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未来能否继续维持高速增长？

伊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
（2007年6月）

2007年6月19日下午，美国康奈尔大学伊斯瓦尔·普拉萨德教授莅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中国在未来能否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演讲。以下是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快速发展，而且至今没有减速的迹象。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经济增长率非常高，平均在10%左右，而且经济波动非常小，经济表现非常稳定。同时，通货膨胀率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除了在2002年至2003年经历了短暂的通货紧缩之外，其他时间的通货膨胀率都维持在非常适度的范围内，大约维持在1%至3%之间。

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中，各个经济组成部分的贡献差异很大。通过增长率贡献因素分解图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贡献最大的部分除了私人消费之外就是投资。而且2000年以后，投资已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贡献最大的因素，甚至已超过了私人消费。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的净出口问题在国际上饱受争议，但实际上净出口本身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贡献并不大。虽然中国出口在最近几年增长很快，但直到2005年之前，国际贸易对增长的贡献都相对很小。2005年，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稍有提高。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富裕而资本稀缺。一般来讲，提高投资率将有利于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中国的一个特有现象是，国内的大量投资是依靠国有银行提供的低利息（基准利率）贷款完成的，而且这些贷款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近年来，市场的实际利率和基准利率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有些银行已开始利用这方面的差异。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国有银行在利用这些差异把更多贷款贷给愿意付出更高利息的私人企业。

虽然中国投资率高得似乎有些惊人，但中国的经常账户依然有盈余。原因是与高的投资率相比，中国的储蓄率更高。从1985年开始，中国银行的存款数量一直急剧增长，从1989年的大约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6年的大约3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近16倍。截至2006年，中国的银行存款总量大约为当年GDP的1.7倍。中国的家户和企业都具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对家户而言，由于中国的金融抑制，家户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而且对未来教育、医疗、养老等信心不足，因而选择将钱存入银行。虽然中国的银行体系并不健全，但政府对银行有潜在的保险承诺，因此家户并不担心存入银行的钱的安全性。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中国的大量国有企业（包括许多私人企业）都不分红，大量的企业利润用于了投资。因此，家户储蓄和企业储蓄都非常高，超过了投资率，因此经常账户仍然有盈余。

中国的高增长掩盖了一些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因为高增长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这些问题。中国现在的政策现状和增长势头也使得中国经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突然崩溃。但是中国经济已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严重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宏观政策扭曲。第一个重大的宏观政策扭曲便是金融抑制，中国金融体系由四大国有银行主导，对存款和贷款都规定了一个非常低的基准利率。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中国实际的基准利率非常低，很多时候甚至是负利率。但是中国资本市场对资本的需求量非常大，实际执行的利率远远高于这个基准利率，而且近年来实际执行的利率和基准利率的缺口都有增大的趋势。第二个重要的扭曲是封闭的资本账户，它限制了外资进入中国境内从事特定的投资活动。第三个扭曲是汇率缺乏灵活性。人民币从1995年开始就盯住美元。但这些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美国，人民币相对美元应该升值。但自1995年后的10年间，人民币汇率基本不动。直到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才宣布升值2.1%。最近又升值了大约7%。根据购买力平价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来看，人民币必然还会经历较大幅度的升值。

对人民币未来必然升值的预期导致了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尤其是2001年以后投机性资本流入中国的速度增长非常快。而2006年的巨额贸易盈余使得外汇储备增加很快。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在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使得中国对信用扩张的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商业银行为了吸引战略投资者以及IPO（首次公开募股），有很强的动机去改进其资产负债表状况，包括提高其资本充足率。在这种情况下，与借款给企业相比，商业银行更有动机去购买央行票据。因为借款给企业需要100%的资本要求，而借款给政府（购买央行票据）不需要资本要求。因此，尽管中国央行票据利率非常低，商业银行仍然愿意持有大量的央行票据。

汇率缺乏弹性使中国的宏观政策和改革变得更加困难。它使得中国缺乏独立的利率政策，同时导致了大量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盈余。双盈余以及不独立的利率政策使中国国内的宏观管理更加困难，金融部门的改革也更为复杂。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平衡，且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同时，经济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包括短期内的通货膨胀、中期的通货紧缩和不良贷款、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大量贸易盈余导致的贸易审批。这些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实行弹性的汇率政策，这样可以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可以逐步安全地开放资本市场。通过这些措施，宏观管理和金融部门的改革和发展会变得相对容易并可以相互促进，这将有利于维持可持续的均衡增长。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必须包括如下要素：首先要求一个长期低通货膨胀目标；其次必须维持宏观金融的稳定性；最后是要求汇率浮动性能够自然实现，这将有助于金融部门的改革。但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要求的汇率弹性并不是货币的重新估值以及资本的立即自由流动。相反，它要求小心审慎地开放资本账户，避免在开放过程中受到大的外在冲击导致的经济不稳定。

中国经济虽然存在着这些问题，但基于中国目前的宏观管理方式以及良好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生崩溃。但根据其他国家和市场的经验，一些重要的冲击可能会导致新兴市场经济发生危机。概括来说，这些冲击因素主要包括：外资流入的突然停止或者反向流出；美元贬值；外部需求的外生下降；美国的贸易壁垒；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以及由各种因素导致的社会动荡。虽然新兴市场经济的传统风险，尤其是与开放资本市场相关的风险不大会影响中国经济，但是，其他一些过去不太明显的风险可能会在中国发生并影响中国经济。虽然这种影响不至于给中国经济带来危机，但同样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而中国目前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些政策，会使应用宏观政策工具来治理这种衰退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中国在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进程。但目前，增量改革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而且试点的推行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目前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同时施行才可能有成效。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一个完整的改革框架。

由于中国和美国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因此中国改革过程中也需要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汇率问题以及中国向外国开放金融服务的问题都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点。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美双方需要强调双方共同的利益，因此，这些问题应该会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中美法律法规的差异以及法律程序的差异也会对未来的中美经济关系带来一些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均衡增长，还需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对于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目前已经有一些有利的基本因素，现在正是继续推进改革的合适时机。改革进行得越晚，所需付出的成本也将会越大。同时，如果一些外部的压力处理得适当，那么也会有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