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末民初“女学小说”述略
“女学小说”的题材走向
学界一般将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看成是“小说界革命”的起点。作为政治小说的范本，梁氏在《新小说》连载的未竟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即已预留了女学生的位置。小说仅成5回，比起他之前的宏阔构想，《新小说》刊载的部分只是整部小说的开头。[1]第4回中，维新志士黄克强、李去病游学欧洲归来，准备联络各地同志。他们在山海关的客店里读到一首题壁《贺新郎》词，乃是黄、李前出关时联句的和韵，署名“端云”，跋语则言“东欧游学，道出榆关”。[2]依小说正常的情节逻辑，此位留学东欧的女子定是一位女志士，与二人将会有一番纠葛。第5回中，友人郑伯才留给黄、李一张写满人名的“日本雁皮纸长笺”，最末三位是可与大事的女性：
另女士三人：
王端云，广东人，胆气、血性、学识皆过人，现往欧洲，拟留学瑞士。
叶文僩，广东人，在美国大学卒业才归，一大教育家。
孙木兰，浙江人，沉鸷才敏，现任北京某亲王府为给事。[3]
王端云定是前文提到的题壁词的作者“端云”，而叶文僩的身份也是女留学生，她们的风神面貌想来定大异于人们熟知的闺阁佳人。
“小说界革命”之后的最初三年中，“新小说”里的女学生，大多是以女留学生的形象出现。作者对她们的刻画，主要还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其中原因，一是国内女学并未普及，作者对女学生的生活和气象未必熟悉；另一原因，政治小说要求女性有强大的活动能力和主动性，熟谙祖国弊病和世界大势，而且能言善辩，随时随地可以发表演说启蒙听众（读者），因而相对国内略显纤弱的女学生，选择远游留学的女性来担任这种任务是最合适的。如《女举人》中的主人公如如女史，“生少别无嗜好，单欢喜读书，欢喜讲中国政治及外国地理历史格致等学，年十六，就打扮作一个男儿，负笈游日本，考察彼国女学校情形”[4]。《女狱花》中的许平权，先留学日本高等学校，后来归国，自己“办了一个大大的女学堂”[5]。《女娲石》中的金瑶瑟，曾“往美洲留学三年”[6]。由见多识广、性情豪迈的女留学生来实现作者的文学与政治想象，无疑对情节的架设大有便利。但即使如此，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小说重议论、轻故事的模式，人物形象难免平面化和模式化，影响小说的可读性，如俞佩兰所称：
(中国旧时之小说）至于创女权、劝女学者，好比六月之霜，三秋之燕焉。近时之小说，思想可谓有进步矣，然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文人学士鄙之夷之。且讲女权、女学之小说，亦有硕果晨星之叹。甚矣作小说之难也，作女界小说之尤难也。[7]
“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8]此种论调，是小说古已有之的政教目的在晚清的变体。20世纪以来，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然成为“文学之最上乘”[9]，大半因政治小说之提倡而来，但小说原借以吸引读者的故事性亦被大打折扣，由此注定了它是昙花一现的小说类型。对此有清醒认识的作者，则在政治小说中努力渗入旧小说重故事的传统，或者干脆引入男女之情来编织情节，如张肇桐1903年出版的《自由结婚》即以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贯串全书，“首期以儿女之天性，观察社会之腐败；次期以学生之资格，振刷学界之精神；末期以英雄之本领，建立国家之大业”，借鉴的即是旧小说的“男女”和“英雄”两大叙事传统。整部小说的故事内容和情节安排，“关于政治者十之七，关于道德教育者十之三，而一贯之以佳人才子之情”[10]。如此处理，可能会让读惯旧小说的读者觉得似曾相识，倍感亲切。
政治小说自然也有可读之作，但从整体上看，此类“专欲发表区区政见”[11]的作品，往往“开口便见喉咙，又安能动人？”[12]因而经过最初提倡时的井喷之后，很快便走向消歇。“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新小说》杂志也因吴趼人、周桂笙的进入而风格大变。另如1905年小说林社在为已印、将印各书做广告时，其分类已不见“政治小说”之名，而代之以更宽泛的“国民小说”[13]。1906年《月月小说》创刊，所关注的11类小说中，同样无“政治小说”之目，仅“哲理小说”在涵义上庶几近之。[14]
女学生大规模进入“新小说”，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现实土壤的生成。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尤其是1907年《女学堂章程》颁布之后，女学堂数目不断增加，女学生群体日趋醒目，女学生的求学经历和校园生活亦渐为人们熟知。同时，读者对女学堂、女学生的好奇，也会刺激“女学小说”的销路和作者的写作欲望。与之有关的是，若干小说家都曾有过在女学堂任教的经历，仅就所知，列表如下：
清末民初曾在女学堂任职的小说家一览表
续 表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这份名单一定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在上述小说家中，有数位曾以提倡女学为职志。如林纾早在1897年即称上海开明之士议设女学堂之举为“群贤海上真先觉”[15]，徐念慈还参与了晚清重要女性刊物《女子世界》的创办。了解这一层关系之后，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林纾描写战争与爱情的小说《金陵秋》却要“以女学生胡秋光为纬”[16]。而徐念慈自《女子世界》创刊时即连载政治小说《情天债》，张扬女权与女学。包天笑在《小说画报》上刊载的4篇《友人之妻》系列短篇小说，女主人公都是女学生，自然可以归因于其在上海几所女学校任职时对学生的体察。程瞻庐1919年起在《申报·自由谈》上连载长篇小说《众醉独醒》，把女学堂中年迈迂腐的男教员刻画得入木三分，亦有多年投身女学界的闻见在起作用。
