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中国”城市形象的现代性意义
第一节
“新中国”城市形象的国家意义
一、工业化与“新中国”
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中共对于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与口岸城市的自身逻辑，不仅并不相悖，反而有了某种内在的契合。只不过，这种契合被限定在了某一层面，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方面，而非全部。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认为，毛泽东本人的领导并非一无是处，相反，他在推动国家工业化方面是贡献巨大的：
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有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拒绝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但是实际的历史记录却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
另据莫里斯·梅斯纳在书中列举的数字：1952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为30%，到1975年，现代工业产值所占国家经济总量的比例变成了72%，而同期，农业产值仅占国家经济总量的28%。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全国工业产值增长了38倍，重工业总产值则增长了90倍。梅斯纳的计算结果是：“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来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此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1]梅斯纳甚至认为，至1970年代，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而在195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产值尚不及比利时这个欧洲小国。当然，上述数字并不能代表1950—197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但仅就工业化这一角度来说，中国仍然沿循了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的路线。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几乎可以和1920—193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发展速度相比。有史家称，1920—1936年为中国工业化增长较快的时期，工矿业产值从1920年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4.6%，上升到35%，而近代大工业已占工业总值的58%，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已较过去提高了20%。[2]两个时期在发展的速度上有相近之处，只不过1920—1930年代的迅速发展完全建立于口岸城市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样式之上，而1950—1970年代则是国家工业化的结果。
中国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像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完全构成了现代化的阻力。有学者认为，即使“从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绝对专制主义的兴起是近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阶段，绝对专制国家与以往各种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权力的集中性和国家性”，而且“国家建设的第二阶段是从绝对专制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转型”。[3]在某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采用具有极强“公共性”的社会主义制度，更是一个常见的情形。保罗·萨缪尔森就提出，自由和增长往往不可兼得。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市场经济的增长速度——那些寄希望于高增长的国家可能不得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4]情形也如韩毓海所说：“恰恰是根据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的人民中国不但在现代化的生产力方面，而且在整个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动员方面，也是充分‘现代的’。”[5]在国家“公共化”因素加入之前，中国现代化理想的设计从来没有像当代那样强烈，也从来没有像中国当代那样具有整体的国家性。因此，一旦整个中国都驶入了强劲现代化的轨道，其猛烈程度就远远超过了整个现代时期，成为完全的国家行为，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性国家的现代性行为，1950年代的“大跃进”不过是将其推向高潮而已。
田汉的十三场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可视为对于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典型的想象性作品，其概念性的表达方式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说其是典型的国家现代化想象，是由于十三陵水库处于北京郊区，其工程建设关乎社会主义首都的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因此，其国家意义异常突出。而且作者田汉设想此时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这种关于现代化的设计完全是社会主义模式的。该剧设想，在20年后，中共已召开十八大，中国也有了十亿人口；人们发明了计算器、小半导体收音机；台湾已经被解放，十三陵水库的水电站技术还被用于了日月潭水利工程。从城市空间上说，北京城区和昌平县已经连接到了一起，北京市委还在山里建造了一个原子发电站。虽然大家仍然坚持义务劳动，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设备，而是为了锻炼身体；从人类空间上说，建设水库的时候，就有人问起月宫里有无嫦娥，一位部队的负责人郭团长说：“这个问题顶多五年就解决了。二十年后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星际生活，十三陵的高山上就可能有旅客火箭发射台，嫦娥倘使还活着，准会坐咱们的火箭回到北京来看看咱们的。”在星际生活时代，不仅第一批旅客已经登上了月球，而且据说毛主席也想去看看。在太空中，火箭站的年轻人有效地指挥着交通，星际航空学院不断地培养着新的太空人才。由于技术的进步，小朋友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柳条筐、窝窝头和小火车了。甚至由于医学的发达，医学界已经攻克了癌症：“采用了原子射线疗法，同时大胆使用中药”，“与苏联医学界的努力相配合，我们三千博士的集体研究找到了癌症的病原，特效药也试验成功了，癌症已不是什么致命病了”。同时，人类生态环境有了大的改善，不仅臭虫、麻雀、耗子、苍蝇已经绝迹，而且人的寿命也大大延长。国务院甚至还发布了新的职工退休条例：80岁只能算中年，110岁才能退休！
