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圣人”

何小锋^[1]

对遥远的圣人，我半信半疑；但我相信北京大学是出圣人的地方，朱善利就是我们身边的“圣人”。

他和我是北京大学经济系1977级的本科同学。全年级80人，是我迄今见到最优秀的团体。老朱在本科时，已经因为学习刻苦、为人诚恳和乐于助人而闻名。

在研究生阶段，我们同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幸受教于同一个导师组（有罗志如、胡代光、厉以宁、杜度和范家骧教授），还住同一个宿舍，熟悉得直如兄弟。他比我年长，还是学习委员，确实是对我照料许多的大哥。

他是那么有意志、有善心、有人缘的好人，谁也不会相信他会先人而去，时有老天不公的感觉。

他永远都是堂堂正气的人，在研究生时期不仅为系里，甚至为研究生宿舍楼里所知。因此，当为青年教师争取住房权益时，他被大家公推为代表去谈判，当教师后也常常在关键时刻为大家出面，因此也受到打击。他对此总是坦然笑对委屈，不计较个人得失。

我们年轻时期一起生活，我看到他对父母、对师长、对妻子、对孩子、对同学，甚至对整过他的人，都持有很真诚的态度。我想，他没有敌人和仇人。

我们住一个宿舍时，几乎每天都去打篮球。他是主力中锋，刘伟是神投边锋，我凑合当后卫，大家配合得几乎天衣无缝。到各系（那时还没有学院）打比赛时，我上不了场，只好当领队兼教练。在没有高个队员的弱势下，凭着全程人盯人的战术，我们居然连续两年拿了亚军。老朱挤在高个对手中，从来都硬朗地去拼抢，靠“反弹琵琶”的绝招进球。

▲ 刘伟、朱善利、何小锋合著作品

经常是打球回来，食堂已经关门了，我们一起在楼道煮面条。我被认为有经商头脑，负责采买；刘伟负责掌勺；老朱则负责刷碗，从来都是任劳任怨地收拾残局。事过三十多年，这常常是我们聚会时的美好回忆。

吃完了则是侃大山的美好时光，讨论成熟了，我们一起写书。三人的处女作《我国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模式——论社会主义资源的有效配置》在1985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合作留下的结晶和纪念。

毕业后，我们一起留校工作。老朱被分配在经济学院的经济管理系（现在的光华管理学院），我被分配到国际经济系。接触少了，但两家时常往来。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在香港地区工作。老朱夫妇从美国回来途经香港，住在我的宿舍。他谈到在美国进修收获很大，也得到美国某大学留学博士生的奖学金，但因为他已经是厉以宁教授的博士生了，就放弃了美国导师的挽留，回北大跟随厉先生做学问。我当时为此感到可惜，但由此也深知他守信和忠诚的品质。

老朱乐于助人的品质也为许多政府官员所认知。大约在1997年，当中国陷于申请加入WTO受挫、中美之间停止谈判的僵局时，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找到北大，希望以民间学术交流的方式推动以打破僵局。老朱受托召集我和几个北大教授，撰写关于中国外贸、外资的研究报告，以事实澄清中美之间贸易赤字的真相。我们以老朱为学者组组长，带着几篇有分量的研究报告，跟随龙永图先生奔赴美国四个城市，与哈佛大学、美国国际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了几个高级研讨会，展开各种非正式的交流，对美国重要人物做工作并为恢复谈判造势。此后，中美恢复谈判，中国加入WTO。回忆至此，我在感慨中国政府为加入WTO付出艰辛的同时，也感谢老朱带领我们有幸为此做出过微薄的贡献。

我感伤老朱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使我丧失了一个好哥们、好同学。从社会世俗的眼光看，也许老朱与我都有中年的尴尬：做学问比不过老师，做官比不过同学，挣钱比不过学生。但老朱无悔于人生，他的品格、态度和取得的成就令人敬佩，流芳千古。他把这辈子献给了北大，北大造就了他为平凡的“圣人”。

2016年3月6日

[1]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