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存样法与政治决断
——政治思想史上的浪漫主义
1931年，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撰写《十九世纪欧洲史》，以黑格尔哲学的方法，探索一个世纪的精神基础，归纳出“自由的宗教”“对立的信仰”和“浪漫主义”三个要素，借以把握时代意识。书被催成，克罗齐题献给他的德国挚友、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引用但丁《神曲》第二十三首歌为卷首题词：“此时你的思想进入我的思想，带有同样的行动和同样的面貌，使得我把二者构成同一个决定。”托马斯·曼将瓦格纳视为19世纪的象征。理查德·瓦格纳的精神形象多难而伟大，正如他完美地体现着的世纪——19世纪。瓦格纳和19世纪，便是托马斯·曼和克罗齐指摘、赞美和反复道说的一切：
我看见他脸上刻着这个世纪的全部特征，表露着这个世纪的全部欲求，我简直无法将对他的作品，将对这个时代的产儿，对艺术创作世界卓尔不群而又备遭非议、最费解而又最具魅力的伟大人物群众的一员的爱与对这个世纪的爱区分开来，他的一生，那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神魂迷狂、令人难以看清其面目而最终沐浴在世界荣誉光辉中的一生占去了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我们不仅鄙夷十九世纪的信仰，一种对信念的信仰，而且也看不惯它的无信仰，即它那种伤感的相对主义。在我们看来，它对理性与进步保持着宽厚、忠诚是可笑的，它的唯物主义太叫人捉摸不透，它的一元论的破解世界之谜的妄念却又极其浅薄。[1]
质言之，19世纪徘徊在神话与虚无之间，于是有了伤感的相对主义。“伤感的相对主义”，正是德国浪漫主义所表达的精神悖论，以及这种精神悖论所驱动的“悲剧的绝对性”。一方面，家园失落，漂泊若萍，相对取代绝对而成为神话；另一方面，个性张狂，魔性涌动，神话化作绝对的虚无。瓦格纳从历史歌剧走向神话，从而发现了自我，以及作为“总体艺术作品”的国家。其音乐的一般心灵品格具有某种悲观主义色彩的凝重而缓慢的向往，节奏中充满了断奏与裂变，以及为走出阴暗和紊乱而在美中得到解脱而展开的悲剧性抗争。他的作品诅咒白昼，膜拜黑夜，在精神上直接就是浪漫主义的传承。浪漫主义发现，夜是一切浪漫情怀的故乡和国度。夜晚真实，而白昼虚伪，夜晚多情善感，而白昼冷酷无情。夜晚主导生命，安慰生命，救赎生命，便是浪漫精神的原型，且同一切母系的月亮崇拜联系在一起。对女性、月亮和黑暗的崇拜，从来就对立于对男权、太阳和光明的崇拜。自觉迎着黑暗走去而英勇地遭遇黑暗，从黑暗之中获取隐秘的知识，从而完成自我救赎，此乃灵知主义。从早期浪漫主义到瓦格纳，德国诗文、戏剧、音乐、绘画甚至史乘都处在这个灵知主义的魔力之网中。灵知主义魔力之网中，黑暗与光明、邪灵与圣灵、此岸与彼岸、内在与超越等对立范畴相辅相成，塑造了浪漫主义以至19世纪之特殊悖论品格。
在《十九世纪欧洲史》中，克罗齐就揭露了浪漫主义的悖论品格。他把浪漫主义分为两种类型：理论—思辨的和实践—情感—道德的。理论—思辨的浪漫主义是对启蒙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学院主义”和“哲学唯理论”的论战和批判，所以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让历史焕然一新。而实践—情感—道德的浪漫主义则是“疾病”“世纪病”，源自狂飙突进运动而在19世纪动荡衰落的时代臻于高潮。伦理的浪漫主义，首先是猛烈冲击现存社会的法律、习俗和思想，其次在否定和疯狂破坏的冲动中表现出迷失、软弱，提供灾异、失序的证据。克罗齐写道：
伦理浪漫主义，作为疾病的浪漫主义，作为“世纪病”，既不拥有过去的传统信仰，也不拥有现在的理性信仰，伴随着相应的实践与道德表现，恰恰证明缺乏信仰，受到渴望塑造一种信仰的折磨，伴随它无力完成这点，无法满足一次次断言的东西，或无法确立它们作为思维和生活的准则；因为信仰自发地必然地从我们良心深处述说的真理中诞生，从来不会通过愿望和想象的焦急组合去探寻而获救。[2]