在该剧的第十三场，有一段较长文字的场景说明，更是集中描绘了中国国家现代化设计的蓝图：
随着轰然的响声吐出一阵烟云，蟒山上发射的星际火箭凌空直上。烟云散了之后慢慢吐出。二十多年后的十三陵水库，她己具备另一副新的面貌。
青年男女穿着更合理、更美观又富于民族风格的服装。二十年前有些领导同志说：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许中国人都穿着戏台上美丽的古装，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种倾向，但又主要照顾着实用和合理，并非古典服装的无原则的硬搬。质料除一般棉毛之外更多采用丝绸，因此时人造丝已十分发达，而江南江北蚕桑串产，绸缎绫罗普及到广大人民中。——他们穿着此种服装在湖中游赏，有的坐着“原子艇”驶走如飞，有的却欢喜用一种轻俏的彩桨划着独木舟似的很原始的游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后者更对人们身体有益。男女间表示情感的方式更自由大胆了，但也仍保持东方人原有含蓄的高尚的风格。他们的发式跟今天差不太多，有近似古装的，也有完全新的发式，但一般结合着雄健英迈的民族风格、朴素坚忍的风尚，绝没有那种“阿飞”的式样。游人中也有许多老年人，好一些是领着他的儿、孙、曾孙、甚至玄孙一家子来玩的，看样子他们之间非常自然、温暖、相敬相爱。过去巴金同志的《家》里所描写的阴暗的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绝不象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冷淡自私的家庭生活方式。小孩子们由于是在比现在远为富裕美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又受到周到严格的照顾和教训，一个个加倍地健康、活泼。衣着清洁美丽，虽然他们父母的职业待遇也略有不同，但没有太大的悬殊。他们的语言活泼天真中也富有智性，却又不那样“老三老四”的。
山上、涧中和湖边的林荫路上，处处是歌声。湖山胜处有几处音乐堂，也有广播音乐，由于那时的技术条件远为进步，显得幽雅雄壮而不嘈杂可厌。这里是游览区，天空不许有太多的飞机来往，但也远远可见大红门一带林子里停了无数1978、1979的“北京”牌新型汽车，也还有一个家庭用直升飞机的机场。湖边半山上建有昌平区农业大学，文学研究所，国立的艺术大学，戏剧大学分院也在这里，因此堤边树下，处处有人在写生和练小提琴等等，那些弦乐器看上去已经大大有所改进了。农民业余艺术研究所的学生也在这里活动，湖边林荫道口，标有汉语拼音字为主的指路牌，看来拼音文字此时仍和汉字并用。由于蟒山上有一个旅客火箭发射台，也有一个巨大的附设建筑，包含星际航空站和一个星际航空学院，也有为旅客设的一个美丽的星际旅馆。
张静——那位二十年前为修水库出过很多力，并立志要做水库的服务员和向导员的勇敢的女子，她的志愿达到了。二十年来她一直在水库工作，她已经是过四十的“半老佳人”了，由于生活和医药条件好，“老”的标准已经和今天的理解远不一样，四、五十岁，只能算青年。中国女人从来不容易老，又加现在不比修水库时要在严寒、酷暑、泥沙风雪里做激烈劳动，又加衣著入时，看上去她比从前还要漂亮多了。她此时领着一群活泼的小朋友走到堤坝上白玉栏杆边跟他们讲故事，小朋友们如饥似渴地听，路上行人也有停下来听的。
同一时期，人们对于中国农村的设计也是充分“工业化”的。它刻意强调了中国农村在合作化之后的工业图景，将乡村的生态系统置于规范化的工业机械网络意义，而不是人的意义网络之中，也就完全抛弃了传统中国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在上海工人作家哈华笔下，农村是一幅城市“工人新村”的面貌：
搬进高层建筑的楼房里，组织成近代化的农民新村，过着更幸福的日子。或者说，建立电气化的农业居民点，而未来的前景，就是农业城市。
……
宿舍、办公大楼、大礼堂、小商店、招待所、牛奶场、展览馆、花圃，已修建好了，他们在国庆节前即将完成的，是中心医院、六百亩面积的果园、球场、牛奶场的冷藏仓库、自来水管的装置，以及环境全部绿化工作。
……
菜圃、果园和田野，要用米丘林学说，猪猡和奶牛的双重交配法的研究，电动的挤奶器的使用、拖拉机操纵杆的控制、冷藏仓库的管理，主要的不是用力气，而是科学的头脑。[6]
综合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工业化愿望不是淡漠，而是过于强烈。一方面要建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又要实现在全民工业化层面上的以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为目标的平均主义理想，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区别，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包含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7]。这种情形非常容易导致国家在农业社会背景中以“大跃进”“人民公社”“上山下乡”等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动员形式，以及“反现代的社会实践的乌托邦主义：对于官僚制国家的恐惧，对于形式化法律的轻视，对于绝对平等的推重”[8]等对欧美与旧中国城市现代性的批判。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的概念中，口岸城市的自由经济成分、浮华享乐生活与丰富多彩的消费日常性生活内容，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国家工业化的障碍。这种情形，在1980年代通常被看作前现代农民阶层对于现代性的恐惧，但事实上，它包含了特定的“反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容。这样一来，在口岸城市复杂的现代性特性中，只有其符合工业化的一面才被许可，而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与私人性消费性日常生活，则必须被改造成军事的伦理的社会组织与纯粹的“公共性”空间，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公共化”和现代化，这便是1950—1970年代国家工业化逻辑对城市现代性的框定。
