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说思想

如果说是彼得大帝开启了俄罗斯欧洲主义的大门，从而使俄罗斯开始走向启蒙时代的话，那么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ⅡВеликая，1729—1796）则将俄罗斯的“启蒙时代”推向高潮，正是在她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俄罗斯才开始建立起大学、图书馆、剧院、博物馆等一大批社会教育和文化设施。

从思想上看，启蒙运动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都有各自代表性的哲学流派或学说思想，从而构建起所谓的“启蒙哲学”（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而俄罗斯的启蒙哲学则是由欧洲主义催生而成的，确切地说是在沃尔夫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带有明显的唯理主义色彩。该唯理主义以人类中心论思想为核心，将人、人性、人的需求、人的幸福等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该阶段俄罗斯“启蒙哲学”的审视，无不具有重要的人文主义价值。

上文已经提到，18世纪的俄罗斯在沃尔夫主义的影响下，生成出如自然哲学、人类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等流派。这些流派在关于自然界、人、社会、道德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从而建构起俄罗斯启蒙时代所特有的人文主义思想图景。下面，我们仅对与语言学有密切关联的几个流派的人文主义学说加以评介。

2.1　自然哲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俄罗斯启蒙时代自然哲学中的学说，比较集中体现在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学生、俄罗斯第一位院士罗蒙诺索夫的相关著述中。尽管罗蒙诺索夫本人并没有直接研究过哲学问题，但他的许多著述却充满着哲学原理，尤其是他从人的理性视角提出的自然哲学的有关思想，对语言学研究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是关于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等同的思想。作为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俄罗斯学者，罗蒙诺索夫首先表现出对文艺复兴后的“新欧洲哲学”（нов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的强烈兴趣。所谓新欧洲哲学，即指“唯理论”（рационализм）和“经验论”（эмпиризм）。他认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唯理公理或基本原理，而这些公理和原理又源自哲学，因此，理性法则与自然法则是不矛盾的。例如，他说：“自然界中所拥有的一切在数学上都是精确的、确定的。尽管我们有时会怀疑它的精确性，但我们的无知却丝毫不会降低它的精确性：即使全世界都怀疑‘二乘以二等于四’，但‘二乘以二’在所有怀疑者那里得到的都是四”。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界非常简单，凡与之相矛盾者都将被推翻”。（Ломоносов 1986a：34-35）罗蒙诺索夫试图从自然科学的一些原理中得出自然界的所有规律，用以解释事物的多样性。例如，他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唯理主义原理出发，在《数理化学成分》（Элементы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химии）一文中区分出三个逻辑学公理：公理1. 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有和没有（矛盾性）；公理2. 没有充足理据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充足理据性）；公理3. 同一事物相等同（等同性）。（Ломоносов 1986b：28）后来，他又在另一篇文章《论物体的不易感觉粒子和个别质的成因实验》（Опыт теории о не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х частиц и вообще о причинах частных качеств）中，对上述公理进行了补充：公理1. 没有充足理据万不能宁信其有；公理2. 物体中有以及发生的一切都受到物体本质和属性的制约；公理3. 相同的效应成于相同的成因；公理4. 物体中的任何运动如果不受到另一个物体的作用都不可能自然发生。（Ломоносов 1986c：39）罗蒙诺索夫正是依据这些由理性认作真理的公理对自然进行科学论证的，并认为在所有这些公理中，“充足理据性”最为重要，而自然科学中的理据又与人的理性相等同，从而成为把哲学研究中的理性法则广泛应用于自然学科研究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历史上把人的理性与自然界的规律性（理据性）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人，这在认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关于因果关系的思想。罗蒙诺索夫从自然界的统一性、简单性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并依据机械论原则，对唯理主义哲学中的因果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因果关系视作自然界的普遍特性之一，认为自然界中一切存在必有其存在理由的观点（即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提出了要动态地认识自然的重要问题，因为因果可以导致事物的变化。对此，他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运用因果关系，还在辩论术研究中强调“最终”（或“目的”）的成因。例如，他写道：“物体的属性是活力，由此产生物体的作用力。物体的属性就在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Ломоносов 1986c：38-39）。在罗蒙诺索夫看来，正是自然界具有的这种因果关系，才能得出另一条原理——运动原理。他认为，运动有3种形式：不易感觉粒子不断地改变位置；或停留在原地旋转；或在不易感觉空间中不停地向不易感觉的时间方向前后晃动。第一种叫“前行运动”，第二种叫“旋转运动”，第三种叫“晃动运动”。（Ломоносов 2010：269）该3种运动的公设充分证明，罗蒙诺索夫的科学观具有思辨的性质，即属于哲学唯理主义。这一性质决定着他对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的研究也同样具有理性主义的色彩。