“小说界革命”的成功，自然得益于政治小说的推动以及读者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政治冲动，但这种力量显然难以持久。辛亥革命之后，“这种高昂的政治热情迅速消退，小说不可能再单靠‘政界之大势’或‘爱国之思’来吸引读者，作家也不再以为小说真的能拯世济民重整乾坤了，于是出现一大批立意娱人或自娱的作品”，因而民初小说界出现明显的“回雅向俗”的趋势和“商品化”的倾向。[17]抛弃政治小说庄重严肃的教诲面孔，转身向传统的“男女”题材寻找创作灵感，成为民初小说界的重要动向，“鸳鸯蝴蝶派”以此而大行其道。其实早在1903年，鲁迅即发现“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18]，《新小说》上亦有人称“天下之小说，有有妇人之凡本，然必无无妇人之佳本”[19]，可见女性的进入对小说魅力生成之极端重要性。只是这时期的才子和佳人，因为现实中新式教育的普及也随之变身，才子依旧风度翩翩，但不妨是出入各种学堂甚至是留学归国的学生，而佳人也可以转变为身着学生装的女子。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文学期刊对女学生这一潜在的读者群体大都有所留意甚至是垂青，如徐念慈编《小说林》杂志，认定“女子社会”为读者对象之一，其中“负箧入塾、隶学生籍者”[20]是不需论证的小说读者群。《小说月报》有读者来函，指出杂志的购买者不外以下三种：“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之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这种分析得到主编恽铁樵的认同。[21]而《小说月报》确实也成为女学生的读物之一，曾有女校学生在日记中写下了暑假阅读《小说月报》的感受[22]，苏州正本女学校长也将《小说月报》列入女学生课余自修的参考书单[23]。胡寄尘亦发现：“方今女学发达，女子课读之余，多喜浏览小说。”[24]而沉溺于小说的女学生苏祷菲，竟“视说部若生命，三更灯火，恒手一编弗辍，嗜之几将成癖”[25]。民初女性杂志的激增，则是这种读者意识的表现，是期刊经营者对女性读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女学生）的主动争取，重要的刊物有《妇女时报》《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和《女子世界》。[26]而在1914—1915年间，上海涌现不少带有浓厚香艳情趣的小说杂志，其中较著者有《销魂语》《香艳小品》《香艳杂志》《眉语》《莺花》等，固然是文人积习的流露，但其侧重于女性题材，确实颇具特色，对女性读者的吸引力也不容小觑。在这种语境中，涉猎女子教育题材的小说作者自然不在少数，如1917年恽代英曾向《中华小说界》杂志投寄习作《女学生》，被退稿。此篇小说前曾“投《妇女时报》及《民报》，均失败”[27]。而出色的小说作者，不仅受男性读者的追捧，亦有女学生倾情，如“言情小说专家”周瘦鹃，“少年男女，几奉之为爱神，女学生怀中，尤多君之小影”[28]。而周氏“哀情巨子”之声名，实与务本女学学生周吟萍有莫大关系。早在1912年，他在观看务本女学的演出时，学生演员周吟萍引起了他的爱慕，二人书信往还，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然而由于门第差异，这段恋情无疾而终，只能成为小说家心中永久的创伤，影响了他的生活与创作。[29]多年后，他谈起这段感情时，依然深情款款：“有一段影事，刻骨铭心，达四十余年之久，还是忘不了。”[30]民初小说家的个体经历、情感体验、文学创作和读者反应诸方面，或多或少与女学生发生着联系，这在周瘦鹃的身上体现得十分典型。
在民初的言情小说中，女学生的身影已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她们又是这些小说的重要消费者。有趣的是，她们好读小说、爱慕小说家的情形，在某些小说作品中也得到印证。顾明道以女学生的口吻，述说自己于甲寅(1914)某月在友人家中见到程生，这位颜赪口讷的才子，本早有文名，于是顿生好感。更让叙述者惊喜的是，这位“多情种子”还是一名小说家。二人相互倾心，最后却不能结合，“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只得遵循命运的安排。[31]徐卓呆的小说《死后》中的女主人公，在校时极喜爱文学，作文极佳，立志毕业后为女作家，“想在文坛上开一朵女著作家的花”。然而婚后平淡的生活，渐渐熄灭了她的梦想。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著名小说家“孤帆”，借到他新出版的小说《微笑》，又触动了学生时代的理想：
读过《微笑》之后，碧云已非昔日之碧云矣。碧云已非子良之妻矣，已非保持夫人之态度而朝夕呼吸幽郁之空气者矣，已非平日冷淡之容颜而茫然眺望庭中者矣。碧云胸中有无限的新希望矣，犹如大梦初醒，较之年前之学生时代，气象更觉活泼了。然而碧云，仍旧是邬子良之妻，毫无变动。
碧云本在病中，受到《微笑》的启引，自己也开始提笔作起小说来。在与小说家接触过几次之后，她对孤帆由敬生爱，几至陷入迷乱。后来丈夫邬子良察觉到她的隐情，而且孤帆的真实身份即是子良的同僚。不久，孤帆自杀，碧云也在情与理、爱与悔的矛盾中郁郁而亡。[32]
今天看来，徐卓呆1912年发表的《死后》实是一篇被忽视的重要作品。他对女主人公感情变化的细腻描摹，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触及[33]，都可视为“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先声。小说叙述语言也高度成熟，极有表现力，如叙写主人公得知孤帆搬走的消息后：“自己走到檐前，流下泪来。这垂泪的眼睛，直向隔壁庭中望着，一阵心酸，觉得四边黑暗，宛如气绝一般。一手倚在柱上，惟见那系睡网的一松一桐，树枝微动。”这些都是《死后》超出同期小说的优胜之处。但换一个角度，从其时的小说生产体制和教育制度的关系来考察，这篇作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内证：它说明女学生作为小说读者的身份已经培育完成，小说成为她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女学生在走近小说作者的同时，也进入了小说。
“女学小说”的数理统计
