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法性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权力合法性的观念基础，认识意识形态问题是理解当下中国权力结构必不可少的视角，需要着重分析。

在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以其神秘甚至魔幻般的力量塑造了人们的生活，通过词语等符号系统构筑起各种幻象世界。人建构了知识和观念以“求真”，但是成为意识形态的知识和观念又常常故意掩盖真实；追求知识和信仰是人争取自由的主体性活动，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知识和信仰又束缚了人的自由；意识形态是作为主体的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它又作为支配人的力量将人沦为客体。这种矛盾可以称为“意识形态悖论”。意识形态在被定义的时候即已暗含了某种立场，作为统治者维系自己利益、由权力支持的知识和信仰体系，它会歪曲真实的社会关系。通过揭示其中的悖论，马克思赋予了“意识形态”以新的内涵。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意识形态的悖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即政治集团可以在思维中变得如此强烈地把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致它们不再能看清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可能削弱它们的支配感。在‘意识形态’一词中内含着一种洞悉，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既对其本身，也对其他方面遮掩了真实的社会状况，从而使集体无意识得到稳定。”^[1]这与马克思的分析一致。统治阶级为维系自己的统治秩序和利益，不论是故意还是无意总会编织一套话语来论证秩序的合法性，结果常常歪曲、遮蔽了事实。

从思想上揭示现实社会的真实关系是走向觉醒的开始，思想和文化的进步需要不断挣脱思想的牢笼、在破除意识形态的幻象中洞见真实，克服意识形态悖论就成为文明进步的要求。认识到了以往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缺陷，社会主义旨在打碎这种精神锁链，让被压迫者认识到自己的价值，通过洞悉社会的真实来寻找解放的力量。在与传统意识形态决裂中构建新的思想观念体系，将社会建立在新的知识系统之上，这是对理想社会的期许也是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所在。然而从实践看，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出现了脱离生活、脱离民众的教条主义。不敢讲新话也没有新话可讲，因为这不用动脑筋而且可以规避风险；宁愿说空话、套话也不敢碰触问题，因为这可以维护既定利益。结果，对问题没有觉察或者视而不见，在表象中是统一、和谐而在现实中却是分化、冲突。公众对大张旗鼓的宣传心存排斥而宁愿相信小道消息，真实的想法与主流话语之间存在隔膜；主流媒体控制着话语权，但这已不能管制人们真实的想法。同时，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对现实功利的追求超越了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则构筑了市民社会新的意识。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介成为民意表达的渠道，创造了崭新的交往空间和参与方式。面对这些剧烈的变革，意识形态工作流行的还是以传统思维去看待新事物、以不变应万变，结果难免陷入被动。从国际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向世界推销其商品的同时也向世界传播其意识形态。思想的力量来自它本身的说服力、实践效果以及对人类知识和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这方面中国的声音相对较小，不仅是因为西方垄断着话语权，也是因为中国思想的原创性不够强。要想获得世人的认可还需要从培育新思想出发锻造软实力，以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提供更具合理性和吸引力的观念系统，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出现“意识形态终结论”，然而意识形态依然是人们生活中的基本事实。面对意识形态悖论，需要追问其背后的认识和社会根源。人们在交往和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方式，即通过制造各种概念、观念等符号体系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受制于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人的认识不仅存在局限而且充满了错误，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集中体现。尤其是，社会生活不是在实验室里按照线性规律展开的过程，而是有着各自利益和意志的“人”的活动，这使得洞察社会的真实十分困难。同时，人本能地靠近意识形态提供的观念、价值和信仰体系，因为它提供了安全的精神堡垒。意识形态构成人生活的基本场域，人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也为它所控制和役使。意识形态具有知识论的特征，当这种知识体系处于“在野”境况时，评判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具有真理性；一旦它拥有了权力，知识本身自动获得了合理性，它就不再是存在于学术空间的自由思想而成为维系利益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成为不能再被质疑的唯一合理的知识体系。可见，在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变换中，权力是一个关键因素，知识和思想一旦被权力所支配就会失去自由的本性而成为权力的附属物，这是意识形态背离知识本性的根源之一。借助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构筑权力的合法性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基础。国家是合法使用暴力的统治机构，除了政府、军队等“硬的”统治工具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这一“软的”思想统治方式。阿尔都塞将此区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运用暴力、后者则运用意识形态维持统治。^[2]意识形态内在地与国家权力相连接，因而也被称为“国家意识形态”，意指为国家权力所认可和秉持从而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不仅得到统治者的肯定和支持也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接纳，成为社会普遍的知识、信仰和价值体系。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通过它，劳动阶级接受了现存生产关系和秩序的合理性，进而安心地从事劳动并维系了社会再生产；同时，它也为个体提供了嵌入社会机构与程序的社会与政治认同，而这些社会机构与程序又反过来强化了特定的信仰系统。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意识形态内化机制。对于社会来说，它形成了一整套强大的社会化的机制，通过教育、风俗习惯、法律和暴力将某种思想观念奉为真理并予以传播，由此形成了意识形态存在和延续的机制，进而也导致意识形态悖论。

