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从愿景到行动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要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想。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从两大倡议提出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相关讨论如火如荼，十分热烈。

2015年2月1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要求全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尽快编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要求全国最晚不迟于10月前制定完成对接“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的编制与公布。其中，广东省第一个发布了《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并配套出台工作重点和近期优先的项目清单，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方面，联手港澳台和周边省区，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随后，江西省、陕西省、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等多地的对接方案和行动计划也已经上报国务院。在已经公布的对接方案中，西部省份多强调加快加强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东部省份也强调注重利用临海优势，推进与东南亚地区在海上互联互通，优化通关环境，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同时，通过大力推进“三个一批”重点项目，即大力推进一批在建重点项目，力争新开工一批重点项目，主动推进并力争签署一批新的项目合作协议，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产业合作、产能合作为重点，充分发挥企业建设主体的作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不难想见，随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央部委、国有企事业单位在10月份前陆续出台对接方案，在2015年下半年可能会掀起一场“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潮，并吸引其他沿线国家竞相跟进。“一带一路”正在从中国倡议的愿景转变为共商、共建、共享的积极行动，它必将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水涨船高的“一带一路”

事实上，“一带一路”在提出之初并没有现在这样的深谋远虑，仅仅是外交部欧亚司和亚洲司对中国对外政策的两个想法而已，并非是一个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构想。进入21世纪以来，外交部欧亚司在探索上海合作组织平台的基础上，一直打算将沿线相关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议整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的想法，这一想法在十八大后受到中央领导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本人的高度重视，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时，外交部亚洲司在推进中国—东盟合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想法，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外交部建议基础上，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正式确立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并在多个国际场合向国际社会正式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和宏伟愿景。

在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一倡议后，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社会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逐渐从对外政策倡议转变为涵盖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综合性倡议。从对内来说，“一带一路”在多个中央工作会议上被确定为国内发展的重大战略。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近相互利益纽带。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到2014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将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作为新时期中国统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并将正式进入“十三五规划”，成为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从对外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受到沿线六十多个国家领导人积极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起步超出预期，丝路基金也成功设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14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俄罗斯跨欧亚铁路与“一带一路”的对接达成了共识。5月19日，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首个实体平台，中国—哈萨克斯坦（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用。特别是在2014年11月8日，中国领导人利用召开APEC北京峰会的时机，会同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蒙古国、缅甸、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举行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决心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深化务实合作，谋求共同发展。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及“一带一路”，他认为，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已经完成战略规划，在国内步入战略实施阶段，在国外也得到沿线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与参与，一条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的欧亚非经济大通道蓝图正式形成，成为统筹国内发展、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综合性倡议。

“一带一路”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从最初作为外交部欧亚司和亚洲司两个司局级部门关于具体对外政策的想法，经过跨部门的沟通和协调，特别是经过最高领导人直接的战略决断，最终上升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并以区域合作倡议的形式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标意在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发展成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显然，这一倡议已经超出了外交部两个司局部门的设想，甚至也超出了外交部一家的设想，而是涵盖外交、发展、改革、商务、外宣、文教、安全、地方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构想。可以说，“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的一号工程，所有部委、省市和党政军各部门都要对接“一带一路”，实现国家战略重心从经济发展向“一带一路”的转变，“一带一路”已经上升为当前和今后事关中国发展战略全局的总抓手。

在“一带一路”水涨船高的发展过程中，“一带一路”的内容也有了一些调整，涵盖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全，影响力更大。最初，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所提出的五通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到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和行动》的文件中，做出了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将道路联通改为设施联通，涵盖范围更广，不仅包括道路和交通设施，更包括通信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更加明确；二是将货币流通改为资金融通，涵盖内容更全，不仅强调货币流通，而且还涵盖贷款、投资、融资、债券、信用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共同体的内涵上更加丰富。此外，从三部委公布的文件来看，“五通”也实现了具体化，“一带一路”的轮廓更清晰，要点更突出，方向和任务也更明确了。随着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接方案相继出台，“一带一路”就不仅仅是口头倡议，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果了。

众说纷纭的“一带一路”

作为新时期中国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构想，“一带一路”究竟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考虑？自从这一倡议提出后，引发了各方面的热议，在这一问题上，看法也各不相同。总体来看，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倡议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希望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不过，围绕中国倡议的意图、影响乃至前景等问题，也有很深的疑虑和猜忌。比如不少国家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新时期实施对外扩张的地缘战略工具，对其他国家的一系列地区合作倡议比如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多边经济合作、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欧洲—中亚交通与能源倡议等可能会形成排斥和替代效应，甚至可能会激化中国和区域内大国、区域外大国战略竞争的态势。还有的舆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倡议“一带一路”，与中国向外转移落后产能的国内发展需要直接相关，甚至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了解还很不够，许多反应也更多是一些政治精英和媒体的报道，相关研究也不深入，还停留在众说纷纭的识别期。相比之下，在中国社会内部，尽管对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也存在分歧，但共识正在扩大。归结起来，目前在国内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以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和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为代表，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外交问题和战略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源自国际战略原因，意在回避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压力，在“一带一路”区域赢得稳固的区域战略支点，逐步扩大中国的国际战略影响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2012年10月17日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论文《“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在该文中，王缉思认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在王缉思看来，“西进”是一个很长远的战略设想，是地缘经济的设想。由于中国在地理上是西高东低，从经济上是西低东高，强调西进首先是要寻求中国内部的再平衡，中国应当考虑自己的新丝绸之路，或者与几个国家合作，建立新的若干方向的欧亚大陆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介和桥梁”。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反应过度，中国也不应该一直在东亚地区盘桓，倘若如此，中国在战略上就被套住了。不难看出，王缉思的“西进”战略构想与后来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基本精神上高度类似。