根据各种书目[34]的著录和本人在各大图书馆翻拣的结果，从1903年到1920年间共出版“女学小说”175部（参见附录《清末民初单行“女学小说”一览》）。现根据出版年份和小说类型的分布，制表如下：
清末民初单行“女学小说”统计
续 表
说明:1.除黑幕小说外，短篇小说集不计。
2.出版时间折算成公历。
3.跨年度出版的小说，以第一年为准。[35]
限于目前的文献保存和研究状况，我的统计只是一个初步的文本调查，当时出版的“女学小说”肯定要远多于我统计的175部。从上表可知，“女学小说”在清末出版了78部，民初出版了97部。晚清“女学小说”的出版高潮始于1906年，共出版小说68部；民初的高峰是1914—1918年，出版小说84部。而从小说类别的分布看，政治小说主要集中在1903—1907年，社会小说占据了晚清小说的半壁江山(51.3%），写情小说则后来居上，在民初小说中同样占得近半(42.3%）。其他类别的小说比重较低。狭邪小说、伦理小说和翻新小说都主要出现在晚清，时事小说和历史小说则主要出版于改朝换代之际的1911、1912年，黑幕小说的出版高峰在1917、1918年。
清末民初小说数量上的繁荣，亦离不开小说杂志的倡导和支撑。重要的小说作品，不少都是首先发表在杂志上的。单行本小说的风行，往往离不开小说杂志的先行刊载，如《玉梨魂》的销售奇迹便是证明。另一方面，有些重要的小说作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出版单册，至今也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正反两面的事例都提醒我们：考察女学进入小说的过程，也不妨从小说刊物开始。在翻查清末民初重要的小说杂志之后，我将历年发表的“女学小说”列表如下：
清末民初重要小说期刊发表“女学小说”一览表
②《新小说》的实际刊出时间主要参照陈大康《<新小说>出版时间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①《绣像小说》的刊期依樽本照雄《<老残游记>和<文明小史>的关系》一文，见《清末小说研究集稿》，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44—55页。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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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出版时间折算为公历。
2.跨年发表的连载小说，以首次登载所在刊期计入。
3.翻译小说不计。
4.短小笔记不计。
上表中的相关数字来自1902年至1920年间出版的11种重要的小说杂志，其中7种选取了创刊至终刊的全部作品，而《小说新报》和《小说月报》因在1920年和1921年做出重大调整，向新文学靠拢，因此我仅分别统计至1919年和1920年。此外《小说时报》和《小说丛报》限于收藏条件，都仅计算两年内的刊载情况。相比清末民初难以计数的小说篇目，这份表格提供的仅是一个样本，但由于所取刊物都相对重要，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代表彼时小说界对女学、女学生的关注。
从表中可以看出，晚清小说期刊发表的自撰作品的数目并不多，有关女子教育的作品在几年内保持每年两篇的规模，但1911年由于《小说月报》的加入，其数目突然升至8篇。而进入民国后，每年发表的“女学小说”波动较大，以1914—1916年为高峰，不难看出，起主要作用的是《礼拜六》。此外，从“女学小说”所占比重看，清末部分起伏十分明显，说明彼时小说家对女子教育的书写，有较大的随意性；而进入1914年之后（除1918年又明显下降），这一数字基本固定在10%左右，说明女学在小说中的版图已经大体上确定下来。而纵观1902年至1920年，“女学小说”占全部自撰小说的10.9%，也就是说，小说杂志平均每发表10篇小说，即有一篇与女子教育相关。
从题材上看，晚清共发表“女学小说”27篇，其中社会小说即占14篇，这一比重与单行小说基本接近。但至民初，言情小说很快跃居榜首，在全部170篇“女学小说”中占105部，成为绝对的主流题材。当然，言情小说在“女学小说”中的分布情况，与报刊本身的趣味有很大关系，如《礼拜六》中言情类占绝对优势，但《小说月报》里的社会与言情题材相比，差距并不明显，这种情形背后，是主编恽铁樵对言情小说的大力抵拒。此外，相对单行本“女学小说”，清末民初的小说杂志明显对政治题材保持距离,11份杂志中发表的政治类“女学小说”仅见《新中国未来记》一种。这可能与小说篇幅有关：政治小说大多构思宏伟，更适合长篇叙述，而小说杂志上刊载的主要是短篇小说。
主要“女学小说”类型概述
“小说家大多与政治有关联，至少是间接的”[36]，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时，这种关联就更加紧密，小说关于社会现实、政治理念的表达就愈集中。晚清的政治小说在“小说界革命”中异峰突起，也就不难理解。早在1898年，梁启超即发现，“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37]，于是当他自己也将欲言已久的政治议论寄寓于小说时，便有了《新中国未来记》的发表、《新小说》的创刊，并随之带来政治小说的创作高潮。
女学之于政治小说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当作家构筑理想国时，女学堂和女学生是必须出现的道具，如《狮子吼》“楔子”里的叙述者梦见在“共和国图书馆”里读到《共和国年鉴》，载“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38]；浙江舟山岛上有一“民权村”，村内“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具备。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39]。《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华永年在对乡民演说时宣传地方自治，希望乡内设议事厅，有卫生、警察、教育各部，“教育部所办的就是男女学生的学堂。那体操场、藏书楼、博览所，皆属此部管理”，乡人“无一个子女可以不进学堂读书”。