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7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研究

第一节
总况

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京（时称北平）召开。大会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成就与问题，分析了文学艺术的性质，确定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运动的总方针。^[1]大会还发出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号召，^[2]提出了文学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等问题。^[3]新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包括17世纪欧洲文学在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方方面面的重建工作，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的重建。受当时的特殊国际环境的影响，文学的重建工作从一开始就有着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有着浓厚的苏联文学的烙印。1952年，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在《文艺报》发表署名文章，号召文艺工作者虚心向苏联学习：“我们学习苏联不仅指最先进的科学与技术，同样指最先进的苏联的文学与艺术。”^[4]学习苏联成为共识，而学习的目的则在于用“先进的文学”武装自己，在文化重建的历程中，创造出自己的先进文学，具有“洋为中用”的突出特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体裁与分类、风格与流派、鉴赏与批评，连同文学的起源以及文学的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等，都与党性、人民性、阶级性联系在一起，无不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陈众议后来评价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社会主义苏联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榜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无疑是50年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不二法门。”^[5]

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17世纪的欧洲文学，特别是西欧文学，因属于批评对象而很少得到关注，更未获得真正的研究。1958年，在中宣部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曾组织实施过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即著名的“三套丛书”工程，但其中的二百多种著作却鲜有17世纪的欧洲作品。更为重要的是，1960年中苏关系交恶之后，苏联文学随之成为修正主义文学而遭到批评。但是，外国文学并未因此而完全冻结，而是转为一种需要普及的知识呈现于教材之中。

新中国自主编写的第一部欧洲文学史教材，是北京大学主持编写的《欧洲文学史》。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4出版。它采用历史分期法，每章皆由概论与分论两个部分组成。概论部分旨在呈现某一时期的文学轮廓，包括其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和学术思潮的关系；分论部分则分别叙述若干国家的文学概况，重点是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第四章也是新中国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17世纪欧洲文学的文字。本章共五节：概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莫里哀；英国文学和弥尔顿；西班牙文学；德国文学。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欧洲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但苏联的身影还是清晰可见，比如其绪言就明确指出：“我们分析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要看其属于哪个时代、哪个阶级，是人民的文学，还是统治阶级文学；是某一阶级上升时期的，还是没落时期的。”^[6]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的专家学者，水平之高毋庸置疑，而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是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即便在今天，本书依旧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其所遵循的学理思路，连同其编撰体系，已然成为众多后继者的榜样。^[7]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有关17世纪欧洲文学的论文可谓凤毛麟角，较有影响的是朱光潜《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思想》。^[8]文章从“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和美学”“布瓦罗的《论诗艺》、新古典主义的法典”“古今之争：新的力量的兴起”四个方面，对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在学理思路指引下的学术文章，其基本方法、连同阶级意识，都在上述那本两年后的《欧洲文学史》中有着较为鲜明而独特的体现。

1966—1976年间，在特殊的文化思潮支配下，中国文学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中断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全面停止，仅有少量作品以“黄皮书”的形式，在新华书店的某个隐蔽的角落出售。1977—1979年间，虽然政治气候已经改变，但改革开放之初，纷至沓来的是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的文学形态，包括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学思潮如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意识流、黑色幽默等。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学现象，最直接的反应是拿来主义，研究则尚需时日。至于17世纪欧洲文学，因为本来就不在潮流之列，另加十余年的沉寂，所以即便在进入80年代之后，依旧存在普及的问题，而研究则尚需更多时间。

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发展国策后，观念的更新随之出现，虽然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因此而在80年代掀起了一次西学东渐的历史高峰，外国文学的基本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很多变化。首先，对欧洲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研究，在新中国历史上的活跃程度前所未有。其次，1977年恢复高考，为外国文学研究储备了大量人才。再次，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于1979年和1980年相继成立，是为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大事件。此外，《外国文学研究》于1978年创刊，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创办的外国文学研究刊物，它与随后相继创刊的《外国文学》（1980）、《国外文学》（1981）和《外国文学评论》（1987）一道，标志着外国文学研究有了属于自己的阵地。最后，199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设立后，外国文学研究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一切，为外国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之迅速进入一个稳步发展期，其基本表现：一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二是成果数量稳步上升，三是研究内容趋向多元，四是研究质量逐渐提高。

