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社会转型困境

在保持了持续三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社会转型也进入“矛盾凸显期”，各种矛盾堆积如山、盘根错节。面对这些矛盾需要从现代性建构的系统视角去认识。

1. 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弊病日益突出，转型压力巨大，创新动力不足

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政府主导，各级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并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自然延续，也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二是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被压抑的生产力。三是通过向国际市场开放而融入全球化进程，从中获得收益。四是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比较优势”，通过投资等拉动增长。由此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日益凸显并导致不可持续。被过度透支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无力支持高污染、高耗能的经济模式；靠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不仅效率不高、投资边际效益大大递减，而且负债过重带来后患；人口红利逐渐耗尽，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渐趋消退，国际市场不断收缩，国内市场需求因分配问题而难以大幅提升，以加工工业为主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难以突破，技术、管理、制度的创新不足无力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如此等等，都说明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总的说来，中国已经从贫困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下一步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或富裕国家行列则是一次新的飞跃。这时，各种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模式已不能支持新阶段的发展。从经验看，一些国家顺利实现了发展转型而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一些国家则在此停步不前而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卡拉斯认为，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低成本生产者（或地区）和高技能创新者之间摇摆的时候，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转型不同于从贫困增长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转型。在这一阶段，经济必须摆脱对低工资生产的依赖，转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这个转型，从本质上讲就是成为有竞争力的高技能创新者。^[1]显然，中国的经济、教育、社会等体制不足以支持这种创新导向的经济转型，面对新的挑战如果不能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绝无可能。

经济转型陷入困境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竞争力却不高。经济竞争力的一个标志是出现创新力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它们代表了一个经济体的系统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像微软、谷歌、苹果公司的出现与盖茨、乔布斯等少数商业与技术精英有密切关系，因此具有偶然性；同时这更与美国存在激发创新的社会系统分不开，所以又是必然的。比较来看，中国几乎没有一家企业在世界上为人熟知，世人最熟悉的只是贴着“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国也有多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它们大多是垄断性国有企业，其创新力和竞争优势反而因为体制约束而弱化。诺兰提出，成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到二十世纪末的韩国，全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中国是第一个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成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2]这不是关系民族自豪感的价值观问题，而是表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缺陷。吉尔博伊认为，在中国特殊的经济与政治系统下生存的企业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战略文化，这表现在：靠拢政府获得进入市场或取得资源的特殊渠道；为了使特殊利益最大化而不愿合作；注重短期受益；为避免同行恶性价格竞争而过度多样化。结果，企业不去投资技术研发，合作与资源整合不力，竞争力受到限制。基于此他提出，“中国要成为科技和经济的超级大国，首先要在国内打好一个制度方面的基础。如果不对相关体制加以改革，中国吸收、发展和推广科技的能力仍将受到限制。大多数中国企业仍将在全球工业生产链条的低级环节上为了微薄的利润而相互竞争。”^[3]看得出上述分析十分到位。对于中国企业为何创新不力的一个总结是：“不创新是等死，创新是找死。”这反映了企业对生存环境的无奈，也揭示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某种内在矛盾。企业创新不力的原因在企业之外的系统环境，如陈清泰所认为的，创新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选择策略，在生产要素充裕且价格低廉、环境成本可以外部化等条件下，企业会选择外延扩张；只有在市场倒逼下企业才会走创新之路。当今中国生产要素的低价、环境监管不到位等使企业宁愿维持现有的增长方式。要以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走向创新，需要改变发展环境、推动体制改革。^[4]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官员追求发展政绩等都在维系既有发展模式，这是阻碍创新的深层原因，只有从经济体制乃至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才能培育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系统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估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水平不能仅仅看GDP总量，而更要看经济发展的质量尤其是其中的结构性缺陷。许多人预测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后会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只是从狭隘的量上作出的分析；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创新力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量”的而是“质”的，尤其是在激发创新的市场体制、法治环境、政治系统、教育体系等方面，中国要赶上美国几百年持续创新的文明历程，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2. 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阻力

市场竞争不仅带来财富的增加，也因为对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公而导致两极分化。平等与效率本身有矛盾，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这一矛盾日益突出。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创造社会财富机会的增多，中国从总体上把“蛋糕”做大了，国民受益于经济发展而改善了生活，但是社会主要人群收入增加缓慢尤其是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财富集中更加突出，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人们的相对剥夺感日趋强烈。^[5]在市场竞争中人们因能力、机会和条件的不同而导致财富收入不均，这既可以看作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与体制与政策中的结构性不平等有直接关系。大量财富的聚集是通过不平等的机会获得的，尤其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导向了财富的集中。这不仅引发了普遍的社会不满，也阻碍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分配不公，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已经饱和而更多地集中于奢侈品的消费，这使得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却依然为基本需求而奔波，消费能力不足也制约了国内市场的开拓。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与贫富悬殊的扩展愈来愈激化为社会矛盾的核心。

