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浪漫的变奏
——兼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漂泊者说
品读德国“浪漫主义”诗文,我们情不自禁地称之为“革命神话”的叙事。然而,革命神话其源有自,就近处说,那就是法国革命的诗学升华。而法国革命,说到底却只能是“爱欲升华的神话”。萨德惊心动魄的爱欲渲染以及情欲的放纵,又诱惑我们将“革命神话”追溯到基督教尚未显赫的晚古,发掘作为紊乱时代人类精神结构的灵知主义。何为灵知主义?政治思想史家艾瑞克·沃格林一言以蔽之,灵知主义就是现代性的本质。古典学家汉斯·约纳斯指出,灵知主义乃是对一种灾异的生存处境的极度反应,而把此生此世的一切感受为异乡。究其原委,那是因为人对于自己的理性、对其“内在逻各斯”感到亲切的一切,那个有条不紊和谐圆满的宇宙秩序消逝了,人置身其中的那个整体秩序崩溃了。于是,人在宇宙之中的地位,只是一个纯粹而无情的偶然。“那些没有家园的人有祸了!”尼采的悲鸣,道出了浪漫主义的悲剧情志。不过,浪漫主义其情可悲,其志可悯,而那种悲剧乃是一种绝对的悲剧。
笔者同德国浪漫主义情缘深厚,却又结怨颇深。更为令人苦恼的是,何为浪漫主义,以及哪些人称得上浪漫主义者,总是仁者智者,所见不同。不妨先读一段小说《漂泊的灵魂》,作者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被称为“最后一位浪漫骑士”。主人公克努尔普(Knulp),一位卑微但执着的流浪者,寻梦千里,乞食多门,无固定职业,无家庭牵挂,总爱把此生此世的一切感受为异乡。不过,他特别让女性牵挂,每每扯荡起她们温柔,令她们梦系魂牵。走一段路,伴一位友,随后生离死别,孤身长旅,天涯独行。“纵使到家仍是客,迢迢乡路为谁归?”故乡总在他乡,他乡亦是故乡,在茫然的寻求与悲怆的别离之后,他满面尘灰,遍身疾病,一无所有,在一场恣肆的暴风雪中告别人世。在暴风雪中远逝而又降临的神,最后对他说:“我要的只是原来的你。你用我的名去漂泊,把一些对自由的向往和情绪带给那些定居的人。”[1]
以神的名义漂泊,去寻求本源的自我,将自由的信息与情感带往人间。克努尔普所象征的就是浪漫主义精神及其隐而不显的灵知主义。在黑塞心中,浪漫不只是一种文学传统,不只是一道浪子思绪,不只是一种诗学精神,而是一种与人的生命俱来俱往的灵知。怀藏这份灵知,克努尔普一路漫游,唱着一首别离之歌,背影孤峭而又忧伤。化身为克努尔普之友人的黑塞对他说:“任何事物在和谐的时候看起来都很美。”克努尔普答道:“我觉得最美的事物总是在伴随着满足、悲伤和不安的时候才显得出美来。”[2]满足、悲伤,以及不安,乃是一种灵知的集体无意识,驱动着浪漫诗人与哲人将对绝对的寻觅化作烟雨般的乡愁,把虚灵的抽象化作缱绻的诗魂。在乡愁的浸润下与诗魂的盘桓中,他们亲身去体验隐藏在人与人之间所有关系之中的痛苦。
[1] 黑塞:《漂泊的灵魂》,吴忆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7—128页。
[2] 同上书,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