在上述四个表现中，最为直观的是论文成果的数量。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有关17世纪的论文，1959年只有1篇，1949—1958年以及1960—1981年间都为0篇；在1982—1993年的12年间也只有25篇，年均2篇；而1994年则猛增到58篇，之后的5年时间内均在70-79篇之间；到1999年再次跃升到110篇，到2009年则增加到311篇。若按十位、百位计，则1949—1993年的34年间，总量共计31篇，年均不足1篇；1994—1998年的5年间，总量为354篇，年均70篇；1999—2009年的11年则为1977篇，年均180篇。这说明，有关17世纪欧洲文学及文学流派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的三年之后才略有改变，而真正的起色则是1994年。我们知道，论文数是评价研究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而这项指标所反映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有关17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实际只有16年时间，尽管起步较晚，但进步较快。

对研究成果的衡量，论文数只是一个方面，论文质量是另一方面。此外还有诸多其他要素，比如学术专著、科研项目以及教材等内在要素，以及文化交往、社会思潮、科研条件等外在要素。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能够与学术专著比肩的是教材，包括文学史、文学作品和文论史三个大类。其中，文学史又包括通史和国别史两类，都是系统性最强、普及率最高的相关成果。

通史类有石璞《欧美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及廖可兑《西欧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等。国别史类有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陈振尧《法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等。《欧美文学史》第三部分第三章以法国文学为重点评述了古典主义的特征和流派，对比了高乃依和拉辛的作品，重点分析了莫里哀的《伪君子》和《吝啬人》，力图揭示其中蕴含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在《西欧戏剧史》中，整个17世纪的内容只有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虽然显得单薄，但却既是一本教材，也是一部学术专著。《法国文学史》用了两章的篇幅讨论17世纪文学，特别是古典主义戏剧和文艺沙龙，既有具体观念如“三一律”的评说，也有抽象概念如“自然”“理性”等的讨论，特别是对文艺沙龙的成就给与了应有的肯定。在《德国文学史》中，17世纪仅仅是第一章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只限于对巴罗克文学的介绍，属典型的普及性质。比较而言，《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既可算作专论，也可视为散论或文集，其中的14篇专题文章所论及的作家，恰如书中“小引”所说，在当时大多比较陌生，比如性格特写、玄学派、巴罗克等。全书的最大特点是浓烈的趣味性、可读性、知识性，其中不少选段都由作者自己译出。

文学作品类教材大多是作为文学史的补充而出现的，所以基本体例都是作者简介与作品选读。比如《英国文学名篇选注》（王佐良等主编，商务印书馆，1983），^[9]虽然其作者简介部分也会涉及某个派别，如玄学派、骑士派，但因全书的着力点是作品的文字阐释，所以对于流派的介绍大多只限于术语本身。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早在1974年就作为内部教材刊印，关于17世纪，主要讨论的是英法两国的文学，分别以弥尔顿和莫里哀为代表。书中的一个重点是莫里哀，其生平和《伪君子》介绍了占一个专节的篇幅。

文论史包括美学史和文论史，前者如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后者如伍蠡甫、翁义钦《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以及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西方美学史》将17世纪与18世纪合并为一章，从法国新古典主义、英国经验主义、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启蒙运动、意大利历史哲学派等流派入手，旨在从中清理出美学和文艺学的发展线索，是一部充满探究精神的力作。《欧洲文论简史》也把17—18世纪合为一章，以突出古典主义与反古典主义的对立。《西方文艺理论史纲》则用专章，从“学古”与“法上”两个层面对法国古典主义加以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肯定了“三一律”在消除戏剧艺术的混乱现象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针对17世纪欧洲文学研究，是一个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带有总结性质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文以载道”意识。尽管“道”的指向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但其基本内涵却是始终如一的，借用《德国文学简史》的话说，就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外为中用”。^[10]因为目标读者都是明确的，加之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并未根本改变，所以无论教材还是论文，往往都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切入，用以关照和分析的具体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比如“三一律”源自专制政体的政治意图，高乃依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古典主义扼杀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等，都是这种“道”的具体表现，都以“洋为中用”为落脚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正是我们今天学习外国文学应吸取的经验”。^[11]但从根本上说，这种“道”始终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其直接指向的。