二、“新上海”的城市地位与形象
在国家整体的工业化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原有的口岸城市（特别是上海）的经济力量被整体的国家工业化拉平。这是一个关于上海等口岸城市的地位问题。在我们充分认可了中国1950—1970年代国家工业化的水平，以及其所承续的近代中国以口岸城市为依托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之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另一个问题：即原有口岸城市经济（特别是上海）在全国现代化、工业化浪潮中地位的衰落。
纯粹从数字看来，上海在解放后“一五”“二五”中的工业增长速度是极其惊人的。1952年，上海工业总值已达到了1949年的193.7%，至“一五”时期，已达到368.5%。也就是说，比1949年增长了两倍半还要多。至“一五”后期，这一数字更高达553.5%。仅仅是1958年增加的工业产值，就比1949年全年产值还要多。解放前为“国脉所系”的纺织业，也增长了近两倍，钢产量竟难以置信地增长了1953%。但同时，另一个数字却在下降，即上海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1949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以后逐年下降。至1957年，降至15.8%；至1958年更降至14.3%[9]；至1979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只占到全国工业总值的1/8[10]。还有几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1978年，上海的口岸出口额仅占全国总额的30%，而在30年代，这个数字却是80%；上海的第三产业的萎缩更是明显，“一五”期间，上海第三产业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1960年则下降为19.4%，虽然1961、1962两年曾回升至26%，但此后又是长期萎缩[11]。
张春桥虽然引述了1950年代上海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比例的下降，却从另一角度表明了一种的喜悦之情：
看样子，还要降下去。我同很多同志一样，看到我们生产图表上产值下降的数字，心里总是很难过的。独独看到这个数字，心里不但一点儿也不难过，相反的，感觉到极大的快乐。这个变化着的数字，不恰巧是我们祖国强大起来的标志吗？……大大小小的新的上海在祖国大地上生长起来。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我们祖国的工业总产值不是象现在这样以千亿元计算，而是以万亿元计算的时候，上海的产值虽然也在逐年迅速地上升，却不过只占全国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那时，我们祖国的面貌不是根本改变了吗？[12]
由此可以看出，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化是以国家工业化形式推动的。它虽然承续了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却并不建立于上海等口岸城市经济的基础上。相反，上海城市除工业化一项之外，它自身的外贸转运、金融贸易与服务性行业功能，都由于日渐脱离西方世界而趋于减弱。罗兹·墨菲一直强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上海经济的成长发展，将视它跟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经由海道自由通航的恢复原状而定。上海的贸易和商业功能，对它的成长发展和市场繁荣，甚至比对它的工业更重要；该项功能，不仅取决于它在中国的位置，而且还取决于它在整个商业世界中所处的地理方位。”[13]但同一时期，中国官方在《人民中国》杂志的文章中这样看待上海的经济性质：“新上海是通过商业的物资交流而跟国内其他各地密切联系的。由于面向国内，而不是面向海外，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跟国家合成一体。它为国家的需要竭诚效劳。今天，上海已从中国经济生活中传染病扩散的病源，变成了一个新中国力量的源泉。”[14]上述这篇文章，其总的观点在于强调上海经济的国家性。上海经济首先体现在其与国内的联系而非海外，其中隐含的意义更多，即“旧上海”在本质上根本不能算作中国的国家城市。这一时期，“总体来说，上海价值是以全国利益为目标，由一种工具理性和社会工程而规定。毫无疑问，站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视域中，上海的定位是政府（北京）根据全国总体利益而形成的，是外部因素为前提强加的”[15]。中央的国家工业化的重点一方面是发展内地，另一方面则是强调现代化的上海对于内地的支持。据统计，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在重点城市建设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却没有一个项目分给上海。但在1950—1979年间，上海一般是将地方税收的87%上缴国家[16]，上海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居然超过了上海自身市政预算的13倍。
张春桥欣喜的预言并不虚妄。在上海经济文化比重在国内地位不断降低的同时，成百个“小上海”在成长！1958至1960年，是中国城镇化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而建国时这一数字仅为10.6%。[17]上海经济重要性的减退与国内各中小城市因工业化而崛起的状况恰成比照，它真正说明了张春桥的意思：经由口岸城市而来的工业化进程波及全国，成为了一种普及的国家意义。在这个逻辑上，上海不再一枝独秀，而是成为平均化了的中国城市之一。甚至在1970—1980年代，上海在国内也算不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了。这无疑是近代上海自开埠以来的一个最大悖论，但也是上海口岸城市将工业化谱系推广、扩大至全国的必然。
这恰恰印证了柯文的一个说法，即中国的现代化是“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于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18]，换言之，源于殖民过程的上海城市的现代性，只有普及到全国，才具有国家意义上的合理性。否则，它不过仍是一种殖民形态而已。因此，上海城市现代性价值的推广与上海地位的下降，都是中国国家需要的。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中国，上海的价值已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的国家普及意义，这也是国家工业化的结果。
