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面用笔
匠心独运司马迁传记文释例
作者介绍
季镇淮(1913—1997)，江苏淮安人。古典文学研究家，著名文学评论家。1941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闻朱年谱》《司马迁》《来之文录》等。
推 荐 词
《史记》是许多人喜欢读的书，不仅是因为学习历史，也不仅是因为喜欢文学，还因《史记》的结构、写法、语言技巧等皆有高明之处。如《史记》中项羽不是帝王，但是以“本纪”作传；荆轲、郭解本是平民，却以“列传”排列在王公大臣之中。有的人单独列传，如《李将军列传》；有的人却集合列传，如《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等，这些无不体现着司马迁的深意。再有，《史记》中，对有的事，明褒暗贬，对有的人，明贬暗褒，有时，说张三意在说李四，有时，说此事意在言彼意。例如对项羽的评价不在《项羽本纪》中，却在《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的口中说出。
所以，读《史记》需要一些读法才能读懂，不仅理解司马公的微言大义所在，也理解他对文章的巧妙构思。季先生的这篇文章从这些方面给读者以启示。
一、《魏公子列传》
这是一篇单传，为魏公子一个人作传。传中虽写了侯嬴等人，但作传本意在此不在彼。
魏公子，名无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异母弟。安釐王即位（前276），封为信陵君。安釐王三十四年（前243），信陵君卒。
《史记·陈涉世家》：“（周）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甯陵君咎为魏王。”甯陵即宁陵，汉陈留郡县名。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条：“……若魏公子无忌，则封于陈留郡之宁陵县，而号之为信陵君者也。宁陵为古葛地。《水经注》二十三卷：‘汳水又东径葛城北，故葛伯之国。葛于六国属魏，魏以封公子无忌，号信陵。’此乃确证。”宁陵在今河南宁陵县南。
《史记·太史公自序》：“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这是司马迁对信陵君为人的赞许，也是他作这篇传的主旨。
《史记》传记文，往往并不叙述人物的全部活动事迹，而只着重刻画人物的某些特征，从一个侧面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这篇《魏公子列传》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信陵君是魏国当权的贵族，是战国晚期关系魏国存亡的著名人物，他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养士一事，是他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与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齐名。本篇着重写的就是这一个方面。
文章开头在简单地介绍了信陵君的出身和魏国当时形势之后，即指出：“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这是人物的重要特征，也是文章的主题思想所在。接着叙述他的门下士之盛，并得士之用，以致引起魏安釐王的猜忌。这些叙述初步表现了主题思想。
接着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并得士之用即救赵存魏的著名历史事件。实际这里已不是历史事件的一般叙述，而是非常有兴味地讲述历史故事，即把历史事件故事化，为历史提供生动具体的画面。“自迎夷门侯生”这个故事，写其“仁而下士”，着重写其“下”。那样诚恳恭敬地请侯生为上客，又数往请朱亥。窃符救赵的故事，写其能得士之用。首先，侯嬴献计窃符，夺晋鄙军，并以死自誓，以坚其决死救赵之心；其次，为如姬报仇，仍出信陵君门客之所为；第三，朱亥椎杀晋鄙，为信陵君效命。结果，夺晋鄙军解邯郸之围，得赵王及平原君的无比崇敬和感激。至此，文章已有力地表现了信陵君的“仁而下士”的高贵形象。这是文章的上半篇。
下半篇写信陵君留赵事，仍围绕主题思想取材，使主题思想表现更加充分。这里主要写了两件事。信陵君留赵，“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是一个曲折。而客一规谏，信陵君“立自责”并表现了对赵王的极端谦逊态度。此一事也。“从博徒卖浆者游”，与平原君的养士态度有鲜明的不同，终于又得他们的规谏去赵归魏。“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此又一事也。