三是关于物质属性的学说。从“充足理据”逻辑定律到由因果关系生成的“运动原理”，罗蒙诺索夫一步步地走向对“物质”这一自然界基本问题的科学认识。他认为，物质的学说可以揭示自然界的实体方面，犹如运动的学说可以揭示自然界的动态方面一样。那么，究竟什么是物质呢？“物质是物体的构成物和物体本质的决定物”（Ломоносов 1986с：37）；“物体中具有两种物质：化合的（即运动和与所有物体生产组合在一起的）物质和流动的（像河流一样，穿越时间）物质”（Ломоносов 2010：268）。在罗蒙诺索夫看来，物质最基本的属性是离散性，用他的话说，就是“物质在长度上具有不可渗入性，可分解为不易感觉的粒子”，而不易感觉的粒子又可分解为“微粒子”。（Ломоносов 1986а：31-32）

从罗蒙诺索夫的以上自然哲学思想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样的图景：自然界的规律与人的理性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只要有“充足的理据”，就可以科学地认识世界；世界存在于因果关系之中，世界的动态性或运动原理源自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而作用力又可改变物体的性质；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而物质具有离散性，可分解为粒子，粒子又可分解为微粒子……如此等等。仅此三个方面，难道仅仅只能看作是对自然科学的科学概括，而不是对语言学的基本特性和规律的高度凝练吗？！理性、动态性和结构性（或系统性），无疑也是俄罗斯语言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也是凝聚人文主义精神的三个重要方面。仅从这点上讲，罗蒙诺索夫就不愧为俄罗斯科学研究的第一人，也不愧为整合自然科学观念与哲学观念的典范。他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俄罗斯200多年来语言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2.2　关于“人学”的思想

启蒙时代俄罗斯的人文主义学说思想，最为夺目的当属欧洲主义语境下的有关“人的学说”（учение о человеке）。上文已经提到，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是有关人、人性、人的幸福等学说和思潮，它们构成了现代“人学”（человековедение）的基本框架。而启蒙时代的俄罗斯“人学”[1]，则主要是在“认识论”和“存在主义伦理学”两个方向上发展的。

2.2.1　在“认识论”方向上的思想

该方向上的代表人物是莫斯科大学教授阿尼奇科夫（Д.С. Аничков，1733—1788），他提出的有关人的灵魂与肉体关系的学说[2]，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其主要思想和观点有：

一是提出认识事物的全部力量和能力都起源于灵魂、也都取决于灵魂的思想。他认为，人的灵魂就等同于人的认知活动，因此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就可以进行认识论的阐释。（Аничков 2010а：85）当然，他的这种阐释依然是建立在沃尔夫主义基础上的，即把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视作一种有内在联系的“因果关系”。阿尼奇科夫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具有自主性，但这种自主又是与肉体联系在一起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认知。他是这样来解释保持灵魂自主性前提下的灵魂与肉体的联系的：“人的灵魂和肉体在判断自己的行为过程中不相互依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精神活动和身体活动概念之间的联系，就如同生产成因和成因的产品之间的联系一样”。（Аничков 2010b：181-182）在这里，不难看出他的这一思想与罗蒙诺索夫提出的“因果关系”说几乎完全一致。

二是把灵魂和肉体的认知活动区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世界的关系。对此，阿尼奇科夫似乎更加强调认知活动中“外在世界”的影响作用，因为他认为成因在“外在行动”中更容易区别，而“精神行动”（душевные действия）则很少具有认知的特性，如“愤怒”的成因就很难知晓，也很难严格确定究竟是“情爱”还是“喜爱”更使人着迷。（Аничков 1952：115）因此，他认为在解释历史事件时就不能够简单地确定其主要成因。

