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意志启蒙和古典主义美学
关于“启蒙”，哲学家康德曾经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在普鲁士王国的统治下，18世纪的德意志成为欧洲最黑暗的国家，奴性深重的民族甚至连清除已经死亡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也没有。而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的上升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变革，则呼唤德意志从阴暗的宗教迷信和黑暗的专制主义之中解放出来。与英国、法国相比，德意志启蒙则更为艰辛，启蒙的方式也相对温和。德意志启蒙起始于18世纪20年代，发展到18世纪70年代，甚至蔓延到19世纪初期。温克尔曼的人生与学术活动，就是在德意志启蒙的历史之中展开的，同启蒙的文化经验紧密相连。从18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其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孕育着文明危机的种子，这种文明危机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宗教改革的历史后果。在某种意义上，18世纪中期的历史转折可与罗马帝国的衰亡相提并论。[2]德意志启蒙成熟的标志包括教育地位的上升、哲学的自我意识与古典文学艺术的成熟，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政治意识的自觉。
启蒙要求将一切都置放在理性的基础上，18世纪就因此而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科学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坚定地认为，只有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人们才能更深刻地洞察法律、社会、政治甚至诗歌的精神。卡西尔在引用了法国哲学家达朗贝尔《哲学原理》所呈现的理性时代景观之后，总结了支配整个18世纪的信念，那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终于能够揭示自然所精心守卫的秘密，使它不再隐没在黑暗中，把它视为无法理解的奇迹而对之惊讶不已，而应当用理性的明灯照亮它，分析它的全部力量。”[3]于是，理性原则统领科学和艺术，古典主义美学体系就一点一滴地依据自然科学和数学理论建立起来。无论是莱布尼茨的“普遍数学”和“预定和谐”，还是鲍姆嘉通的普遍人性之中的“多样统一”，都表现了启蒙思想同理性来透视自然、社会、历史与精神现象的雄心与胆识。
但是，德意志启蒙的理性精神同英、法理性精神相比，却显得要含混得多。究其原因，则可追溯到德意志固有的矛盾、徘徊和忧郁。卡勒尔指出：“德意志民族的特性总是矛盾的，它只有在一个难以捉摸的、不可企及的世界中才感到自在坦然，但它又不得不生活在这个过于现实地存在的世界上。”[4]这一点自然反映在温克尔曼、莱辛、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美学之中。温克尔曼崇尚法国理性主义，但又厌恶法国古典主义所隐含的贵族趣味和绝对王权意识形态。法国古典主义者拼命到古代文化中去寻求端庄、崇高、对称，温克尔曼主张向古人学习完善、圆满与自由。法国古典主义者宣称“万物唯真，而后唯美，因为真实令人愉快，故艺术作品必须真实”，温克尔曼却沉浸在古代世界的残像余韵之中，去体验虚幻的美：流连古代世界的断墙残垣，抓取古代艺术的断简残章，幻觉中体会柏拉图的会饮，想象中重返希腊露天剧场。他希望追思怀想，重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经验，呈现同黑暗的普鲁士相对立的艺术精神，尤其是隐射自由、民主在现实之中的缺席。对于现实地存在的18世纪，这一切都属于难以捉摸、不可企及的世界，但温克尔曼却在这个世界之中找到了自在坦然的家园感。
不妨套用本雅明历史哲学的一个断语来概括温克尔曼所代表德意志启蒙及其古典主义美学成果。德意志启蒙是在历史的瞬间一闪的紧迫性中抓取“过去的意象”，从而呈现历史的“真正存在方式”，并期待救赎者弥赛亚的降临。由温克尔曼开创到歌德时代完成的古典复兴，恰恰就是以过去的记忆来燃烧出希望的微光，烛照德意志民族政治意识生成的道路。回顾温克尔曼时代德国启蒙美学家高特谢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与瑞士批评家（Zurich Critics，旧译“屈黎西派”）之间的争论，就不难看出正在生成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志业是完成一次文化精神的融合。高特谢德取法于布瓦洛美学所代表的法国理性主义，但是忽视了想象的自律和天才的创造性。以博德默尔（Bodmer）和布莱丁格（Bretingger）为代表的瑞士批评家则支持想象力反对逻辑的严酷统治，主张诗人凭借直觉、灵感创造“奇妙”的艺术作品。这场争论终以高特谢德的败北告终，但它渗透在德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深深地打动了18世纪德国思想家，并且强烈地影响了德国诗歌的内在发展，给予德国美学以深远的启示。[5]温克尔曼虽然坚持理性原则，但丝毫没有贬低想象力的作用。反过来，在坚持艺术想象力和天才创造性的同时，却又没有割断艺术同逻辑隐秘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在瑞士批评家的影响下，温克尔曼意识到了艺术批评家的使命：返回古代，面对伟大的艺术范本，去体验艺术精神，并利用这些体验来自我完善，同时建构伟大的民族政治意识。
[1]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
[2] 参见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黄正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5页。
[3]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4] 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第257页。
[5] 参见卡西尔：《启蒙哲学》，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