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949—1976年间文学的城市现代性
——补上应有的一页

本书在绪论中已经谈到，在以往对于中国城市文学的阐释中，根本没有自解放到“文革”结束之间城市题材文学的位置。其原因在于，多数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不仅没有城市生活形态，也没有城市现代性，自然也就没有城市文学了。前文已经指出，1949—1976年间，中国城市是较为缺乏多样的城市形态的，但这并不代表当时的中国就没有城市现代性。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时期的城市具有何种现代性而已。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城市现代性并不缺乏，有的时候还非常强烈，只是这种现代性特征与此前和此后都不同。

在整个1950—1960年代，城市文化由原来的现代性的复杂状态逐渐变成单一现代性的表意符号，其间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城市被排除掉了它的多重功能，而被简约为国家大工业的引领与政治领导的功用，而后者尤甚。莫里斯·梅斯纳曾评述说：“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随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以集合农村革命力量去包围并且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强了排斥城市的强烈感情。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做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1]对城市的道德厌恶，加剧了对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与大工业国家经济核心的认知。其结果是，一方面强调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企图以战争时期的农耕伦理文明取代旧的城市文化，并以此构成城市政治的核心。

1950—1960年代主流的城市题材文学，其出发点是对于城市的道德恐惧乃至厌恶。萧也牧发表于1950年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由于对城市日常生活方式表明了某种暧昧不明的态度而招致批判。此后，城市的消费、娱乐甚至于日常特征都成为表现禁区。在1964年文化部举行的优秀话剧创作与演出受奖作品中，《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与《年青的一代》将这种对城市的厌恶与恐惧推向高峰。在小说中，有胡万春的《家庭问题》等等。在作品中，城市中的阶级政治斗争，依然构成了城市生活主体。但这又不同于1930年代的左翼城市文学，左翼文学将经济斗争作为城市政治主线，而此期作品是将伦理道德作为阶级争夺的核心，其处理方式比之左翼显得更加褊狭。作品将旧有的城市生活作为资产阶级欲望、享乐的符号，并涉及一切城市日常层面，诸如贪恋城市、追求工作环境以及物质享用等等。

在消除城市日常性的同时，该时期城市文学还突出了城市作为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应当说，这两者是相对应的。同时，由于中国城市，特别是上海，都是由近代社会“拖泥带水”而来，因此，如何斩绝城市与“旧中国”的血缘联系成为文学中的一项政治任务。在有关上海题材的文学中，切断城市历史的“断裂论”与寻找城市无产阶级历史的“血统论”表现得是极为突出的。在徐昌霖、羽山的《春风化雨》、赵自的《照片引起的回忆》以及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战上海》等一大批作品中，无产阶级的财富创造与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反抗成了城市史的主体，这才是真正的上海的“血统”。伴随着血统分析，“新上海”与“旧上海”的区别也得以确定，即上海“由国际花花公子变成了中国的工人老大哥”^[2]。在小说作品中，凡出现旧中国城市题材的，基本上都有血统辨析与对城市的断裂理解。

对城市属性的分析与重新认定，导致表现城市里国家工业化的“厂矿题材”大量衍发，并构成了1950—1960年代城市题材的主体。由于将城市作为国家大工业发展的核心，这一描写成了“严格窄化的所谓‘工业题材’创作”^[3]。如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乘风破浪》以及胡万春、唐克新、万国儒等人的作品。应该说，这批作品并非完全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遵循“路线斗争”的结构模式，而是表现了基于大工业逻辑而来的公共空间扩张对城市多元生活的翦除。城市生活与城市人被取消了日常性，变成一架不停运转的生产机器。人的属性除了政治属性之外，其生产的属性（诸如技术革新）等也被无限夸大。这在上海题材的文学中尤为严重，因之这一时期的城市题材常常被称为“厂矿文学”或“工业文学”“工厂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背景，是世界主义原则中的民族国家现代性被强调，其他现代性被抑制。而在文学中，民族国家概念下的国民性问题等也被忽略，而代之以另一种革命的现代性叙述。它要完成的也不是1930年代左翼的有关国家的表述，而是新中国城市的社会组织方式，在这里面，城市日常性当然要被排除。《我们夫妇之间》的被批判可看做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篇小说的问题并不在对干部进城腐化（即城市意识）的忧虑，也不在城市乡村文化的冲突，而在于它居然容忍了市民合理的日常性生活。张同志被改造成城市性格，这种写法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这一事件表明，日常性是不能表述国家大问题的，否则就构成了问题。当时作品对城市的想象性厌恶，导致对于“新城市”与“旧城市”之不同的强调。这种不同被做了两种处理：一是旧城市是资产阶级的罪恶之地，工人阶级是新城市主人，属阶级斗争的革命主题表述；二是旧城市是由帝国主义统治，属民族主义的主题表述。因此，民族国家的非殖民化以反对西方的现代性，带上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特征，即经济上的工业化，文化上的东方化。城市被抽走了日常经验生活，如消费性、个体性，只留下有关国家政治的问题。而这又以工业化和社会“公共性”的方式出现。

此期的城市题材文学，其具有的几个艺术上的特征，可视为对工业化造成的现代性的强调。一是特别强调城市的工业化背景。当时的小说、戏剧，大都以展示上海外滩大楼、高大厂房、集体宿舍、建设工地为开头（如话剧中，对工厂背景通常都有很详细的介绍）；二是强调社会性的“公共性”空间，如工厂、办公室、工地、住宅的客厅等等；三是将“技术革新”情节作为社会进步的意义表述；四是以城市产业工人为先进代表；五是强调产业工人身上的现代生产属性，即技术创造、技术革新等。在社会组织方式方面，一是突出由大工业造成的社会“公共性”，排斥私人日常性（如工业加班），鄙视城市的消费与享乐，社会冲突以公与私矛盾出现；二是突出人物的前现代伦理意义，即具有乡村背景的老工人的教育职责（《千万不要忘记》《海港》）。两者又隐含了政治上的隐性心理，即“私性”体现了帝国主义与剥削阶级特性，表明了在革命的现代性中的非世界主义原则，并含融了前现代性的中国特色。两种写作模式突出了对城市日常性中消费性与个体性的消灭，出现了教育（对青工进行道德说教）与出走（青年到农村去）两种情节模式。

因此，总的来说，1949—1976年间的城市题材文学，其对于城市的现代性表达，主要在于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公共性”的表现，同时又极端蔑视城市的其他社会形态。因此，其与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文学不同，更与“新时期”以来的城市文学有着巨大差异。以下，本书就将开始对1949—1976年间的城市题材文学进行论述。

[1] 〔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6—97页。

[2] 旷新年：《另一种上海摩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