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性困境背后的结构性冲突

现代性的成长是社会系统结构的再造、文化符码的重新编排和人的自我重建过程，国家、市场与社会等各种力量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格局。由于中国社会的独特结构与行动主体的限制，导致社会变迁陷入各种结构性冲突之中。

1. 分析框架：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动

经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涉及三个主要变量，即国家、市场与社会，对应的内容包括权力、资本与个人，这些要素在互动中塑造了社会变迁的方向。经济社会转型通过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来提升国家能力、实现社会的稳定。权力是国家的核心，对于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市场中的主导力量是资本。陆学艺等认为，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1]作为结构性力量的市场、社会与国家构成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规范和制约着个人的行为，透过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困境。

以追求国家能力为核心指向的发展模式强化了以国家为单一中心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运行模式。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建立强大的国家成为民族国家追求的基本目标。在此目标驱动下，众多发展型国家以强势政府推动发展并提升了国家能力。强大的国家能力体现在许多地方，如通过税收从社会汲取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建立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以控制社会的能力，建立官僚体系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等。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国家能力弱小而受到列强侵略，积贫积弱的国家无法给民众带来基本的安全、教育和尊严。中国有着久远的“家国合一”“国家至上”的价值认同，又有着深刻的近代记忆，所以对于增强国家能力有着高度共识，追求“富国强兵”“实现国家现代化”等成为凝聚民心的纽带。在此背景下，二十世纪的中国变革与发展便以增强国家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激励下，中国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并提升了国家能力，这表现为快速工业化、技术进步、军力增强等等。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增强国家能力依然是需要长期努力的方向，这是一个大国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所在。

2. 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发展遭遇体制性障碍

在启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方向并不断向基层、企业放权，市场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逐渐变强。一方面，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看不见的手”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并弥补市场的不足。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壮大并日渐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核心力量。市场的强与弱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在国家面前市场是弱小的，因为国家不仅掌控主要资源而且对于市场有着直接的干预能力，市场只有屈服于权力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当市场面对弱势的劳动者、消费者、公民社会时则显示出其强大的一面，资本不仅支配劳动而且对社会有强大的渗透和改造的能力。结果，市场的负面效应不能得到有效规制，其正面效应又在权力的干预与诱导下受到抑制，这使得市场表现出强弱兼具的两面性。更关键的是，资本的成长是在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引导下发展的，资本在本能驱动下向权力靠拢；权力在缺少约束和监督的情形下禁不住资本的诱惑而倒向资本的怀抱，二者紧密走到一起成为更加强势的力量。在这种运动中，权力和资本以其强悍的意志将自己的逻辑强加于社会之中，软弱的社会无力抗拒这种渗透而瓦解、屈服、同化。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之下形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复杂特征，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面性，这也构成了制约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障碍。如诺顿看到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紧密合作以及政府对经济无所不在的干预，“中国经济既是一个竞争性市场经济，又是一个受到严重扭曲的经济。政府管制、国有化、腐败、不完全市场以及不完善的制度，都严重扭曲了经济激励机制，但同时，新竞争者的进入以及个人、企业和区域间的激烈竞争，也在不断侵蚀着由特权设定的封锁和壁垒。”^[2]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存在市场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的矛盾，政府决策深受决策者个人利益、见识的支配和影响。诺顿提出这样的建议：由于中国的政府、企业与金融组织的合作创造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的集中力，“为了尽快成长为一种更多样化、更为分权且更加灵活的创业型经济，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一个最为紧迫的挑战就是控制和削弱这种力量。说到底，这是真正实现向高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阶段转变的唯一途径。”^[3]这一分析抓住了中国经济的特点并提出了在发展新阶段需要实现的关键转型，即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继续分权给市场、在创设更合理的法治与市场制度中激发市场自身的活力，这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3. 国家、市场对社会的控制与渗透使社会建设滞后

社会转型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传统社会的瓦解与现代社会的建构不同步、不协调导致社会的失序与混乱。从秦朝建立郡县制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格局，与之平行的还有家族和乡绅制度构成社会底层的运行规则。国家权力渗透到郡县，民间的大部分事务则由家族、乡绅遵循风俗、习惯、家规等解决，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构成与国家权力平行的另一条主线维系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二十世纪下半叶国家对社会进行了无缝隙的渗透导致社会的退场，这也成为改革开放面对的初始条件之一。考察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可以发现，不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传统社会的种种规则和逻辑依然存留于现实中。例如，“关系”“人脉”“潜规则”而非法律、制度等实际地支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权力的运行，在很多方面成为进步的障碍。因此，传统社会既有丰富的优秀资源值得借鉴，也有内在的局限需要克服。

计划经济时代全能型政府包揽一切，通过为公众尤其是城市居民提供较低限度但却较为公平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而将人控制于“单位”之中。改革以来，将一切推向市场成为政策导向，社会在市场的渗透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市场法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渗透具有摧枯拉朽之势。英国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从来不存在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面对市场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社会生发出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运行的逻辑。王绍光运用波兰尼的理论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的运动，通过梳理政府一系列的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等民生政策提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4]从事实看，市场的力量在社会面前如此强大、社会在市场的面前如此弱小，以至于在政府作了积极努力后依然不能有效改变这一格局，社会依然无法抗拒市场的强力渗透。这既是因为社会自身的力量依然软弱，也是因为市场假借权力的支持而更加强悍。^[5]

工具理性的支配导致价值理性的迷失。在国家权力支配和技术进步支持下的市场经济发展可谓势如破竹难以阻挡，极大地改变和塑造了社会文化的景观，工具理性喷薄而出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为进化论所佐证，这一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却证明了人类理性的局限，也昭示了工具理性带来的风险。“国家至上”的发展理念以提升国家能力、追求国家强大为最高目标，一切都服务于国家利益，个人、社会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顾一切地疯狂掠夺和压榨，同样也将人置于工具的位置上。

中国的发展与变迁过程始终被一些基本问题所缠绕，比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等问题便体现了现实生活的困顿。建设社会主义依然是中国的基本理念，但是如何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是有待探索的开放式问题。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社会主义确立了新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马克思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将是“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将在超越国家权力中确立新型社会关系、实现自由和平等。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这既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现实是，国家权力出现异化，资本以强势力量扫荡了社会的传统秩序与价值，贫富分化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对于中国的发展，有人用“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予以概括，虽然都未必准确，但却揭示了资本与权力对社会的支配。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反而怀恋起改革之前的时代，“新左派”和“老左派”都对现实不满而试图重构社会主义的制度与价值基础。显然，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现代性建构依然是一个有待继续创新的命题，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的藩篱而构筑基于自己历史传统之上的新型经济与社会结构。

[1]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 〔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中文版序言，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中文版序言，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 一个典型的形象是，在各种“大盖帽”甚至装备精良的特警保护下，开发商开着推土机铲平一切妨碍他们追求暴利的农田与建筑，如有外国人看到的，一个与“China”谐音的“拆那”词生动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景象。南京一街道拆迁机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拆天拆地拆天地，安民安心安民心”，可谓“胆大包天”。（http://news.qq.com/a/20121211/000368.htm）人立于天地之间，如果这天与地都被拆了，民之心还能安放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