与王缉思看法类似，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更是强调，“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战略关系而非交通设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取代不了战略关系。在阎学通看来，“一带一路”首先应该是战略关系先行，“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可靠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建设交通设施网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研究，要使“一带一路”得到参与国的长期支持且不受政权变更影响，必要前提是我国与它们在安全战略上有深厚的合作。

与王缉思和阎学通的看法一致，更多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特别是现实主义学者更倾向于把“一带一路”视作中国的一项地缘战略。稍加区别，王缉思的观点偏向地缘经济战略，阎学通则偏向地缘政治战略，其共同点是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战略再平衡的产物，核心是避免进一步激化在东亚与美国的竞争和对抗，逆转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的战略被动态势，提升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不过，此种观点显然更多关注了国际战略层面的根源，对于国内发展战略层面没有太多涉及，没有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根源。

第二种看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蕴岭教授、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等为代表，在这些学者看来，“一带一路”主要源自国内发展原因，是中国向国外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发展战略问题。

2012年9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在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投资来拉动，但是新一轮投资要更多依靠财政支出，而非信贷。为此，他建议实施“全球马歇尔计划”，搞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以自己雄厚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资源，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出口国内过剩的产能。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仍存在很多基础设施瓶颈，如果我们形成一个全球整体计划，有助于帮助出口和就业恢复。”与林毅夫看法类似，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于靠投资拉动国内增长已经几乎没有出路，只有通过向国外投资，才能避免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房价高企、地方债等困扰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还能增加外汇储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留给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无外乎有两条：一条是跟着美国走，全面开放，服从西方规则，但我们与西方的目标不完全一样，美国也会努力拖延我们的崛起，这未必是最理想的路。另一条就是创一条新路，和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在张蕴岭看来，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古代中央王国模式的复活，也不是要刻意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不是要改变西方的游戏规则，而是“修庙，建庙，不拆庙”，不抢存量做增量。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大战略，其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平崛起，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一带”找到了西部往外走的大通道，有助于帮助沿海企业实现产业转移和升级，为中国制造业打通海陆经济大通道。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而实现经济全球一体化。在胡鞍钢看来，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就会达到三个重塑，即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和发展大趋同；进一步推动和重塑“一带一路”的经济地理，互联互通，实现欧亚大陆一体化和共同发展；进一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现代化，提高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一体化，促进南北国家发展大趋同。

不难看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更多从国内发展角度观察和思考“一带一路”，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一种新思考，着力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强调中国经济要走出去，不要局限于在国内搞投资建设，要强调创造新市场，寻找新动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诚然，经济原因是“一带一路”之所以确立必然要考虑的重要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决定性原因，但经济原因并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部原因，至少从三部委发布的文件及其所涉及的问题来看，“一带一路”不是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所能涵盖的，必然会涉及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改革战略等众多考虑。

第三种看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研究员、国务院参事汤敏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等为代表，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既是一项国内发展战略，又是一项对外开放战略，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推动建立区域合作框架的战略构想，本质上是一项国家大战略。

与很多经济学家的看法类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宇燕研究员也认为“一带一路”最基本的经济学含义就在于拓展市场规模，并以此提升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促进合作与竞争。所以，“一带一路”首先是解决“新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瓶颈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张宇燕认为，不能仅仅把“一带一路”看做是某一个层面的问题，应该看到它是涵盖器物、制度、货币金融和理念等四个层面的战略构想。从器物层面来看，涵盖了互联网和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和技术合作等内容。从制度层面来看，包括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协调各国法律法规，谈判建立不同领域不同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协定，以求降低交易成本。在货币金融层面，特别是通过各国经济合作的加深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在理念层面，比如增进国际理解与信任，让自由贸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因此，在张宇燕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形势进行思考后提出的战略构想，也涉及责任问题，大家共同承担责任，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批评了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看法，认为这是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因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对其西欧盟国的经济援助，而“一带一路”是一个新型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是要打造成一个经济外交的新平台。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李向阳认为，互联互通将成为联结“一带一路”的纽带。沿途国家地缘上的相近、经济上合作空间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大需求决定了互联互通有条件充当“一带一路”的联系纽带。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而制度层面的互联互通则以降低贸易投资壁垒为核心。在李向阳主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5）》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洲提供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选择。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上，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提出，“一带一路”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复杂变化下提出的战略构想。从国际而言，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分工重组，需要开拓新市场；从国内而言，我国过去30多年主要实行“引进来”战略，随着形势变化，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汤敏认为，“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是打造中国与相关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繁荣大构想。同时，它也是带动中国西部开放，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的大战略。因此，在汤敏看来，“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与汤敏看来类似，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则直接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的“第三次对外开放”。他说，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邓小平建立特区，第二次是加入WTO，而此次“对外开放”是建立在前两次基础上，层次、水平、质量、规模更高的一次大开放。与之前的对外开放相比，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赵可金认为，“一带一路”更侧重东北、西北和西南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侧重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货币流通，然后是贸易畅通，最后做到民心相通。一定要强调‘国之交、民相亲、利相融、心相通’。”

相比国际战略论和国内发展论，大战略论或区域合作框架论兼顾了国际原因和国内原因，强调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提供一个包容性发展平台，串联起亚太、欧洲等经济圈，其整合不仅将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而且其辐射作用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故而可以将其看作是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推动的大战略，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和对外等各领域，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构想。然而，这一解释的缺点是过于宏观，并没有明确不同领域在整个战略构想中的先后次序，容易造成四面出击、统筹不力乃至一哄而上的混乱局面。要想真正积极稳妥地把握“一带一路”，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一带一路”尚需进行扎实的科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靠得住、求实效的战略咨询和对策建议，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