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欧洲主义的学说思想
“欧洲主义”也称“西欧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其概念是建立在承认欧洲文明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基础之上的。从渊源上看，欧洲主义最先源自基督教新教按照纯世俗标准提出的“统一的欧洲”的思想，其首要原则是承认西欧文明发展形式的多样化。
俄罗斯的欧洲主义思潮起端于17世纪末，当时西方的科学和艺术经由波兰、基辅向莫斯科公国渗透。与此同时，俄罗斯当时的王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即后来的彼得大帝）也于1696年被派往欧洲多个国家旅行考察。他亲自接触了西欧先进的科学和工艺，为其执政后施行极具欧洲主义色彩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整个18世纪的俄罗斯，占主流的哲学思潮即为“欧洲主义”，但俄罗斯的欧洲主义又与西方的欧洲主义思潮在性质上又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启蒙主义的倾向”，即用先进的西方科学或文明来变革落后的俄罗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彼得大帝才欣然接受了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Г.В. Лейбниц，1646—1716）的建议，于1724年成立了彼得堡科学院。
在18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和思想界，最为盛行的可谓“沃尔夫主义”（вольфианство），即由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Христиан Вольф，1679—1754）提出的唯理主义哲学思想。[1]俄罗斯第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自然科学家、现代俄语标准语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М.В. Ломоносов，1711—1765）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学说思想甚至高于亚里士多德（Аристотель，前384—前322）。归纳起来，沃尔夫的唯理主义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所谓的“一切存在之物必有其存在之理由”定律。该定律的重要意义曾由沃尔夫的老师莱布尼茨所证实：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必定有其充足的理由；而存在之物同时又成为另一事物存在的缘由。这时，该存在之物可称为“本质”（wessen）。事物的本质就在于：它用一定的方式使事物获得自己的基本特性，即必要性、永恒性和不变性。如果事物的本质发生某种变化，那就不再是原来的事物，因为“事物除了自身的本质以外，不可能获得保留原事物的另一种本质”。（Вольф 2001：242-244）简言之，在沃尔夫看来，存在是事物的本质，而某事物的本质又是不容改变的，即具有单义性。
其二，对“身外之物”（вещи вне нас）和“身内之物”（вещи в нас）的思想做了严格区分。他认为，当人们看见某“身外之物”（如楼房）时，一方面可以将该事物与人自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能搞清楚这些事物作为意识（即思想）在我们身内的存在，但意识又并不等同于思维。由此，沃尔夫提出，笛卡尔主义的追随者们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意识看做是能够构成灵魂全部本质的东西，仿佛只要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就不可能在灵魂中出现一样。在沃尔夫看来，更为正确的观点应该是：灵魂的本质决定着思维，意识在为思维提供物质的同时，也要靠思想来获得我们的“身外之物”——现实世界。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意识是靠外部的事物来调节的，意识对外部事物而言具有派生性，也就是说，意识离开外部事物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Вольф 2001：260）
其三，沃尔夫在确定了“身外之物”这一绝对现实的事实后，又遵循“实验至上”原则仔细研究了“身外之物”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该原则规定，对现实世界（自然界）的认识必须要建立在确凿无疑的实验基础之上，否则都将是不可取的。而实验表明，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构成物，它们不仅同时存在，且有的先于别的事物而存在，而有的则后于别的事物而存在，从而构成了互为依存的关系。由此，自然界“不会发生突变”，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匀称的，始终保持着相同的力量”。那么，自然界的这种“和谐”究竟来自何方呢？对此，莱布尼茨也曾试图做出解答。沃尔夫认为，这种“和谐”或是自然界自身作用的结果，或是源自于外部，但自然界是不具有独立本质的，这是因为：如果说每一个单独的事物都可以在另一个事物中找到自身理据的话，那么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就都处在相互依存之中。因此，自然界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充足理由。为此，必须还要有另外一种确保自然界能够永存的“本质”，这一独立的本质应该是“空前”和“绝后”的，既史无前例，又无后来者；它既有别于现实的世界，又与我们的灵魂（精神）不同。而具有这一“独立本质”的，只能是上帝。（Вольф 2001：270-280）
以上便是沃尔夫主义的主要内容。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那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选择的是沃尔夫的唯理主义，而不是像法国等西欧其他国家那样推崇的是笛卡尔（Р. Декарт，1596—1650）的理性主义呢？应该说，弄清楚这一问题，对我们深入揭示俄罗斯人文主义的本质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这与东正教在接受西方哲学时的语境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笛卡尔主义”（картезианство）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原则，强调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精神实体的存在，并论证了以广延为其属性的独立物质实体的存在。他认为，上述两种实体（精神和物质）都是有限实体。