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活质量的现状透视

现在的问题是：在物质生活富裕的西方发达社会，其生活质量的现状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呢？从全球新闻传媒的大量报道中，我们不仅看到五花八门的营养食品广告，追新猎奇的物质享受，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同时也看到难以消解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频频发生的局部战争、恐怖袭击、暴力事件、大气污染、车祸、坠机与火灾，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自杀率以及日渐滑坡的道德水准等——这一点早在英国著名作家奥登（W. H. Auden）的笔下得到了深刻实际且惟妙惟肖的揭示：

在20世纪，不是生产技术的失败，而是生产技术的极大成功，造就了这么一个越来越难以过上人的生活的社会。在我们对此所作出的反应中，可以看到许多与3世纪相类似的东西。过去有诺斯替教徒，现在有存在主义者和大谈上帝已死的空头理论家；过去有新柏拉图主义者，现在有宣扬“人本主义”的专家教授；过去有处女贞洁崇拜者，现在有无师自通的性生活手册和施虐或受虐狂者所需的色情作品。现在亦如过去，似乎无法找到或保持一种介于超然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因为两者都会导致罪恶。内向性格者，志在完善自我，故此对邻居的呼救声置若罔闻；而外向性格者，志在改良世界，但却（为了自个事业的利益）盗窃近邻的财物，直到对方呼救才肯罢手。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均非善辈。^[1]

显然，奥登凭借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尖酸刻薄的笔调道破了生产技术的成功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道破了价值取向的错乱现象，道破了人欲的膨胀与道德的沦丧，同时还道破了人际关系日益失衡的可悲现状。这种现状，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似乎呈现出一种“不断稀薄化”的趋势。而这一切，都必然地、不同程度地殃及人类的生活质量与生活兴致，使生活质量的各种变量始终处于起伏波动之中。进入新千年后，人类试图走出“世界末日”的黑色预言阴影，期冀步入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世界，但9·11悲剧的发生，再次将人类推进精神恐慌的黑洞。日前，军事冒险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及其频繁攻势，导致全世界不少国家与地区陷入漫无边际的紧张与无奈之中，结果使原本问题累累的生存环境犹如雪上加霜，变得更加糟糕。

那么，中国的情景又是怎样的呢？简单地说，我们在实现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充满希望但又布满陷阱的艰难之路。说其“充满希望”，是因为我们根据国情，强调“中国特色”，不断总结和吸取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教训；所谓“布满陷阱”，是担心为了急于求成而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使它们的过去与现在成为我们的今日与明天。目前，在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期的中国，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与道德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在西方国家似曾相识的态势。比如，在急功近利式的滥用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等方面，在弃道义于不顾的非法倒卖、损人利己与巧取豪夺等方面，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则，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金钱的诱惑，物欲的膨胀，利益的驱动以及市场暴发型人格的“走俏”与泛滥，使不少人为财所役，失去自我，陷入空前浮躁的心态之中。曾几何时，存在主义者所侈谈的“烦”（cares）与“焦虑”（anxieties），也像空中的尘埃一样从西方飘落到东方，开始滋扰越来越多的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末，诗哲尼采（F. Nietzsche）有感于当时欧洲人的贪婪成性和浮躁不安，曾满怀诚意和激情地提议：

我们或许应当求助于中国人：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其勤俭的美德相互适应。的确，从大体上说，可以指望他们向欧洲人那动荡无常而又疲乏不堪的血液中输入一些沉静平和的成分，一些亚洲式的凝神观照精神，尤其是亚洲型的韧性。（Puet-être ira-t-on alors chercher des Chinois：et ceux-ci apporteraient la façon de penser et de vivre qui convient à des fourmis travailleuses. Oui，dan l'ensemble ils pourraient contribuer à infuser dans le sang de l'Europe instable qui s'exténue elle-même un peu de la tranquilité et de l'esprit contemplative de l'Asie et-ce qui est bien le plus nécessaire-un peu de la ténacité asiatique.）^[2]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百余年之后，许多中国人也开始浮躁、焦虑或动荡起来了，其传统美德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也随之黯淡了（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本不应当使人如此走火入魔）。那么，我们又该向何人寻求治病的良方呢？难道要把目光转向南亚，从一些恬淡自在的印度人那里引入一些沉静平和的基因成分吗？这无疑是个问题。