[40]除了点缀小说家的理想世界外，女学生在政治小说中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她们还是作者政治理念的宣传者和执行者，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有超强的演说能力或行动能力。如《女举人》中的主人公如如女史自日本游学归来后，女扮男装赴汴梁参加癸卯(1903)恩科会试，沿途考察地方风情，时时与途中相遇之人论辩，“阔论高谈通宵达旦”（第5回回目）。近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谈的如如女史，从她口中演说出来的时务知识和新学理想，不妨看成是作者的学习心得和以此改造国民的迫切愿望。除了以上提到的小说外，晚清关于女学的政治小说还有《自由结婚》(1903)、《女狱花》(1904)、《女娲石》(1904—1905)、《女子权》(1907)和《中国新女豪》(1907)等。
关于女学的言情小说之兴盛，则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写作和阅读传统紧密相关。林纾曾言及：“小说之足以动人者，无若男女之情。所为悲欢者，观者亦几随之为悲欢。明知其为驾虚之谈，顾其情况逼肖，既阅犹若斤斤于心，或引以为惜且憾者。”[41]而晚清言情的“女学小说”，自然也属于传统的“男女”题材。情爱中的女学生，于国人是不尽熟悉的新女性，她们的爱恨情仇，对于熟读才子佳人小说的读者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女学生，由于接受了新式教育，往往内外兼美，新知识与旧道德并存，是读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女学生们的悲欢离合，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如《小说月报》所载的《雁声》，女主人公燕儿原是上海某女学堂的学生，“因为某校开运动会，就与这杭州人做了萍水的挚友”。她原是运动场上女宾中“最爱娇最伶俐”的女子，而男学生张世潮则是运动会的优胜者，二人由此相爱，于是燕儿从上海嫁到了杭州。新婚后伉俪情深，张母却担心夫妻之爱夺走了母子之情，看着媳妇“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将世潮逼往北京求学。后来世潮在学校病亡，燕儿则终日以泪洗面。[42]这种旧家庭中习见的婆媳悲剧，因女主人公女学生身份的加入而令读者分外动情。在小说文本当中即插入了“翔声”的题诗2首[43]，两个月后又发表了读者“诵之”的题诗6首，末首曰：“玉容从此付秋风，惨绿愁红一梦中。孤雁不知人寂寞，声声犹过大江东。”[44]便是对两人深情和女主人公命运的沉重叹息。
虽然1903年出版的《自由结婚》就借主人公（俱是学生）的男女之情来增加小说的故事性以吸引读者，然而就整体上看，它还是政治小说。[45]以言情为主的“女学小说”出现较晚，最早的单行本是1907年出版的《奇遇记》，小说中“四德俱全”[46]的妻子素贞，竟然是东京高等女学校的留学生。报纸所载关于女学的言情小说，目前我所见最早的为《双泪碑》,1907年6月2日至11日在《时报》连载，标“哀情小说”，作者借三角恋爱故事的悲剧，意在批评男主人公王秋塘的“自由结婚”举动。女学生最早进入期刊所载的言情小说，则是戊申年九月(1908年10月）《月月小说》上刊登的“写情小说”《爱苓小传》。
就我统计的情况看，单行的写情“女学小说”在晚清总共6部，几种重要的小说期刊才发表了7篇。它在1914年的风生水起，得益于“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壮大。也就在这一年，《礼拜六》《小说丛报》《繁华杂志》《中华小说界》《眉语》等重要的小说杂志创刊，次年更有《小说海》《小说新报》《小说大观》等相继，可见在单行的写情“女学小说”背后，有更广阔的言情氛围的支持。关于女学生的言情故事，已大有模式化的倾向。作者对女学生的情感世界，不外正反两种态度，或是叙述其爱情故事之曲折，同情、赞颂主人公对自由爱情的坚持；更常见的则是抨击其误解自由，败坏社会道德，女主人公大多也堕入风尘，后悔莫及。
从入学到婚姻，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生成可能。即如上文谈及的恽铁樵之《雁声》，二人在运动会上相遇之后——
于是两人便心心相印起来。经多少日子，好容易得知了女的姓名；又经多少日子，好容易得知女的家乡籍贯；又经多少日子，好容易与这女子通信了几回。今日竟成了夫妇，自然是那千辛万苦的众因，结着蜜样似的甜果。[47]
男女主人公自相识、相恋到结为婚姻，或许每一步都不容易。而对于小说家来说，漫长的“千辛万苦”的爱情拉力，每一跨步很可能都是小说情节的生发点。因为女性有了接受教育的经历，不断走入社会，小说故事发生的场景，显然已超出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后花园、寺庙等私密空间，其遇合可以在入学路上，也可以是运动场、游艺会，或是公家花园，甚至可以是戏院旅馆。民初言情小说的繁荣，固然与读者对这一传统题材的喜闻乐见有关，但新式女性的进入，以及由此决定的新的人物形象、交往过程等内在的规定性，也为这一旧有“男女”题材注入了新的叙述前景。就此而言，写情小说成就了女学生形象的普及，而女学生对言情小说的兴盛亦有功焉。
有关女学的社会小说是清末民初全体“女学小说”的大宗，这与“社会小说”这一概念的巨大包容性有关。“广义地说，一切小说都是社会小说”[48]，即便是狭义的社会小说，其外延依然相当宽泛，那些致力于描写社会问题和人在社会中命运的作品都属于这一题材。小说林社1905年阐释“社会小说”的概念时言：“有种种现象，成色色世界，具大魔力，超无上乘。”[49]作为描摹对象的大千世界和众生相自然是广阔无边，因而作为小说类型的“社会小说”也很容易阑入其他类别成分。单纯叙述男女之爱自然是言情小说，但若“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很可能就成了社会小说。如晚清小说《黄绣球》，今人一般将其视为政治小说，因为女主人公在“自由村”放足、兴女学、组建女军等活动，不仅把“自由村”装扮得花团锦簇，而且使全县得以独立自治，颇具乌托邦小说的风味，但《新小说》杂志在连载时，则明白无误地将其标示为“社会小说”。