三是提出灵魂的决定因素是“反射”的思想。尽管阿尼奇科夫认为人的“内在世界”（即精神生活）难以确定，但有一点却使其坚信不疑，那就是人的认知活动总是由人所固有的“激情”（страсть）所决定的。但在阿尼奇科夫看来，嫉妒、恐惧、奢望、虚荣心、贪欲等“激情”还无法涵盖人的灵魂的全部内涵，因此他提出，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体现形式和决定因素是“反射”（рефлексия），即不仅是有面对自己的能力，而且还有认识外在世界和愿望域的能力。用他的话说，灵魂不是别的，而是一种“起点”（начало）——是人用来思维、认识真理和向善的起点；灵魂就是指“人本身”（самое существо）。（Аничков 2010а：89）阿尼奇科夫用“反射”的概念来解释灵魂，显然是把灵魂视作一种“意义空间”，这样一来，灵魂就不仅能够理解外在的实体，还能够理解“非实体的即精神的人”，尤其是认识自我。他说：“人的灵魂是没有肉体的或非实体的人，它与肉体的本质完全不同……灵魂是由内在行动所赋予的存在，这种存在是简单的，不能再进行切分的，因为它只有人自身的信息”。（Аничков 2010а：90）但他同时又认为，人的“反射”能力又与“自由意志”“理智”等灵魂的其他构成部分不可分。自由意志是人与生俱来的，追求最大化或无限化是自由意志的基本特征。理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自由意志的限度和界限”，阿尼奇科夫把这个过程称作“抽象意念”（отвлеченное помышление）。“抽象意念是一种精神力量，它生成着无实体物的概念，对所理解实体的性质进行详细的组合和区分，寻找着这些性质的成因……”。（Аничков 2010а：92）

四是提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是“不断的耦合”的思想。阿尼奇科夫认为，灵魂与肉体虽彼此独立，但却互为必需，两者的联合是认知的需要，因为认知只有在肉体器官的参与下才能实现；同样，肉体动作也只有借助于“灵魂的力量”才能进行。他说：“我们的灵魂赋予我们的肉体以力量，不是通过实体的表露、而是通过与肉体的联合方式实现的。因为当灵魂与肉体耦合在一起时，尽管其自身也能够履行自己的行动，但耦合后却不能履行没有肉体的行动；肉体从灵魂中获取力量，为的是成为精神行动的工具。这样，灵魂就用肉眼看，用耳朵听，用舌头说，用大脑、知觉和心灵来帮助理解和记忆。或反过来说，眼睛看，耳朵听，大脑理解，不是按照自然的叠加或自身的力量来进行的，而是靠与揉合在一起的灵魂的力量来实现的”。（Аничков 1952：140-141）以上可见，阿尼奇科夫眼中的灵魂与肉体是不可分的偶合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形成一体。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缺乏肉体的灵魂就不会有实体的概念，而缺乏灵魂的肉体也就不会有感觉，灵魂与肉体最牢固的联合和不断的耦合就在于此”。（Аничков 1952：142）需要说明的是，阿尼奇科夫提出的上述观点，并不表明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强制”的关系，因为在他看来，灵魂在特性上不可能等同于肉体，而肉体也不能直接作用于灵魂。为此，阿尼奇科夫提出3种方案来审视灵魂与肉体相互的关系，即笛卡尔方案、莱布尼茨方案和亚里士多德方案。他不赞成采用莱布尼茨的“先定融合系统”（система пред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го согласия）方案和笛卡尔的“唯理主义阐释”（р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истолкования）的方案，而倾向于采用亚里士多德的“肉体嵌入系统”（система физического втечения）方案，因为他认为前两种方案把自由意志排除在外，也贬低了感觉认知的意义，而亚里士多德的方案则具有明显优势，原因是：（1）用人的肉体的形式来命名灵魂；（2）不排除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外在作用不仅仅是由构建身体器官的力量或上帝直接存在的力量生成的，而是由一个人的灵魂的力量生成的；（3）对灵魂生成机制的解释浅显易懂。（Аничков 2010b：183）