必须看到，“希望”也罢，“陷阱”也罢，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既定的国策，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在过去十余年里，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确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全国大部分城镇与部分乡村实现“小康”目标已是指日可待。然而，生活质量的总体水平是否也得到了同步的提高呢？或者说，物质的丰富是否真正消解了生活匮乏的状态呢？是否给人以幸福的感受而非欲求的强化与心理的煎熬呢？……从社会现状与生活质量的综合层面来看，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总之，为物质而物质的生活虽然不能说没有多少意义，但恐怕是行之不远的。这种生活往往处于物质的消费、欲望的再生和物质的追求等恶性循环之中。在此循环中，膨胀的只能是欲望，失落的只能是本真，忘却的只能是生活自身（即生活的真正目的与意义），从而使人只能过着“并非生活的生活”（索罗语）或者“为生活所遮蔽的生活”（谢林语）。叔本华（A. Schopenhauer）曾言，那些把快乐只寄予外物而只图个人安适的人生，“就像一幕拙劣的戏剧一样，虽有广度，而无深度，只不过是浮生式的可怜虫罢了”^[3]。更何况所有能够消费掉的东西，无论是物质还是欲望，通常只能带来痛苦，因为它们一旦被消费掉，生活也就会随之结束了。^[4]故此，不难预料，我们在实现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进程中，如果对问题估计不足，仅以发展物质生产为鹄的，就有可能效法“鸵鸟政策”或“鸵鸟哲学”，进而重蹈西方的覆辙；如果对困难认识不足，就有可能孤芳自赏，这无异于躺在鸭绒被窝里做相思梦，最终使“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付之东流。要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无法怀疑这一结论：物质是生活的基础或生存的条件，而非生活的目的；物质生活的富裕，并不能够保障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水平也自然不能等同于生活质量本身。故此，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在忙于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万万不可淡忘“精神文明”建设，更不可以忽视“贫富差别”问题，我们必须以民为本、“两手都硬”，这绝非说说而已的政治修辞。另外，面对现实，还须提醒一点：若从大局来看，上述有些问题或许是局部的、间断的，另一些问题或许是持久的、潜在的，但都需要全社会给予足够的重视。常见的那种淡化问题的乐观论调或扩大问题的悲观论调，都是不足取的。而那种仅以“社会文明发展的二律背反”原理来笼统地解释人类困境的折中主义态度，也同样于事无补，更何况这种貌似达观的说法往往被人视为一个自我宽慰的遁词。相形之下，现实主义要求我们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要求我们一方面注重合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知天”“顺天”以“用天”，“曲成万物而不遗”，发动社会力量和应用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减少失误，以便改善影响人类生存质量的外在生态环境。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科技与科学是广义的，是打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旧框架的新概念。今日，科学研究与发展又呈现出从分工走向复合的趋势，单纯以量化程度来过分夸大某一学科的科学性从而人为地设障未免失之偏颇。实际上，各科彼此互补，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都有必要了解和吸纳对方言说与分析的内容、角度、方法及其价值。否则，各说各的话，在自以为是的矜持作祟下彼此难以沟通和理解。可喜的是，西方的德国与东方的日本，均以科学的整一性（Einheit der Wissenschaft）为契机，积极探讨推动科学研究的新理论。^[5]

针对生活质量问题，现实主义态度在另一方面还要求充分调动和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在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设法拓宽个体的生活空间，逐步培养自我拯救的独立意识，广泛探寻自我赎救的可能途径，进而借此来改善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内在生态环境或精神生态环境。那么，又当如何“自我赎救”呢？这无疑是问题中的问题。

[1]W. H. Auden. “Heresies”，in Collected Works（ed. E. Mendelson，London：Faber & Faber，1976），p.48; cited from Bernice Martin. A 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hang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5），p.246.

[2]Friedrich Nietzsche. Aurore（Paris：Gallimard，1980），p.162.

[3]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第18—19页。

[4]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第7部分。

[5]Herbert Mainusch & Richard Toellner（ed.s）. Einheit der Wissenschaft（科学的整一性，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3; 高木韧生“科技迎来变革期”，见《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1月4日，参阅《参考消息》，1996年2月14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