了京师大学堂外，像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上海）等民间出版机构和个人也被允许出版和编写教材，但清政府同时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如有各省文士能遵照官发目录编成合用者，亦准呈送学务大臣（此时京师大学堂的最高领导已经由官学大臣改称学务大臣）鉴定，一体行用，予以版权，准著书人自行印售，以资鼓励”^[15]。也就是说，审核民间出版机构和个人编写教科书还是由京师大学堂的最高领导负责。

第四，对全国各省教育巡视指导。这是清政府加强中央对地方教育领导和监督的举措。这一巡视职责使京师大学堂最高学府和超过一般学府的管理地位的角色凸显出来。

[1] ［美］费正清、［美］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7页。

[2]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535页，《户部筹拨京师大学堂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奏折》《学部为提取大学堂华俄银行息银事致外务部咨呈》等。

[3] 见《各省认定大学堂经费已解欠解建明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部·文图庶务·卷357》。转引自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0—542页。

[4] 张运君：《京师大学堂和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 《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全宗一·卷36》。

[6] 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47页。

[7] 1904年清政府颁布《学务纲要》对教师身份做过再次确认，规定“学堂教员宜列作职官”。

[8]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孙家鼐覆奏筹办大学堂情形折》。

[9]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08—4109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10] 刘建著：《中国近代教育行政体制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11]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

[12]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史教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38—549页、第412页。

[13] 刘玉梅著：《近代教师群体研究——以直隶为考察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14]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29页，《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

[15]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史教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11页，《学务纲要（19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