另一突出特点是强烈的二元分析方法。立足于17世纪，承认其对16世纪的继承与对18世纪的启迪，既肯定其先进性，也指出其保守性，即便以和谐为核心，也都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加以总结，即便仅仅讨论一个细小的问题，也要找出其中的对立因素，并通过对矛盾的分析而努力辨析所蕴藏的本质，这种典型的二元分析法，既反映着对辩证法的运用，也反映着中国固有的阴阳哲学思想。由此而来的结果是雷同与创新的并存。雷同的表现是，研究的选题大多缺乏新意，而创新的结果则是本质主义研究逐步让位给比较分析，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也因此而更接近客观真实。这是对学术本身的尊重，由此而来的结果之一，韩加明称之为“从依赖语录到关注学术探讨”。^[12]对此，只须比较北京大学主持编写的新旧两种《欧洲文学史》便可略见一斑。^[13]

较之于1964年的旧版，2001年的新版既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突破。以巴罗克文学为例，旧版基本没有介绍，尽管也提到意大利马里诺诗派、西班牙冈果拉诗派、法国贵族沙龙文学、英国玄学派和骑士派，但都将它们视为“贵族形式主义文学”而加以否定，巴罗克的概念也不曾有过出现。新版则不仅在17世纪文学的“概述”部分论述了“巴罗克风格”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而且在随后各章分论各国文学时，也具体论述了不同国家的“巴罗克文学”或“巴罗克式的文风”及其表现、成就和特点。这种变化，既坚持了“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也显示了学风的变化，表现了勇于追求真理的学理思想和学术追求。用王守仁的话说：“比较这两部文学史，我的感觉是新《欧洲文学史》与时俱进，既承继优秀传统，又有创新和超越。”^[14]

从一个更宏大的范围说，20世纪的中国与17世纪的欧洲，在社会文化领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社会格局的调整和国家意识的重建，都逐步走向了稳定与繁荣，都形成了一统的官方文学纲领，都主张优秀的文学必须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也都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但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针对17世纪欧洲文学流派的研究，迄今为止依旧十分薄弱，拓展与深入的空间依然很大。

[1] 周扬在7月5日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

[2] 郭沫若代表大会所作的“总报告”的题目即《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而奋斗》。总报告最后的号召是：“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而奋斗！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文艺革命而奋斗！”

[3] “普及与提高”是周恩来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六个问题之一，另五个是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改造旧文学问题、面向观众问题、组织问题。

[4] 冯雪峰：《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的先进经验》，《文艺报》1952（21）。参见李岫、秦林芳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3页。

[5] 陈众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开幕词》。

[6]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7-8页。其绪言引用的权威文献共计十一个，含毛泽东六个，马克思、恩格斯二个，列宁三个，都是革命导师的经典表述。本书后来曾多次再版，但内容并无改变，说明其成果是公认的。

[7] 同时，本书也显示着对传统的一种继承。周作人于1917年为北大学生授课所用的讲义《欧洲文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次年出版；《欧洲文学发展史》（1908/1923），后者虽然用了一章的篇幅讲17世纪，但篇幅很小，内容也只涉及法国古典主义（围绕“三一律”讨论了高乃依的《熙德》），重点是莫里哀（莫里哀作品中的人物分析）。它们的基本走向的背景、作家、作品。其他著作也都大同小异，同属“介绍”性质，旨在借以“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8] 朱光潜：《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2（1）。

[9] 本书是商务印书馆1962—1965年版《英美文学活页文选》的扩充，共收入作家52人。

[10] 冯至、田望德、张玉书、孙凤城、李淑、杜文堂编著：《德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本书是50年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唯一一部外国文学史专著。全书共五篇，其中第二篇“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文学”的主要内容为16世纪和17世纪的德国文学。

[11] 杨正和：《法国古典主义对德国的影响》，《江西大学学报》1982（2）。

[12] 韩加明：《外国文学编撰史与时代变迁》，《外国文学评论》2011（2）。

[13] 旧版即上文提到的杨周翰、吴达远、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新版即李赋宁任总主编，刘意青、罗经国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下引“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见新版“编者说明”，第2页。

[14] 王守仁：《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评论》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