就小说的功用来说，社会小说关乎世道人心，其价值介于政治小说和写情小说之间。尤其是相对于言情小说的哀感顽艳，社会小说体察人情、针砭世俗的特点更容易受到推重。1911年《民立报》有读者曾言：“吾辈青年处今日世，当阅有社会思想之小说，不当阅言情小说，以消壮志于无何有之乡。”[50]平襟亚也在《人海潮》中借陆湘林之口说：“新小说喜瞧迭更司描写社会的作品，什么《块肉余生述》《贼史》等，一支笔，仿佛一面显微镜，把社会上一针一芥，放到几千倍大，描摹刻划，入木三分”，“其他哈葛德言情小说，深刻虽则深刻，只把一男两女，一女两男纠缠着，我瞧得一二种，便不要瞧了”。[51]而较之政治小说，两者虽然都是书写社会人生，但一面向理想未来，一取材当下凡世，因而社会小说比起政治小说有更多渠道的故事来源和更广阔的叙述空间，其描画也来得更加生动贴切，因而更容易受到读者的喜爱。比如同样是提倡女学和女权的小说作品，政治小说《女子权》的叙述时间已进入1940年。女主人公袁贞娘到启化女中上学，在中秋运动会上与军装少年邓述禹相遇，二人互生爱意。因家庭阻挠，贞娘投江自尽获救，并被带往京城入学，出任报馆主笔，宣传女权，后来还周游海外演说。最终被皇后召见，赐婚邓述禹。其情节可谓离奇，但因为缺乏现实生活的积淀，显得空洞乏味。而《娘子军》叙女主人公赵爱云入学的经历时，则着眼于夫妻关系的转变。丈夫李固斋由阻碍她入学到共同就学，最后两人志同道合，兴办完全女学堂。相比《女子权》，此小说让人更觉亲切。《十日新》杂志在为《娘子军》广告时就声称：
是书叙杭州西湖畔一才貌双佳之女学生，平日恨其夫之完[顽]固，琴瑟不调，已非一日。爰联络一班女同志，与之舌战，多方劝慰，卒令其夫帖然服、憬然悟，遂成一学界中新人物，可称巾帼须眉矣。中间描写反目时如何离异，和好时如何爱情，活现纸上。虽丹青老手，无以过之。[52]
此《娘子军》由改良新小说社出版。据目前所知，清末民初共有两种《娘子军》，另一种由《中国白话报》1904年1月至6月断续刊载[53]，未完，题“爱国女儿述、白话道人记”，可见是《中国白话报》主编林獬的作品。小说言“我”与卢太太兴办迦因女学校等事。这篇未竟的作品，实是我所见到的最早于期刊上发表的女学“社会小说”——1903年的《绣像小说》载有《文明小史》和《负曝闲谈》，但它们关涉女学的章节要到1904年下半年才刊出。而有关女学的单行社会小说，最早为1906年出版的“浪荡男儿”（叶景范）的《上海之维新党》[54]。第9回“妓女兴学大起风潮，志士演说小施诡计”讲述妓女陆小宝开办“半日学堂”的阻力和经过。[55]由此学校名称和主事者的名字猜测，此处可能影射当年上海“改俗半日学堂”之事和妓女金小宝的求学故事。
女学堂、女学生在社会小说中的书写模式，亦分两种情形。一是以主人公的经历为中心，或称赞其锲而不舍的求学志愿，如尗夏1908年由改良小说社出版的《女学生》；或感叹其坎坷遭遇，如王理堂之《女学生》[56]。另一种情况是把女学与其他社会现象穿插交织，由是呈现出女学堂、女学生在社会中的处境和意义，其中较优秀的有问渔女史（邵振华）于1909年、1911年出版的《侠义佳人》。而当作者将全书的基调定为讽刺时，女学亦难以避免被嘲弄，如程瞻庐的《茶寮小史》叙某女学堂的国文教员张少彝，上课时不用教科书，却对学生讲极香艳的《菩萨蛮》词，并手舞足蹈地表演词中情境，引得全班女生哄堂大笑，由此获得“花鼓教员”的绰号。[57]
中国古代关于女性的历史小说并不鲜见，但所叙大多是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等女子英雄谱，或历数孟母、欧阳修之母等贤良女性，要不就是苏小妹等具有传奇性的才女。这些历史小说大多又会充当女性道德读本的任务，因而往往十分注重其教育功能。“新小说”兴起之后，亦有人为了启蒙女性而注意此类题材。如徐念慈就认为，今后作家当留意于女子社会，“专出女子观览之小说”，其所言“上而孝养奉亲，下若义方教子，示以陈迹，动其兴感”的题材，指的就是历史小说。一般来说，历史小说写作的目的是鉴往以知来，即小说林社所言“志已往之事变，作未来之模型”。[58]毛乃庸1904年出版的《中国十二女杰演义》，从书名上即可知是受到《世界十二女杰》的影响而作。《世界十二女杰》由日本岩崎徂堂、三上寄凤著，赵必振的译本于1903年出版，对国内女性新传记影响极深广。[59]毛乃庸的《中国十二女杰演义》分12回，在众人的交谈中介绍了黄崇嘏、毕韬文、李寄等12位历史或传说中的知名女子。作者用意，自然不止于仅仅介绍女杰。小说中众人相聚是为了商议女学，谈论起女豪杰自然也要归结到现实中的兴女学之事。[60]
而当作者的注意力过多投注于当下或未来时，历史陈迹难免被改换面孔，伪造或改写便成了小说写作的常态。《新小说》所载的《东欧女豪杰》，标为历史小说，担任全书引线的华明卿，自幼被西妇抚养,13岁时随入美国攻读,1873年又进瑞士“条利希太学”(Zurich,现译苏黎世大学）。[61]这显然是作者为了叙述方便而创造的人物。小说《邹谈一噱》叙齐宣王之政事，“借《孟子》中事实，贯以新学，真觉匪夷所思”[62]。文本中淳于髠之嫂在宫内设女学一事，自然非《孟子》所有，而是作者有感于新学潮流捏造出的新编历史：“女学开后，那些女学员，已经渐改常度。本来女子，都是‘屦相似’的，那学堂中女子则放之，何也？他说是天足；本来女子，都是‘以其乘舆’的，那学堂中女子，偏不‘百步’而‘亦走’，他说是自由；本来女子，凡遇男子，都是‘闭门不内’的，那学堂中女子，则曰：‘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63]作者呈现的对象，与其说是千年前的宫中女子，不如说即是眼前鲜活的女学生。
历史小说是改编曾经有过的影事，而“翻新小说”则是将经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挪移到当下社会，以他们的遭遇来反映现实世界。小说史家将其称为“拟旧小说”[64]或“翻新小说”[65]，正是看出了它们似旧实新的特点。煮梦的《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再次来到凡间。小说家拟写的离奇故事，已绝非原来经典中的降妖除魔的经历，而是融汇晚清的“官场现形记、教习现形记、男学堂现形记、女学堂现形记、选举现形记、警察现形记、嫖界现形记、青楼现形记诸现形记而成一新社会现形记”[66]。小说中的旧时的经典形象穿越时空，在新世界中经历时新的故事，获得崭新的体验。这种陌生化的策略在读者眼里往往激起别有会心的阅读效果，很容易达成小说家关注现实世界的写作初衷。晚清关涉女学的翻新小说主要有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载1905年9月19日至1908年2月1日《南方报》，未完。