篇末写信陵君的事功及被秦人反间以至于被魏王废弃，自毁于酒而死，都和信陵君的能下士有直接关系，更完满地表现了主题思想。这也就是刻画了一个鲜明生动的“仁而下士”的贵族公子的形象。
由此可见，这篇传记始终围绕信陵君对待门下士的诚恳谦逊态度从而得士之用取材。因此，可以说，它的结构是完整的，故事是单一而集中的、突出的，因而塑造了一个鲜明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
作者对人物是极其喜爱的、尊敬的，极力描写其谦逊、从善唯恐不及的特点。用力写侯嬴，实亦写信陵君。朱亥虽写得简单，但亦生动有力，目的也是为了突出信陵君。全篇连用大约一百五十个“公子”，不厌其烦，爱其之至。
信陵君能下士而且得士之用，主要表现在两件大事：窃符救赵，率五国之兵抗秦。但文中只取概括叙述，不加渲染描写，这种写法对突出主题思想是有利的。
关于救赵一事，不提春申君同时救赵事，也不提秦军退却首先由于平原君接受邯郸传舍吏子李同的建议，散家财，得死士三千人冲溃秦军事。又，信陵君由于畏秦，犹豫不肯见魏相魏齐、赵相虞卿，虽得侯嬴的及时批评，已“驾如野迎之”，终于不免使魏齐“怒而自刎”一事，也没有在传内提出。这些事件的减省，即利用互见法，避免在传内堆砌事件，对突出主题思想也是有利的。
由此可见，作者是怎样抓紧主题思想来取舍材料，从而塑造这一贵族公子的形象的。
这一形象的思想意义在于：信陵君的谦虚下士，不是为了贵族公子的“豪举”，而是要得士之用，抗秦存魏。这是壮举和正义，符合魏国人民和关东各国人民的利益。窃符救赵，也表现着更高的侠义精神。还在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斗争激烈的历史时代。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都有养士的风气，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都有食客数千人。秦国也争取、利用关东各国的人才。士是战国时代新兴的一个社会阶层，流品很复杂，来源也有多种。他们的一般特点是“游”，成为各国统治阶级争取利用的对象。信陵君的求士风度，反映着各国争取人才的激烈，实质是反映着各国斗争的激烈，兼并的激烈。因此，信陵君这一形象的刻画，有典型意义，反映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突出的时代特征。
这篇传记的思想艺术达到了完满的统一。它的文学价值也是很高的。它的产生不是取材于现成的文献资料，而是得自传闻。信陵君的故事，自秦汉以来，民间就有许多传说。司马迁往来“大梁之墟”，也曾做过历史考察。信陵君和侯嬴的故事显然已传奇化，是从传说中得来的。《史记·魏世家》：“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赵得全。无忌固留赵。”这篇传记是对历史记载一个生动的补充。但就历史文献说，它的许多描写显然是不重要的，人物本身的历史事件是不完备的。《魏世家》在记上述事件之前，还记有二事，谏阻魏安釐王杀前相范痤及亲秦伐韩。对后者，信陵君有长篇说辞。此外在《战国策》也还有信陵君一事。正是因为作者没有把这些事一一写进这篇传记，它才成功地表现了一个谦虚下士的贵族公子的形象，成为传诵千古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司马迁的传记文中富有文学性的代表作品。
二、《酷吏列传·张汤传》
这是一篇类传，就是把一类人集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本篇所写侯封、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朴、减宣、杜周等十二人，都是汉朝人，绝大多数又都是汉武帝时人。与这篇成对照的有一篇《循吏列传》，所写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五人，都是春秋战国时人，没有一个汉代人。在这里作者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可见对循吏是肯定的。在《酷吏列传》的叙论里，作者更深切表示反对酷吏统治。
