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型城镇化的主题与框架

在充分认识到旧城市化的局限与问题后，最重要的是确立新型城镇化的主题和框架，以旗帜鲜明的主题与各种传统城市化划清界限，以科学严谨的框架为启动新型城镇化创造理论和主体条件。

首先，新型城镇化的主题是文化型城市化。当下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阐释与讨论，主要停留在比较具体和琐碎的感性认识阶段，把新型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解决户籍、土地等矛盾。但在深层次和根本性上，新型城镇化提出的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问题，是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这两种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发展道路如何转变的问题，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政治型城市化必然产生的“户籍”和“土地”问题以及经济型城市化必然导致的“城市大跃进”和“城市文化病”问题。要想“一举两得”地解决这两种发展方式的问题，就必须找到它们共同的根源。实际上，尽管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表面上截然相对，但在最深处却是殊途同归的，就是都背弃了城市的本质，走向了理想城市的反面。自古及今，城市千变万化，但城市的本质却是不变的，在理论上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为代表，在现实中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理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代表，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而无论是政治型城市化导致的人在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关系，还是经济型城市化引发的“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都与城市的最高本质背道而驰。所以说，我国城市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和挑战，实际上早在我们自觉不自觉选择这两种模式时就已注定。

城市的本质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当代城市最新的精神觉醒。在理论上，这可以追溯到芒福德的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与传统城市社会学最重视的“人口”不同，芒福德提出“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15]。与新城市社会学最看重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同，芒福德认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16]。这就确立了一个衡量城市发展的新尺度：不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是“生产意义和价值”的城市文化。在实践上看，“以文化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正在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新趋势与重点战略。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香港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它们针对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开始寻求通过文化建设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而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探索城市科学发展的双重压力下，2005年以来，很多城市都放弃了一度狂热的“国际大都市”定位，如北京率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上海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也包括其他的“生态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创新城市”等，这些都可看做是对全球文化城市潮流的呼应和参与。就此而言，我国城市在实践中已悄悄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这种不同于政治主导和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我们把它命名为文化型城市化。文化型城市化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劳动者的主体生产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城市全面发展的理念与模式。^[17]如果说，“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最高本质，那么也可以说，文化型城市化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主题。

其次，新型城镇化在框架上是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的有机统一。城市不是童话王国，仅有文化是不够的，政治与经济对实现城市的文化本质也是两大决定性因素。这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在整体框架中必然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的内容，而旧的城市化，一般只有政治、经济的考虑，而文化则是被遗忘的，甚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如何正确处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新型城镇化的原理在于康德提出的“真善美”，这个“三元结构”囊括了人类的基本需求，也可以说，“在真、善、美之外不可能再有第四种精神要素”^[18]。同时，这个三元结构又直接对应于人类全部的生活，如李泽厚曾提出“真—描述语言—事实世界”——“善—指令语言—价值世界”——“美—感觉语言—心理世界”^[19]。城市是人的城市，以真、善、美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也完整再现了一个理想城市的基本需要，这就可以把“真善美”这个微观逻辑结构进一步拓展为“真—城市经济功能—经济型城市化”——“善—城市政治功能—政治型城市化”——“美—城市文化功能—文化型城市化”这个城市理论模型。如同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有知识和工具理性，需要道德和社会理性，以及需要自由和审美能力一样，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在逻辑上也必然包括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三个层面，分别解决城市发展需要的制度文明、物质基础和人文精神。与一般的论述过于实用和具体、缺乏提炼和浓缩不同，有了这个基本框架，就可为新型城镇化建构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同各种旧的城市化模式真正划清界限。进一步说，各种旧城市化之所以“旧”，在观念领域中的问题是不能兼容“真善美”，在历史实践中则是容易走极端，或者只要政治不要经济，或者只要经济不要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城市困境和危机，主要是背离了这个城市化原理的结果。以此为基础，对新型城镇化可作一个相对科学和完整的界定，即，新型城镇化是以文化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建设为目标的城市化进程。

但很显然，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刚刚拉开序幕。在明确了主题和框架之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正确认识三种城市化模式的关系。三种城市化模式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缠绕和相互生成的。这在当下突出表现为三大问题和任务：一是城市管理，主要是解决政治型城市化遗留的“行政化传统”；二是城市经济，主要是解决经济型城市化造成的“城市病问题”；三是城市文化，主要是解决“城市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这三方面既激烈冲突又各有各的合理性，最需要的是全盘考虑和相互平衡，所以我们不赞成“政府退出、完全交给市场”等偏颇主张，那只会增加中国城市化的风险和不稳定性。二是文化型城市化是一个新生事物，应进一步强化理论研究和标准建设，做到概念清晰、内涵明确、边界森严，严防被“误读”和“过度阐释”。城市经济天生具有“理性的狡黠”，消费社会也善于把一切都变成商业的手段和工具，所以在当下最紧迫的是防止经济型城市化卷土重来。具体而言，尽管“文化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等震耳欲聋，但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甚至是打着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旗号，大搞“土地财政”或房地产开发的老一套。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和标准建设，尽管不能直接阻止各种“以经济代文化”的现象，但至少可以做到“去伪存真”，使真相和实质大白于世。在当下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和言说中，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个基础性的分析和边界。如果不把、不愿把、不能把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搞清楚，我们相信，就不可能走出传统城市发展的误区和陷阱，也不会有真正的新型城镇化诞生，一切终不过是一场符号的游戏和话语的狂欢。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已经不少，我们衷心希望这不要在新型城镇化身上重演。

[1]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8页。

[3] 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4] 刘士林：《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及创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5]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6] 〔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7] 〔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8] 温铁军：《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中国改革》2002年第4期。

[9]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4—115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百姓蓝皮书》，《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日。

[11] 杜宇、刘媛媛：《建设部公布我国城市发展“成绩单”城市总数达661个》，新华网2005年11月11日。

[12]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13] 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刘士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1年8月8日。

[14] 《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15]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16]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1页。

[17] 刘士林等：《城市科学理论建构与中国都市化进程》，《南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8] 刘士林：《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19] 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