1908年改良小说社单行）、西泠冬青的《新水浒》(1907年鸿文恒记书局）、陈啸庐的《新镜共缘》(1908年新世界小说社）、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1909年小说进步社）、陆士谔的《新水浒》(1909年改良小说社）、珠溪渔隐的《新三国志》(1909年小说进步社）、煮梦的《新西游记》(1909年改良小说社）、慧珠女士的《新金瓶梅》(1910年新新小说社）。西泠冬青的《新水浒》中，孙二娘同顾大嫂走下梁山，在松江办起了女学堂，其事固属离奇，然而主事者认为兴办女学，“思想则务求其新，道德则宜从其旧，如此方见功用”[67]，却是最真实不过的社会思潮。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叙林黛玉出任日本环球大同女子学堂教习，“在校当英文、哲学两科，日本文语也都通晓”。宝玉亦入东京帝国大学校为文科留学生。后来二人奉皇后之命成婚，明治帝亦赐币万金、宝星二串。他们旅行回国后，“夫妇协力齐心，兴商兴学，造成个文明世界”[68]。阿英认为这是一部失败之作，“作者企图把宝、黛二人，灌输以新的灵魂，事实上，效果可说是全无”[69]，然而如果不是单纯评判小说的文学价值，而是改换眼光，考察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对应关系，以及作者“旧瓶装新酒”时的心态，则不失为有趣的话题。
应当说明的是，“翻新”和“黑幕”与其他小说类型并不是出于同一种分类标准，二者主要是小说叙述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定位。如果从题材上看，翻新小说和黑幕小说大多都可归入社会小说中。不管作者如何花样翻新或刺探隐私，他只能根据社会各色相加以描摹或想象。从作者的创作趣味看，翻新小说多是戏谑调笑，而黑幕小说则以揭私、媚俗为能事。1909年出现了两部描写女学的黑幕小说，分别是新阳蹉跎子的《最新女界鬼蜮记》（小说进步社）和南浦蕙珠女士的《最近女界现形记》（新新小说社），前者叙述上海“昌中女子美术专修学校”中的各种丑恶之事，如女学生在书肆购买《男女新交合论》，在学堂聚众赌博，兴风潮驱赶监学，等等，甚至入妓院吃花酒，彻夜不休。将女学堂与青楼相勾连，是黑幕小说的常见作法。《最新女界鬼蜮记》中“昌中女学”之名，即暗指该校由妓院出身、后嫁与某观察为妾的金燕姊所创办。而《最近女界现形记》中的“文明女总会”，乃是一个妓女组织，会长梅爱春（为应合这一名字，作者安排她长期患有梅毒）召集众青楼女子商议改良妓界，并派人赴东西洋考察妓馆章程和妓女学科，准备回国后兴办妓女学堂。
民国后影响最大的女界黑幕小说可能当属孙玉声1917年由文明书局出版的《海上十姊妹》。次年上海小报曾言：“海上自十姊妹发生以来，女界黑幕，层见叠出，其种种事实，光怪离陆，令人不可测度。”[70]孙玉声此前即有创作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一续再续的成功经历，在《海上十姊妹》之后，又紧接出版了《黑幕中之黑幕》[71]，可谓乐此不疲。而此《海上十姊妹》的卖点，据小报《新世界》所刊广告所言：
漱石生生长沪渎，交游广阔，见闻滋多。本编所叙十姊妹事，乃近日女拆白党以色媚人、攫取金钱之真相。重重黑幕，从未有人揭出。个中人物，以大家姬妾、女校学生为大多数。其设想之巧妙，构局之离奇，尤有积世虔婆、无赖律师等为之提调而主持。实情实事，一无讳饰，异于凿空捏造诸书。读者幸分别观之。[72]
对猎奇的读者来说，所载黑幕是否为“实情实事”，并非最要。他们所关注的，其实是黑幕中“大家姬妾”“女校学生”的身份。此《海上十姊妹》皇皇六册，初版定价1元5角，至1920年12月已印至第三版。但在后人看来，商业上的成功实难掩此书的低俗品味，范烟桥即认为它与凭空捏造的“黑幕书”相差无几，难分高下。[73]
小说史家阿英认为，在晚清描写女子生活的作品中，《十年游学记》是比较严肃的作品。[74]此论断实有可议处。该书共24回，末回言“现在民国光复，已有一年多了”，可见它并非晚清作品。[75]我所见到的首都图书馆藏本，出版于1920年。而考究《十年游学记》的叙事风格，它是一部非常典型的黑幕小说，作者的叙述立场是否公正严肃，实大可怀疑。作者的立意，则一如小说的“楔子”所言：“不要说别地方，只在上海一处，讲女学堂，何止百十处，女学生何止数千人？试问有几个教育完备的学堂，有几个才德双全的学生？那些藉学敛钱的办事人，同借读书为名，遂他自由的女学生，不知有多多少少。黑幕中奇奇怪怪的事，真是恒河沙数，变本加厉。”[76]可见此书乃为揭露黑幕而作。就写作方法而论，如要在晚清小说中为它寻一坐标的话，当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小说不仅书名接近，而且都是以旅行者为叙述人，故事场景随着作者的旅程而不断更替，书中无连续的线索和固定的主角。作者自言，“在下自从十二岁上进了女学堂，随着我那去世的父亲，宦游各省，差不多把全国繁盛的地方，走过了一大半。到过的学堂，也记不得有多少。一直到二十二岁，才脱离了这重门槛。当中耳闻目见的新闻奇事，真是磬竹难书，只没功夫买本日记簿去一桩桩的把他记下来”[77]，因而所叙内容即是各样有伤风化的新奇事件，如京城中男子混入女学堂，男女学生荒郊双缢，秦淮河里女学生情杀表兄，苏州女学堂男教员与学生的暧昧情事……其足迹不仅遍布大江南北的女学堂，还远赴日本留学，然而所到之处，黑幕弥漫，“眼睛里看不着一处好成绩，耳朵里听不到一声好名誉，真是牛鬼蛇神，无奇不有”[78]。叙述者于是心灰意冷，退出女学界，跑到上海做了寓公。
因为采用旅行者的叙述视角，小说中众多零碎的黑幕，因“我”的耳闻目见，至少在叙述效果上，显得真实可信。如果顺应作者的叙述逻辑，全国女学黑幕重重，渺无希望，这未免令热心女学的读者丧气。
然而就女学与小说的关系来看，《十年游学记》却自有其特殊地位。在此书中，女学成为文本的书写重心甚至是唯一对象。借由作者的足迹，数地女学景观依次呈现，尽管因为其视角和心态的限制，看到的都属片面乃至负面的景象。如此，女学话题在20世纪初始渗入小说这一文类，到这时却已然成为作品的叙述中心乃至全部内容，本章开篇所引胡适的论断亦由此而成立。
[1]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41页。
[2] 饮冰室主人：《（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4回，《新小说》，第3号,1903年1月。
