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法性困境形成的演化机制

经济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着政治合法性，体现出执政者强大的适应性，而体制内生的各种负面力量则抵消着合法性。从民众的需求变动及执政者的应对互动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演化态势。

民众对合法性的认知与需求处于变动之中，成为变革的积极力量。从认识层面看，市场经济与教育的发展等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各种新的思想观念快速传播。随着公民权利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增强，对于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也逐步增多。从价值观变革看，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日益多元化构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民众的需求不仅持续增长而且更加多样化，对自由、权利和民主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过，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所塑造的威权人格依然十分普遍，这也是维系传统体制的力量。追求现实利益的功利主义和关注自我利益的价值观成主导趋势，这也导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很有限。从民众的诉求看，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在继续关注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物质之外的价值。从民众的行动能力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思想的启蒙，参与政治、维权抗争的行动能力也在提升中。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大都是自发的维权、抗争或泄愤，但如此普遍的现象也展示了社会矛盾的尖锐，构成对地方执政者的合法性拷问。改革开放以后“斗争哲学”被放弃，改革与和谐成为主旋律，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但是，社会冲突也有积极的意义，面对社会转型中的腐败、黑暗、不公等，冲突也可能是实现社会更高水平的稳定和繁荣的契机。

同时，在制度结构的深处存在强大的保守力量，这使得应对合法性挑战的能力受到极大约束。传统政治文化存在于人们的基因中，左右着人的头脑和行动。权力不仅光宗耀祖而且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因此追求权力的动机既有“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更有“升官发财”的生存需要。因为公民缺少独立和自主人格，千百年形成的等级观念和主仆模式支配了人的头脑，拥有权力成为主人的同时又意味着成为仆人而臣服于权力，在官僚体系中的每个位置都处于上下级的主仆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封闭僵化使其无力从思想上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连自己也说服不了时自然不可能说服民众。

综合当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状况，衡量执政者的合法性供给与民众的合法性诉求，可以看到合法性的供给与民众的需求的矛盾孕育了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是执政者在应对各种挑战的过程中不能满足民众的各种诉求而产生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市场经济的拓展、公民素质的提升和文化的变革都是新的变量，虽然政治改革徘徊不前，但是社会结构深处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构成对传统权力合法性的冲击。对合法性的追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提高执政能力被列入党和国家的战略层面，体现了执政者对合法性危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