意识形态处于社会结构的深层，潜藏于社会洪流的深处不易被觉察；同时，它又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社会认同和团结的黏合剂、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深刻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意识形态悖论会从深层次上瓦解社会的基础，对此既不必夸大其词也不可视而不见。

一种流行观念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支撑来自于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民生改善。许慧文认为，这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中国在其传统中寻求和谐稳定与合法性的逻辑中有三个关键因素，即真理、仁爱与荣耀。儒学提供了对真理的追求，民生的改善体现了仁政的理念，国家的独立富强满足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她还认为，传统对当代中国影响很深，对当代中国的合法性基础需要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认识，中国共产党从近代列强和国内军阀混战中领导人民赢得独立并走向富强，因而得到民心的支持。^[3]郭宝刚梳理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认知模型，认为这一模型包括功利证明和根源性证明。前者包括天命、仁君、民本、合法；后者包括利民、均富。从毛泽东以来中国政权通过不断赋予这一模型新的内涵，显示了其强大的适应性。^[4]可见，当代中国人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深嵌于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处。从国际比较看，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社会动荡不安的关键因素是国家能力不强。^[5]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人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得以增强，因而在面临外部挑战时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政治合法性也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文化多元与思想自由成为趋势，僵化的意识形态又落后于现实。合法性危机体现为政治认同的降低，认同既是观念问题也与经济和社会关系相关联。当人们无力抗争时便采取了“不参与”的策略，对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放弃、对主流话语的排斥和拒绝不仅在青年中十分普遍，即便在众多官员的真实思想和行动中也有体现。

意识形态悖论会引发对政治合理性的质疑，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社会系统的稳定依赖于公众对权力架构与社会秩序的认同，意识形态通过知识和信仰系统的建构对此予以辩护，从而维护了既定秩序和价值的合理性。当这种知识和信仰系统受到质疑时，危机就出现了。哈贝马斯问道：“如果随着认知因素和社会整合因素的分离，世界观也被打破了的话，如果维护世界的解释系统今天已无可挽回地属于过去，那么，又由谁来完成建构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的道德实践任务呢？”^[6]当由意识形态担负的对权力合理性的解释体系出现危机时，社会的认同基础将被动摇。既然意识形态是控制人们思想的枷锁，打破这种枷锁便是走向解放的前提。当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大多体现为经济利益的纠葛。有人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但是，社会的和谐不仅依靠经济发展而且依靠思想的认同；政治合法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依赖于其意识形态。如果权力只能依靠“镇压性国家机器”来维系，如果国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的角力场，权力变成一种恶的力量成为人民的对立面，那么合法性基础就会被动摇。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对权力的质疑，论证权力合法性成为一大挑战。如果对意识形态失去信任，则会积累更大的矛盾并构成潜在的隐患。

人类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进程中遇到的魔咒之一是意识形态对思想的钳制，现代思想启蒙则是通过认识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而走向觉醒。但是，如何瓦解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从而将真实合理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对传统社会的超越，社会主义必须克服意识形态悖论。问题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又应呈现怎样的本质、功能和特征？从理论上讲，它不需要隐藏什么也不需要在思想中作假；但是历史证明，它同样存在走向虚假的可能甚至成为束缚人们的思想体系。从中国现实看，在全球意识形态冲突与国内社会转型背景下，意识形态的理念、思路、模式等存在系统性的不适应。这就需要推动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转型，克服以往诸多理念、制度和行为模式上的局限进而确立新的思想和行动范式。社会团结不仅依靠利益链条的维系，更依赖于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在利益日益分化、价值观出现多元化的形势下，社会的稳定需要寻找认同的基础，推动意识形态转型就旨在重构社会的认同基础。

[1]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页。

[2]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页。

[3]Vivienne Shue. Legitimacy Crisis in China？in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eds.）,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 2004. pp.24-49.

[4]Baogang Guo.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China's Trans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s. 1 ＆ 2（2003）. pp.1-25.

[5]电影Bloody Diamond展现了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动荡、军事冲突给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可以看出国家能力的弱小是一基本原因。一句口头禅TIA（This Is Africa）揭示了非洲问题的内在特征和根源。

[6] 〔德〕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