此外，他还企图证明无限实体的存在，即上帝的存在，并把上帝的思想主观化，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他提出，信仰的源泉并不是神的启示，而是只有思维能力才能证实的人存在的事实本身。“只因为我存在，才可能有‘完人’（совершенное существо）或上帝的思想，进而才能完全明白上帝也存在”。（Фишер Куно 1994：335）由此可见，在笛卡尔的眼里，上帝是受限于思维主体的，这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并无二致；而作为形而上学哲学观的沃尔夫主义，强调的是“身外之物”与“身内之物”之间的关联和依存关系，强调人与上帝之间以及事物存在之“本质”与上帝存在之“本质”之间的化合，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东正教所奉行的精神传统相吻合。因为在东正教传统中，人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存在物，而是本来就存在于神之中的。这就是沃尔夫主义之所以能在18世纪的俄罗斯盛行的根本缘由所在。当然，沃尔夫主义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大行其道，还与作为沃尔夫弟子的罗蒙诺索夫院士的学术活动有关[2]，他于1746年翻译出版了《沃尔夫实验物理学》（Вольфианская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ая физика）一书。此后，俄罗斯又相继翻译出版了沃尔夫的《逻辑学》（Логика）（1765）、两卷本的《形而上学基础原理简编》（Сокрощение первых оснований метафизики）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被用作大学和神学院的教科书，成为在俄罗斯影响最广的西方哲学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在沃尔夫主义这块沃土上，先后生成出颇具俄罗斯特色的若干哲学流派，如自然哲学、人类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等。
上文已经谈到，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欧洲主义无不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倾向。在这一方面，不能不提到俄罗斯思想家塔季谢夫（В.Н. Татищев，1686—1750）为推行欧洲主义所立下的功绩。他不仅是彼得大帝推行改革的“心腹”（ближайший сподвижник）和“教导队”（учебная дружина）成员，也是俄罗斯最早接受并引介沃尔夫主义的哲学家。他的主要学说思想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科学及科学知识的认识。塔季谢夫认为，科学的主要使命就是“使人认识自己”，或懂得“人是由什么构成的”。（Татищев 1979:51-53）为此，他提出科学知识在“质”上具有5种不同的层级，即：（1）“所需的知识”（нужные），如语言学、家政学、医学、劝谕学、法学、逻辑学、神学；（2）“有益的知识”（полезные），如语法学、辩论术、数学、地理学、历史学、博物学或物理学；（3）“雅致的知识”（щегольские），如诗学、音乐、舞蹈、骑马术、绘画；（4）“令人好奇的或虚幻的知识”（любопытные или тщетные），如占星术、面相术、手相术、炼金术；（5）“有害的知识”（вредительные），如各种法术、巫术、占卜等迷信活动。（Татищев 1979:89-94）如上可见，塔季谢夫对科学知识的分类具有鲜明的人类中心论性质。在他看来，越是与人、人的状态、人的发展接近的科学，就是越有益于人的智力启蒙的科学，其层级和排列也就越靠前。尤其是他把语言学排在第一层级的首要位置，足以说明该门科学在当时的俄罗斯所占据的地位，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自18世纪起，也就是俄罗斯结束中世纪之后，语言学就已经成为俄罗斯学界研究“人学”中最重要的科学之一。
二是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认识。在对灵魂的阐释问题上，塔季谢夫更倾向于将人归为肉体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Томас Гоббс，1588—1679）的观点，认为灵魂只是一种空洞的称谓，因为“灵魂没有像感觉肉体那样具有自身的工具或力量，灵魂和肉体总是相互作用。灵魂有智慧和意志，而人最易受到智慧和意志的控制。人的一切幸福都取决于良好的智慧和意志，而一切不幸又生成于缺乏智慧和意志”。（Татищев 1979:53）可以看出，塔季谢夫的上述观点与古希腊哲学流派中的毕达哥拉斯派（пифагорики）、柏拉图派（платоники）、斯多葛派（стоики）的观点有所不同，后者通常认为灵魂和肉体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塔季谢夫的观点是与当时俄罗斯的沃尔夫主义思潮完全一致的，即将人的“本质”与上帝的“本质”视为一体，而塔季谢夫则由此将人的灵魂归入肉体，从而充分显现出人的体验高于一切的思想。
三是对智慧与意志的认识。塔季谢夫认为，人的智慧是借助于4种力量起作用的，这就是想象力、记忆力、猜想力和判断力。智慧与意志处在并列的位置，人的幸福与不幸都取决于人的意志，因此，必须要让人的智慧控制住意志，就像骑马时要驾驭马一样。但是，人仅仅靠智慧还不足以读懂“世界之书”（книги мира），因为智慧本身仅仅只拥有“意义”（смысл），即连动物也能领悟的一般性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就连最愚蠢的人在本性上也被赋有智慧。（Татищев 1979:55-58）显然，塔季谢夫对人的智慧与意志关系的界说，是建立在上文“第一点”中所论述的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应该说，塔季谢夫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认识都是崭新的，不仅代表着当时俄罗斯“欧洲主义”流派的主要哲学思想，同时也开启了俄罗斯启蒙运动的序幕。
[1]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被学界公认为欧洲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系统化和普及化，因此也称“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这一哲学理论在康德之前的德国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1725年，沃尔夫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其学说思想在俄罗斯影响深远。
[2] 作为俄罗斯最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曾于1735年留学德国，并师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因此学界通常把他称作沃尔夫的学生，其许多学说思想也与“沃尔夫主义”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