如上所说，阿尼奇科夫的“人学”观一方面对“认知是怎样发生的”问题做出了解释，认为其源泉是感觉体验和理智；另一方面论证了灵魂对肉体的独立性。当灵魂与肉体融合在一起时，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应该说，他提出的“人学”观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即带有哲学人类学的性质，这与先前宗教性质的相关学说有很大区别。因此，它代表着18世纪俄罗斯“新时代哲学”的基本方向，是俄罗斯人文主义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遗产。

2.2.2　在“存在主义伦理学”方向上的思想

该方向上的代表人物为俄罗斯启蒙时代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拉季谢夫（А.Н. Радищев，1749—1802）。[3]他的“人学”观视域与阿尼奇科夫研究的“灵魂与肉体”有所不同，主要集中在对“人”以及“生与死”的哲学阐释方面，因此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存在主义伦理学性质。他的主要“人学”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于1792年写成的《论人、人的死亡和永生》（О человеке，о его смертности и бессмертии）巨篇哲学论文中。这是反映18世纪俄罗斯欧洲主义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经典哲学文章，其主要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是智力的生物”的思想。在拉季谢夫的哲学思维中，人首先是拥有智力的生物。他认为，人的智力可分为经验和理智两种，智力使人具有认知力，知觉、记忆、认识、思想、判断等都属于认知力。例如，我们会通过记忆想起知觉的更替，有关体验知觉的信息就叫认识。再如，由事物间各种关系生成的我们的概念的更替，就叫做思想。知觉与理智有别，就如认识与思想有别一样。此外，拉季谢夫还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人的经验都具有双重性。认知双重性是：（1）靠认知力来认识事物产生的变化；（2）认识事物与认知力之间和事物规律之间的联系。前者成为经验，后者成为判断。而经验也常常是双重性的：（1）知觉经验，即用感觉来认识事物；（2）理性经验，即理性地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有关我们理智变化的信息就是理性经验。（Радищев 1949：299）。其次，人是在行动上自由的生物，人的意向和爱好都要服从于理性；人的自由行为，总是与妻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从恋家的生活而走向社会的生活时，要迫使自己遵法和听命于当局，因为这样能够获得奖赏或惩罚。（Радищев 1949：305）

二是“精神与世界一体”的思想。谈到人，必然会涉及世界与人的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拉季谢夫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中，世界是统一的和一体的，因此人就与其他生物一起构成一体。用他的话说，物质（世界）或实体是与人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看不出一个构成部分与另一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而看到的总是它们的总和”。（Радищев 1949：314-315）他认为，人所接触到的囊括所有存在物（精神和物质）的概念，都是“存在”（бытие）。所有物体都是由最基本的成分或自然元素（土、水、空气和火）构成的。我们不知道这些成分的自然状态，我们所看见的总是它们相互偶合在一起。（Радищев 1949：330）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正是这些复杂构成物的统一，才为我们提供了“思维力”，而一切复合体又都可以在思维力中找到自己的“起点”。（Радищев 1949：355）总之，在拉季谢夫看来，物质与精神不可分，人的思维力和生命特性不仅是由物质造成的，物质的特性也同样是人的思维力本质造成的，事物的特性即思维力特性，思维力也就是物质的特性。（Радищев 1949：330）

三是关于“死而复原”的思想。拉季谢夫的哲学文章，更多地对死亡的概念进行了思考。关于死亡是否预示着“彻底毁灭”（полное уничтожение）还是“破灭”（разрушение），他更加倾向于后者，即死而可以复原。他说，“什么是死呢？死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状态的自然更替。这种更替不仅与人有关，所有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也是如此。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都会死亡。死亡的征兆是破灭”。什么是“破灭”呢？在拉季谢夫看来，破灭不是消失，也不是不存在，而是有生命的东西进入到“诞生前的状态”。（Радищев 1949：345）不难看出，拉季谢夫眼中的生与死，具有“相似性”。他相信，可以从一个人开始生命的状态中得出其死亡的状态，因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生前和死后状态是完全相同的。但生前和死后存在又有其特性。他认为，假如我们承认诞生前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得承认这不是真正的生命，而只是“半毁灭状态”的存在。而无论是“诞生前的存在”，还是死后或希冀永生的状态，都属于“可能存在域”。按照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提出的唯理主义哲学理论，“可能存在”中并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包含矛盾。可能性范畴意味着逻辑上的不矛盾性，因此死亡和永生就应该视作没有矛盾的概念。就此，拉季谢夫得出结论认为，人在被孕育之前就已经存在，或者确切地说存在着孕育未来人的精液，但并没有生命……这只是“半毁灭状态”。（Радищев 1949：273-313）拉季谢夫在区分生命和“半毁灭状态”时，指出了两种存在形式：主动的和被动的或积极的和消极的存在。生命具有动态特征，因此是主动地或积极的；而生前死后只属于可能存在，因此是被动的或消极的。（Радищев 1949：283）