上述情形，不啻说明了上海城市在新中国国家工业化进程当中的微妙情状：一方面，其原有的工业化逻辑被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进程所继承；而另一方面，其不符合国家工业化的特性，如商业贸易、世界性与娱乐消费等服务性内容，却要予以消除。这使上海的城市形象，在解放之后的新中国面临着极大的尴尬。
在此情形下，口岸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新形象开始在文学中被设计出来。概括起来说就是：对上海形象的设计，其基础是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图景。在这个总体图景之下，上海又从各个方面被规定了形象：首先，是它的左翼历史逻辑，即在城市中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历史斗争的“中国革命史”式的线索。这当然也是旧上海逻辑的一种，但却被这一时期的文学夸大为历史逻辑中的唯一价值，并作为一个统一的“上海历史”的脉络出现。这种脉络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上海”。对此，我们不妨把它称为上海知识的“血统论”与“断裂论”。其次，“新上海”是一个生产的而非消费的城市，它将现代化意义中的关于工业生产的含义无限扩大，从而将除此以外的其他意义无限缩小。
通常，按现代化理论的理解，现代化包含了以下要素：“第一，工业化，第二，民主政治，第三，市场经济，第四，先进的科学技术，第五，合理化、世俗化与都市化。”[19]“但是，由于现代化理论的设论框架……是以欧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历史演化经验为前提的，中国现代化的未确然状态就被引向现代化论的一个简化的推论：现代化等于西欧的工业化。”[20]在毛泽东时代，“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的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21]。工业化是一幅宏伟的国家图景，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形象谱系中最强大的现代性因素。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将“现代化与工业化等同，是现代化理论构造出的‘文化神话’……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传说”[22]，贝克甚至认为，工业化隐藏着反现代的形态，因为它可能把其他的社会现代性抹杀掉。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城市的工业化是关于国家现代化的集体的公共想象，而关于城市个体生活的日常性形态都要服从于宏伟的国家目标。国家动员形式不是建立于私人生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军事的伦理的政治层面。于是，日常生活形态渐渐退出新中国文学中的城市生活，从而突出了国家的公共意义。
可以认为，1950—1970年代新中国文学中对于中国城市的设计，是自上海开埠以来关于中国城市形象谱系的集大成者。它继承并发展了自晚清以来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并将工业化、现代化的相关谱系嫁接于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之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上海等口岸城市的现代化价值被等同于国家价值。因此，一方面，城市的工业化逻辑扩大为国家逻辑，另一方面，上海等城市地方性的价值取向与身份认同遭到完全的削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业化是这一时期城市想象的核心，而城市的左翼史逻辑与公共特性则保证了这一想象的社会主义政治性质。于是，一个巨大的关于“城市（上海）—中国”的乌托邦开始被制造出来。当然，这种情形绝非上海独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想象中以上海为最甚。
[1] 〔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483页。
[2] 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3] 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4]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周立群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5] 韩毓海：《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6] 哈华：《上海的卫星城市—闵行镇》，载《萌芽》1959年第17期。
[7]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3期。
[8]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3期。
[9] 以上数字见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10] 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11] 见《解放日报》1990年12月24日，转引自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12] 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第5页。
[13]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14] 转自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15] 〔美〕杜维明：《全球化与上海价值》，载《史林》2004年第2期。
[16]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21页。
[17] 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cpirc.org.cn.
[18]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9] 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0]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页。
[21]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0页。
[22]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