浪漫主义敏感、伤感、自相矛盾、反复无常、漫无头绪，克罗齐用了“妇人心灵”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词语来摹状它。“在自身激起怀疑与困惑，其后又难以驾驭，钟爱并追求危险，并在危险中自消自灭”，或许就是托马斯·曼所说的“感伤的相对主义”。浪漫派的梦想，即重返宗教超验和平境界，在寂静与断念之中停止思想的怀疑与忧患，实质上就是把决断的权力完全交付给随机的偶然性，将生命完全托付给飘忽无定的机缘。同时，浪漫派人士在爱情中探寻解放，在所爱的女人身上探寻神圣，最终乃是“依恋”强化为“贪恋”，“爱欲”下流为“情欲”，奔向性欲亢奋的狂喜，在永不满足的渴望之中求取片刻的欢愉。“这是截然不同的美——不是在其中生活的欢乐微笑，因为，相反这种美得以表现的意象是痛苦和渴求的纵欲，是腐败与死亡，富有魔鬼崇拜和性虐待狂的色彩。”[3]总之，伦理浪漫主义可谓莫焉下流，其审美形式背离了早期浪漫主义的浮士德式的冲动，远离了关于崇高爱情心心相印的梦想，背叛了早期浪漫派的艺术化与诗化的伟大承诺，也忘却了中世纪宗教骑士简朴单纯高雅飘逸的生活方式。
1965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华盛顿美术馆发表系列讲演，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的立意是约瑟夫·巴特勒的名言“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即自律自在、自己作为自己之理由的存在状态。他的讲演贯穿着三个基调：第一，浪漫主义与艺术休戚相关，自是艺术的基本精神；第二，浪漫主义是近代一场改塑了人类生存状态和思想范式的巨大变革；第三，近代以来流布深广而影响至深的各种潮流，都是浪漫主义的继承者，包括民族主义、存在主义、英雄主义、奇理斯玛主义、非人体制、民主主义、极权主义。
18世纪优雅、平静，人们循规蹈矩，信奉理性至上，然而一股仿佛来自史前深渊的力量，非人而诡异的力量驱动着人类的血气与激情，让人对阴森神秘的哥特艺术兴味盎然，喜好沉思冥想，神情忧郁而神经兮兮，崇尚天才，膜拜眩惑之妖，追随旋风之神，而放弃对称优雅，鄙视清楚而明白的理念。然后是地火运行，天怨人怒，神像被毁，国王上了断头台，恐怖降临人世，世间罪恶满盈。伯林断定，这一场近代剧变乃是文明的主导模式之变，是一种独特生存样法的显山露水，是绝对知识和至高法则的废黜。而这场剧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仿佛过分专制的理性主义使得人类的情感受压制，人类情感以反抗的形式自我表现。“当奥林匹亚诸神变得过于驯服、过于理性、过于正常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倾向于那些较为黑暗的冥府之神。”[4]启蒙时代激进阵容里的孟德斯鸠的文化相对论直接消解了客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实体，而休谟因果律的解构有力地震撼了理性基础，然而德国默默无闻的哈曼用一个神话的上帝或者一个诗化的上帝将潜于优雅世纪底层的神秘暗流搅成巨流。于是，“神话使用艺术意象和艺术象征而非词语来传达生命和世界的神秘”[5]。伯林认为，德国赫尔德和康德比卢梭更有资格成为浪漫主义的鼻祖。尤其是赫尔德，其行动优先、象征至上、语言独具创造力的观念颠覆了影响西方两千年之久的“永恒哲学”，从而把一个世纪带向了信念与实践的暴力冲突之中，带向了民族革命之中，带向了艺术的创造性爆发之中。
伯林用心体察18世纪到19世纪思潮涌动的节奏，将浪漫主义分为“拘谨的浪漫主义”（restrained Romanticism）和“奔放的浪漫主义”（Unbridled Romanticism）。“拘谨的浪漫主义”以康德和席勒为代表，他们为人类自由的理念所陶醉，向往那种超越理性规范的游戏境界。但他们小心谨慎地提出了反权威原则，肯定意志的至高无上。“奔放的浪漫主义”则由费希特的知识学、法国大革命以及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所代表的三大潮流为表征。