[3] 《新中国未来记》第5回，《新小说》，第7号。据夏晓虹考证，此号《新小说》严重拖期，最早要到1904年1月17日之后才印行。《谁是<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作者》，《阅读梁启超》，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99页。
[4] 如如女史：《女举人》，上海：上海同人社石印,1903年，第1页。
[5] 王妙如：《女狱花》，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752页。
[6] 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女娲石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52页。
[7] 俞佩兰：《<女狱花>序》，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
[8]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
[9] 《<新小说>第一号》，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
[10] 张肇桐：《<自由结婚>弁言》，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女娲石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05—106页。
[11]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12] 公奴：《金陵卖书记》，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13] 《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同上书，第173页。
[14] 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同上书，第199页。
[15] 林纾：《闽中新乐府·兴女学》，见林纾著，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7页。
[16] 林纾：《金陵秋》“缘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2版。
[17]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页。
[18] 周树人（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19] 曼殊（梁启勋）：《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3号,1905年3月。
[20] 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10期,1908年4月。
[21] 《答某君书》，《小说月报》，第7卷第2号,1916年2月。
[22] “过午膳，休息一时，阅《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觉甚有兴味。”吴江爱德女校甲种师范讲习科生邵潄芬：《模范日记·自述夏季之家庭》，《妇女杂志》，第3卷第2期,1917年2月。
[23] 吴县正本女学校校长朱周国真：《女学生自修用书之研究》，《妇女杂志》，第1卷第5期,1915年5月。
[24] 《<中国女子小说>序例》，波罗奢馆主人（胡寄尘）编：《中国女子小说》，上海：广益书局,1919年。
[25] 《绿窗琼琚集·复李慧珠书》，《妇女时报》，第10期,1913年5月。
[26] 其实，民初女性杂志也不乏男性读者关注。如《上海见闻随笔》的作者发现,1915年有“鹤发老翁”至商务印书馆购买《妇女杂志》。他推测老者心理：“今之世变可谓奇矣。杂志而名曰‘妇女’，岂竟男儿不可观欤？抑果皆有益于妇女者？吾曷买一册归而究之？”二郎：《上海见闻随笔》，《余兴》，第11期,1915年11月。
[27] 恽代英著，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28] 《本旬刊作者诸大名家小史》，《社会之花》，第1卷第1期,1924年1月。引自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1页。
[29] 王智毅：《周瘦鹃年谱》，见王智毅编：《周瘦鹃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5页。
[30] 周瘦鹃：《一生低首紫罗兰》，同上书，第134页。
[31] 明道（顾明道）：《（哀情小说）某女士之自述》，《小说新报》，第3年第12期,1917年12月。
[32] 卓呆（徐卓呆）：《（言情小说）死后》，《小说月报》，第2年第11、12期,1912年1、2月。
[33] 如作者描述碧云作小说时的心理：“碧云视之（按：指自己的小说手稿）而微笑，独语道：‘若是解放了自己，就可在自由的空气里寻乐，为何要把我束缚呢？我总不能不成个自由的身体！’”
[34] 我利用的工具书主要有：《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中国文学大辞典》（马良春、李福田主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长篇小说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
[35] 其中《现身说法演义》出版时间不详，因书中称清为“我朝”，且述及徐锡麟、熊成基事，当成书于1910—1911年间，现暂归入1910年；《娘子军》出版时间不详，暂依《十日新》所载广告计入1914年；《帘影鸡声录》初版时间不详，暂据再版时间，计入1918年。
[36] 〔英〕格兰特(Neil Grant)著，乔和鸣等译：《文学的历史》，太原：希望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37] 任公（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38] 陈天华：《狮子吼》，见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