讲到生命，就不可能绕开灵魂和肉体问题。拉季谢夫认为，生命之所以具有动态特征，是因为它可以在“力范畴”（категория силы）内加以解释。他说，任何力量，无论是人身上的，还是世界上的，都要靠器官来起作用，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理解力，而肉体就是我们“灵魂的器官”。（Радищев 1949：278-279）他认为，灵魂的生命特性就是知觉和思考。神经是人的知觉器官，大脑是人的思考工具。（Радищев 1949：279）由此，他把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视作“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也同样体现在思维取决于“肉体成因”（физические причины）方面。该肉体成因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时间上起作用，这在一些人身上是比较显现的；另一种是隐形的，即社会的，只对整个民族和社会起作用。（Радищев 1949：303）

那么，拉季谢夫又是怎样对灵魂的概念做出界说的呢？他认为，所谓灵魂，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意识到的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与其他本质不一样的东西”。“自我等同性”（тождественность самой себе）是灵魂的界定指标和特征。灵魂就是力，力就是本身。在拉季谢夫看来，所谓灵魂是力，首先指的是“智力”，因为智力具有创造概念的强大能力……灵魂是真正的君主。（Радищев 1949：367）但作为“力”的灵魂并不属于器官或工具，因为“死后的存在”有三种可能性：（1）灵魂转附到另一个肉体上；（2）灵魂转到低级生物上；（3）灵魂转到更高级的状态中。拉季谢夫显然倾向于第三种转换，因为他认为人“死后的状态理应得到善报”。（Радищев 1949：384）此外，他还认为灵魂有“存在形式”，即可用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我”来表示。而生前死后的“我”是不等同的，因为没有器官的灵魂不会是原来的那个灵魂。因此，如今的“我”、真正的“我”和与别人不同的“我”等，这些都不是原本的“我”。（Радищев 1949：279）

总之，拉季谢夫眼中的“生与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从日常意识和经验的角度看是非常自然的，这不仅因为他把生命理解为死的成因，还因为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渐进的，生与死作为两个极点（存在与非存在），中间会有许多不易觉察的转换或变化。用他的话说，“生与死”即“存在与非存在”之间有中介”。他正是基本这样的判断，才得出“灵魂永生”的公设：“整个自然界都证明着人是永生的”。（Радищев 1949：360）

如上所说可以看出，启蒙时代的俄罗斯人文主义学说在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启蒙时代作为俄罗斯由欧洲主义最终走向具有民族特色的斯拉夫主义的过渡阶段，其学说思想无不起着由欧化向民族化（或本土化）转变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1] 俄罗斯启蒙时代尚未出现“人学”（человековедение）这一术语，该术语是当代的产物。但第一位在语言研究中关注人的问题的，当属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1894/95—1969），他在1946年发表了《19世纪中叶前俄语中личность一词史考》（Из истории слова личность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до середины ⅩⅨ в.）一文。

[2] 此处的“灵魂”（душа）并非宗教的概念，而是泛指“精神”。由于它常与“肉体”（тело）连用，故约定俗成为“灵魂”。

[3] 作为俄罗斯18世纪末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的拉季谢夫，其最有名的著作是1790年在自己的印刷厂出版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кву），他因该书而被当局判以死刑，后改判流放至西伯利亚。他在那里写就了本文所要评价的经典之作《论人、人的死亡和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