贫富分化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孕育了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变革传统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实现了升级换代，一批新的创业机遇产生了。市场经济为人们创造了施展才能的空间，社会流动机制使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出生背景，资本、技术、智力、机会等成为社会分配的新准则，社会阶层的分化不断加剧。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给社会带来新的气象，但其壮大受到了各种制约。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是在改革中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们利用各种优势获得盈利机会。各种垄断行业存在着庞大的国有企业，虽然其数目通过改制大幅减少，但是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却在加强。由于产权制度、监管与分配制度等没有理顺，垄断行业凭借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而获得高额收入。庞大的官僚队伍紧密地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以金钱为普世价值，为了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作为保障，官员对财富的掠夺不再遮遮掩掩。各级政府热衷于经济发展，因为发展既可以提高政绩也创造了寻租的机会。有学者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6]“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暴富阶层的出现得益于利用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制度性缺陷。从社会阶级结构看，金字塔式的结构没有改变，以中产阶级的扩大为基础的菱形结构还远未形成，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并不牢固。在利益分化的基础上，人们的“心”越来越“不平”。传统社会基于稳固的社会认同之上，如今凝聚社会的认同基础被抽空，社会的无序、焦灼和混乱使其难以实现“有机团结”，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当利益矛盾不能得到合理解决、社会积累的不满达到一定限度时，冲突便不可避免。

改革之初，经济发展成为上下认可的方向，这既实现了经济的增长也使社会建设的短板日渐凸显。在发展新阶段，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问题凸显成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又存在于经济中，因此需要从经济社会的系统视角考察转型中的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如城市化、收入分配、就业等既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其动力，社会发展滞后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十分显著，二元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而填平这一鸿沟、实现均衡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受制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制约，虽然有数亿农民在城市务工支撑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比率却很低，这使得城市化落后于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在改革中被“推向市场”，在市场的驱动下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但同时也成为民众沉重的生活负担，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等成为全社会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在改革与发展中产生的，也需要在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中予以解决。

3. 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有待重构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国家权力过分强大而社会显著无力，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受到严格限制，社会成长缓慢而遭遇重重阻力。组织是社会系统运行的基本载体，社会治理和发展依赖于组织能力的提高；组织资源的匮乏、组织能力弱化导致社会发展的活力不足，弱势阶层尤其缺少有效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组织力量。社会自我组织起来表现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它可以限制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形成对国家权力的监督约束，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向。由于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深度和能力十分有限，公民社会的兴起刚刚起步，“有困难找政府”还是最普遍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看，公民权利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常常受到威胁。如今，建立法治国家成为共识、公民的法治意识逐步增强，公民权利的保障程度也得到了提高。不过，由于司法不独立导致权大于法的现实依然无法触动，对权力缺少制度性约束，权力依然容易侵犯公民权利。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看，市场经济的发展肯定和彰显了个人的主体性，个人的权利、自由与价值受到推崇；同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和对立。在历史上，或者是个人被社会所淹没，或者是过分彰显个体而出现与社会的冲突。市场经济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了传统价值体系，传统“社会本位”“家族本位”等受到了冲击，追逐个人利益成为最有合理性和吸引力的社会规则，这将个人从传统的家族、单位、集体中解放出来，也将孤立的个人置于无所依凭的境地。西方“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本质内涵是彰显批判理性的精神及独立自主的人格。比较说来，当下中国还只是在瓦解传统的“社会本位”，而瓦解之后并没有建立起基于理性、自主和责任之上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这激发了人的自私的本性，导致传统社会的秩序和价值受到破坏，而如何在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求得平衡则成为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

从人与自身的关系看，对人的关注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反思社会变迁的人文视角。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是摆脱贫困更是拓展人的自由。不过，在以“经济”和“物”为核心的发展运动中，以金钱拜物教为特征的价值观体系支配了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物”可以给人提供安全、尊严和自由，于是人们不择手段、竭尽全力地去追逐“物”，在追逐“物”的过程中，人愈来愈脱离赖以存续的自然以及自己的本心。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个人被卷入到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机制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冰冷的社会关系将人抛入荒原般的世界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剥夺劳动中产生的异化现象，人与人、社会以及自己疏离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远离了生命的本真意义，“无根”“无魂”成为现代生活的特征。生命的无意义感威胁到了人的生命，自杀成为化解矛盾的一种选择。自杀都有着个人的因素，在古代社会也有自杀，但在现代社会这成为突出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对自杀的社会学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失范”现象。虽然许多自杀存在非理性、偶然性的特征，但还是要分析是怎样的社会机制让人走上了不归之路。

总之，现代性打破了传统田园生活的稳定与宁静，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将人带入到无所适从的市场社会中。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阵痛的过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个过程可能尤为复杂。

[1] 〔美〕霍米·卡拉斯：《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因应之道》，《比较》2011年第5期。

[2] 〔英〕彼得·诺兰：《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周艳辉主编：《增长的迷思：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3] 〔美〕乔治·J.吉尔博伊：《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周艳辉主编：《增长的迷思：海外学者论中国经济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70—72页。

[4] 陈清泰：《创新的趋势与理念》，朱岩梅、陈强编著：《创新的力量——中国经济增长新路线》，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3页。

[5] 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显示，“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自从2000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公布过具体的统计数字。王小鲁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居民中有大量的“隐性收入”，2008年为9.3万亿元。这里大量的是灰色收入，由此也拉大了收入差距。蔡昉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财产的分配不公，这表现于在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开发、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资产流失等。（蔡昉：《如何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现实——一个求同存异的分析框架》，《比较》2012年第2期。）显然，由于政府对资源的支配以及对国企的控制，权钱交易的腐败成为财富分配的重要环节。这些数字的多少不再重要，因为这已变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已体会到。

[6] 吴敬琏：《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等著：《中国未来三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