首先，费希特之“自我”与“非我”及其悖论驱动下的行动，肯定了生命的创造性冲动，而将“原初的人”推向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费希特的“意志至上”与谢林的“神秘主义活力论”融合在一起，伟大的象征主义概念便脱颖而出。“浪漫主义是蛮荒的森林，是一座迷宫，唯一的向导是诗人的意志与情绪[激情]。”[6]在这种意志与激情的驱使下，他们要沉入世界的深处，进入幽暗的内在，再现不可再现的神秘之物，也就是以有限象征无限，以有形象征无形，以死亡象征生命，以黑暗象征光明，用空间象征时间，用言语象征那些不可言喻的东西。无限、无形、生命、光明、时间、一切不可言语的东西，就是令他们万分憔悴的慕悦对象，是他们大写乡愁的终极寄系，这份慕悦之情，这份大写乡愁，构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天真，一种偏执狂，一种永远不可慰藉的心灵创伤。其次，法国革命将一种浪漫主义变成了历史，将一种诡异的非人力量变成了现实，而其始料不及的恐怖后果预示着一个更加凶险、更加邪恶、更加神秘的20世纪。第三，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几乎就是自由意志的颂歌。歌德以“成长的传奇”暗示一种奔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天才如何炼成？又如何担待天才的使命？歌德的象征主义暗示：唯有通过行使高贵而落拓不羁的自由意志。这种精神亦是浮士德无限奋斗而驰情入幻的精神，亦是施莱格尔《卢琴德》之中爱欲驱动而佳媛为师不断提升生命净化欲望的精神。总之，奔放的浪漫主义肯定了自由无羁的意志，否定了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无情地摧毁了事物具有稳定结构的观念。而这就是浪漫主义精神的彻底革命性之所在。
伯林对浪漫主义的神话与象征推崇备至。在他看来，科学的认识杀死了现实，而拯救现实的唯一方法乃是借助于神话与象征。神话之中包含着不可言喻的东西，并且尽其所能将那些隐秘的、非理性的、难以再现的东西浓缩为意象，由意象引领心灵通达遥远，通达无限。“神话总是心灵在相对宁静中对之沉思的意象，同时也是某种代代相传，随人类的转变而自我转变的永恒之物。”[7]因此，莫扎特、瓦格纳的歌剧，博克、迈斯特的政治哲学，德国历史法学，李斯特的经济学，极权主义政制与话语，存在主义哲学，都是浪漫主义的神话与象征体系的变体。他们都认识到，伟大的意象主宰着人们，认识到黑暗力量、无意识、不可言传之物、神秘之物的重要性，以及忽视它们必然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他们都从各个侧面昭示了浪漫主义的最基本要点：“承认意志以及这样的事实：世上本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人们可以随意地改造事物，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果。”[8]而这种浪漫主义就是一种政治决断论了，它宣告每一个体都可以行使高贵无羁的自由意志，伸张自我，决定命运，选择未来。
[1] 托马斯·曼：《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朱雁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2] 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田时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5—36页。
[3] 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第210页。
[4]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51页。
[5] 同上书，第54页。
[6] 同上书，第102页。
[7] 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第122页。
[8] 同上书，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