[39] 陈天华：《狮子吼》，同上书，第122页。
[40] 日本女士中江笃济藏本、中国男儿轩辕正裔（郑权）译述：《瓜分惨祸预言记》，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女娲石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41] 林纾：《<不如归>序》，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4页。
[42] 铁樵（恽铁樵）：《（哀情小说）雁声》（朗山原稿），《小说月报》，第3卷第9期,1912年12月。
[43] 其诗跋语曰：“吾国社会之恶果，多半因缘于家庭。是篇叙述家庭状况，绘声绘影，字字逼真，囿于习惯者，当亦知所自警乎！”
[44] 诵之：《读<雁声>小说有感》，《小说月报》，第3卷第11期,1913年2月。
[45] 作者在弁言中说：“今名政治小说，就其所侧重者言也。”
[46] 梦花居士：《（言情小说）奇遇记》，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7年，第64页。
[47] 铁樵：《（哀情小说）雁声》（朗山原稿），《小说月报》，第3卷第9期,1912年12月。
[48] 游友基：《中国社会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49] 《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
[50] 《东西南北》，《民立报》,1911年8月11日，第6版。
[51] 网蛛生（平襟亚）著，王锳标点：《人海潮》，第8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7—138页。
[52] 《社会小说<娘子军>已出版》，《十日新》，第2期,1914年12月。
[53] 分别发表于第3期(1904年1月17日）、第5期(1904年2月16日）、第6期(1904年3月1日）、第13期(1904年6月23日），共刊登了4回。
[54] 据《新世界小说社报》第3期所刊广告，该书初编1905年冬印行。1906年改编为官话，并增为2编，重新出版。
[55] 《上海之维新党》我暂时未见。此处叙述据杨世骥：《文苑谈往·上海之维新党》，上海：中华书局,1945年，第108页。
[56] 该小说共30回，前20回分载于1916年《学生杂志》第1、4、6、10、11期,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57] 瞻庐（程瞻庐）：《茶寮小史》第10回，“菩萨蛮有声有色 花鼓戏疑假疑真”，《小说月报》，第10卷第5期,1919年5月。
[58] 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8页。
[59] 夏晓虹言：“在晚清女性传记出版史上，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2月发行的《世界十二女杰》实具有界标的意义。”《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陈平原等著：《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60] 第6回中吕学兴对众人说：“诸位，你看看我中国边省地方，还生出这种惊天动地女豪杰，若能兴女学，那造就成功人才，不要比外国强十倍二十倍还不止么！”众人答道：“照吕兄这话看起来，我中国将来的人才，是要胜过他们外国的。我们如今就赶紧办女学校事情罢。”毛乃庸著、吴涑校：《中国十二女杰演义》，《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
[61] 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62] 启文社主：《<邹谈一噱>跋》，乌程蛰园氏：《邹谈一噱》，上海启文社,1906年。
[63] 乌程蛰园氏：《邹谈一噱》，上海：启文社,1906年，第39页。
[64] 阿英：《晚清小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69页。
[65]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66] 《改良小说社新小说出版广告》，《申报》,1909年8月17日，第1张第6版。
[67] 西泠冬青著、于润琦校点：《新水浒》，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7—208页。
[68] 南武野蛮：《新石头记》，第2卷，上海：小说进步社,1909年，第17、29页。
[69] 阿英：《新石头记（一）》，《小说闲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70] 天媛：《蝴蝶党》，《劝业场》,1918年9月20日，第3版。
[71] 《黑幕中之黑幕》第1、2卷出版于1918年7月，第3、4卷出版于1919年1月，第5、6卷出版于1919年5月，与《海上十姊妹》同为文明书局刊行。
[72] 《上海女拆白党之真相》，《新世界》,1917年12月8日，第4版。此广告文字上方绘有一白鸽，暗示女拆白党又名“白鸽党”。黑体大号文字，保留当日广告原貌。
[73]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74] 阿英：《晚清小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7页。
[75] 欧阳健：《<十年游学记>非晚清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
[76] 红叶：《（巾帼指南）十年游学记》（上册），上海：交通图书馆,1920年，第6页。
[77] 同上书，第7页。
[78] 红叶：《（巾帼指南）十年游学记》（下册），上海：交通图书馆,1920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