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作为一项世纪性的倡议，“一带一路”的提出很可能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一带一路”将中国置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古至今，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走过了曲折发展的历程，在这几千年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无外乎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三皇五帝的洪荒时代开始一直到秦汉中央大一统的格局确立。

在这一历史阶段上，中原华夏民族历经考验，以宗法为核心，以五服制和九服制的礼制秩序为纽带，构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华夷体系。这一秩序尽管在春秋战国时代历经五霸、七强纵横捭阖的争斗，始终没有颠覆华夏族主导的基本格局，四夷虽常有觊觎中原之心，却无逐鹿中原之力。

第二个阶段，从秦王大一统体制确立到晚清时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袭扰。

在经过战国时期七国争斗之后，秦国一统天下，车同文，书同轨，平四海，定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进而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体系。这一天下体系与先秦的华夷体系一脉相承，所不同之处在于天下权力尽归中央，地方郡县分民而治，并在此基础上与周边王权建立了政治上君君臣臣、经济上厚往薄来、文化上封赠赐予的朝贡体系。自此，中国历经汉唐盛世，尽管也曾有分分合合，亦有周边民族征服中原，但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原的制度体系，中国保持了两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甚至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停滞社会”。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启动，西方列强实现了群体性崛起，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西方世界的兴起，令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举改变了往昔中原强大而四夷弱小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原王朝虽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口号，竭力学习西方，振兴中华，最终仍不免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痛苦历程。

第三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

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几经探索，历经磨难，最终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缔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政权保障，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民族复兴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将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逐渐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发展中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受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发展中新兴大国。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在自身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多次遭受世界剧烈动荡的影响。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无法在变幻不定的世界中置身事外。同时，中国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结构失衡、发展方式落后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等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关起门来是不行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国与世界关系，不仅要推动中国发展，而且还要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寻求与世界共同发展的一种重要努力，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升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努力，尽管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冠名，但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需要在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实现新的突破，步入新的境界。因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的研究，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一条中国与世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新道路，以“一带一路”研究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和文化创新而努力。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见证人，我从2012年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2012年年底撰写的《正确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文中，我提出：“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性动荡，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和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深远影响，历史上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割开来的危险性在上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一带将受到该地区动荡的持续性影响。同时，受中东—波斯湾地区局势不确定性影响，全球能源资源市场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也受到较大压力，欧亚两大经济体联系的战略通道可能会发生改变，从依赖海路向陆路转变，建立从阿姆斯特丹经中亚到中国再到东南亚一线的‘新丝绸之路’可能会成为替代的选择。因此，能否通过高速铁路网建设，重建欧亚经济体的畅通联系，并依托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重新稳定中国能源供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机遇。因此，中国必须确立‘西进战略’，以西安—银川—兰州—乌鲁木齐为轴线的西北经济区建设为龙头，辐射带动中亚经济带和外高加索经济走廊，大力推进通往欧洲经济区的大陆交通带建设，这对于统筹东中西部经济平衡发展，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布局，实现未来1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这可能是国内比较早强调与“一带一路”类似构想的想法。

后来，随着中央领导在多个场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埋头阅读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相关著作，并利用假期到各地调研。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学术长征，到2015年5月份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想法。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与察哈尔学会的于凡和时任中国网编辑的张林商量，决定在中国网搞一个“德行天下·可金论道”的专栏，以中国视角、理论观察和天下情怀，对“一带一路”给出专业的理论解释，帮助读者把握“一带一路”背后蕴含的古老中国智慧、时代精神和天下情怀。不觉之间，在两个月内，写出了30多篇评论文章。中国网的张林小姐建议将这些评论编辑成书，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觉得此种面向大众的评论是否可以登堂入室成为著作留存，后来再次梳理了一下逻辑，觉得也可以，摆在眼前的这本书就是中国网评论整理后的产物。

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很清楚这本书是一本通俗性读物，在学术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如果有所启发的话，可能更多属于思想火花。如果能够激发大家的讨论，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建设有点帮助，那就是最大的奖赏了。当然，如果有批评建议，特别是在理论上的争鸣，那将是我最大的心愿。

赵可金
2015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