汉武帝时代何以酷吏特别多？汉初七十年在秦末农民起义之后，土地比较平均，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和工商业都有所发展，统治者又提倡节俭，轻徭薄赋，这就是所谓文景之治。汉武帝承文景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但长期战争和奢侈迷信的消耗，也造成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加深了阶级矛盾。汉武帝为了打击地主商人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的争夺，镇压农民的起义反抗，加强了酷吏统治。司马迁作《酷吏列传》是对汉武帝“外施仁义”而真正实行残酷的刑法统治的揭露和控诉。
我们这里选读一篇《张汤传》。
传文开始写张汤童年故事，把掘开鼠洞捕得的偷肉吃的鼠当刑事犯来审问，按诉讼程序，论盗鼠罪状，“其文辞如老狱吏”。有兴味地写小故事，明张汤酷吏之才，出于天性。以下写张汤一生经历，从小吏累升至御史大夫，着重写其“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的特征。在“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这句以前，大半篇写张汤以诈取胜，以后小半篇写张汤亦以诈失败。全篇叙事，大抵只取概括，不做具体或故事化的描写，但也突出了一个“为人多诈”的酷吏的形象。
作者对张汤为人虽然是厌恶的，但并没有抹杀他在行为方面还有某些值得称道的品德。传中写其早年为小吏时与长安富贾田甲等以钱财相交，而汤“乾没”，即空手得利，但后来“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表明张汤待人接物并非一贯玩弄巧智，损人利己。传末写“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可见张汤之为酷吏是一个酷而不贪的人。
作者最厌恶张汤的地方是张汤善于揣摩并根据汉武帝的意旨办事，巧立法令名目，加罪官吏人民。正因为如此，张汤得到汉武帝的恩宠。传文说：“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这样张汤就成为公卿大臣以至百姓庶人最痛恨的一个人。下文写群臣议论匈奴来请和亲一事，博士狄山以为“和亲便”云云。“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读此一段，可见张汤是根据汉武帝意图说话，而博士狄山则表现了书呆子本色和见解。这里作者详写博士狄山的话指出张汤对汉武帝是“诈忠”。此外在《汲黯传》，写汲黯与张汤辩论，“汤辩常在文深小苛”，汲黯“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在《平准书》竟直书“张汤死而民不思”。由此可见作者对张汤的认识和态度是与汉武帝不同的。张汤死后，汉武帝为张汤申了冤，处罚了陷害他的人，赞扬张汤的母亲并起用张汤儿子张安世，俱见传末。
作者根据事实和自己的认识，写出了一个面目可鄙而有小善的张汤。对张汤为人的评价，牵涉到对汉武帝的评价。汉武帝对外抗击匈奴，对内削平贵族藩王叛乱，打击豪强，实行盐铁国有等财政经济政策，对巩固汉帝国的统一局面和封建统治，都是极其重要的。当时对汉武帝这些政治经济上的方针和措施是有争议的。张汤迎合汉武帝意旨，更定律令，严刑峻法，执行其事，扰民过甚，引起普遍怨恨，但未可厚非。作者把许多事归结到张汤“舞文巧诋以辅法”，反映了对汉武帝许多政治经济措施的不满。这和作者的思想有密切关系。作者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只看到汉武帝扰民的一面，看不到利民的一面，时时流露对汉武帝讥刺之意，而对汉武帝的爪牙如张汤等酷吏，则深恶而痛绝之。这里作者在认识上是有局限的。张汤至死不服，武帝亦觉其死得可惜。张汤迎合武帝意旨，未可一概视为可鄙。本传作者只从其诈术着笔，忽略其实际的事功。作者于传赞亦说：“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可见作者亦承认张汤实有功于汉帝国，未可以其“多诈”而不作适当的肯定。
《盐铁论·轻重第十四》：“御史曰：水有猵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可见武帝以后，在昭帝之世举行的盐铁会议上，代表王朝政府派的御史还表扬了张汤的功劳。
《汉书》写张汤另立《张汤传》，不入酷吏传，并写其子孙荣显于世，大加赞扬。班传只言其“舞智以御人”，删去史传“为人多诈”一句。班传赞还补一事：“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均可见班固对张汤的认识和态度与司马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