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部“海客瀛谈”的写作背景
洋务运动之前的海外旅行，除了宗教人士之外，便以粤、闽两省的“海客”居多，不过这些以出海谋生者，很少见到有记其旅程的专门著述。[1]明代漳州人张燮的《东西洋考》，是通过采访乡里的海民舟子而辑录成篇的，消泯了原来旅行者的个人经历痕迹，不能算是旅行写作的文本。
《海录》[2]也是成书于采访录，但与《东西洋考》的情形大为不同。在晚清中国士人了解西方世界的读物中，此书可谓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其著述体例不同于《海语》、《东西洋考》、《八纮译史》、《海国闻见录》等“摭拾传闻”之作，其记叙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此前《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真腊风土记》、《安南纪游》、《中山传信录》、《吧游纪略》等书。《海录》为他人笔录一位广东海客口述其在18世纪末的海外旅行见闻。此人名叫谢清高，早年漂流海外，周游世界数载[3]，后来回到故乡，由于生活落拓辗转到澳门，靠经营铺户和作翻译为生。当他向人完整地口述其经历的时候，双目已盲，且距他海外归来也有20年以上的时间。[4]若说他仅仅凭靠记忆，叙述了90多个国家、地区的地理、航程、风物、习俗等，实在有些不足据信。因此应当认为，此书虽然有许多突破以往载记海外地理之书籍的特别之处，但是并非戛然独造，而是与当时当地的航海传统和社会风气直接相关。也就是说，谢清高《海录》所包含的个人旅行记忆背后，有一个隐约的文化传统存在。
首先，《海录》成书之前必有所本，这与滨海地域出海谋生者世代因袭的隐秘经验传统有密切关系。清人谓：“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保所遗，……名曰洋更。”[5]以数代航海之经验，积累作“更路簿”或“针经”一类手册，这成为古代中国海员或“舟师”的传家秘宝，这些书册会详细记述海上航线沿途的水文、地文和天气特征，极为实用；但是往往文字粗劣，或以方言俗语写成，难为外人所看懂。据传言，粤海地方海员的“更路簿”是郑和下西洋流传下来的[6]，航海大时代存留下来的信息遂未必是可以被全然湮没的。乾隆朝时，因中西礼仪之争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关闭了江浙闽三地的通商口岸，惟保留广州继续对外通商。谢清高是广东嘉应（今梅州）人，幼年便随商船出海。他对这些海上导航的民间书籍和著述体式应该是不陌生的。《海录》一书的吕调阳注释本，便在上卷之后附录张燮《东西洋考》的“西洋针路”[7]，以资研究者对照，可谓深明其所原本。虽然《海录》中并无周密详尽的道里计数，但是每到一地，必先叙述方位和海程，再记录所见的地貌特征、人物风俗等。而当谢清高所乘坐的“番舶”驶出中国海员们熟悉的南海，绕过好望角，进入西方世界后，以同样的套路记录相同的重点，在他来说便是很容易的事情。至于笔录者采访谢清高之时，他已经目盲多年，假若没有当年所留存的文字记录，假若没有可以因袭的陈述框架，昔日颠簸流离近大半个地球的汗漫之旅，又如何得以如此简洁确切地呈现出来呢。
其次，《海录》一书所记述的大西洋诸国种种见闻，理应与谢清高人生经历和所处环境有直接关系。比如单鹰国、双鹰国之名（前者指普鲁士，后者指奥地利），便是出于广东人以其市舶旗所画呼其国名的习惯（“番舶来广东，用白旗画一鹰者是”；“番舶来广东，有白旗上画一鸟双头者即此国也”）。[8]《海录》所述西洋诸国有详有略，其中以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四国占据篇幅较大，又以葡萄牙为记述最详细者。称葡萄牙作“大西洋国”，这也是本自粤海之俗。[9]杨炳南序中曾说谢清高游历海外时曾学习西洋语，目盲后在澳门作通译为生[10]，因此——“所述国名，悉操西洋土音，或有音无字，止取近似者名之……”
所谓“西洋土音”者，就是指当时兴起于广东商人群落里面的洋泾浜外语了。自1557年葡萄牙人入澳门，以租借为名，获得居住权，宣布开埠，遂开始了对澳门400多年的殖民史。葡萄牙语成为最早与华人广泛接触的欧人语言，并由此而产生了混合葡萄牙语、英语（稍晚）、马来语、印度语和粤语的杂交语言，名为“广东葡语”、“澳门葡语”或“洋泾浜葡语”，也被称作“澳译”。乾隆初年出版的《澳门记略》一书，编者言称“西洋语虽侏离，然居中国久，华人与之习，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华语释之”，便仿照薛俊《日本考略·日本寄语》之体，作《澳译》一篇附之，以粤语方言的汉字拼写方法记录葡语常用词。[11]研究者指出，谢清高的《海录》中有许多译名也是使用葡语的汉字注音[12]，而全书特以“大西洋国”（葡萄牙）条所记译名最多，包括了葡萄牙的各省首府地名、各级官爵名四五十种[13]，可大大补充《澳门记略》缺乏的专名之拼读。这种多以“口”字偏旁标示其人地之名的习惯，常被后世学者视作为中华人士对外族的蔑视，然而更直接地是与以土音注外语的“澳译”传统有关。
此外，研究《海录》之成书，除了谢清高本人的身世生平，也需要把笔录者的身份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尽可能清晰完整地考虑进来。关于《海录》一书的笔录可能有两种版本，一是杨炳南笔录本，一是吴兰修笔录本。杨炳南本为后世所流传，而吴兰修本则佚失，惟李兆洛《养一斋文集》中存留一篇《海国纪闻序》，说：
游广州识吴广文石华，言其乡有谢清高者，……（石华）受其所言，为《海录》一卷。予取而览阅之，……属石华招之来，将补缀而核正焉。而石华书去，而清高遂死。……复约其所言，列图于首，题曰《海国纪闻》云耳。[14]
据李兆洛生平，知其游粤时间在1820年。吴兰修，字石华，嘉庆戊辰（1808）举人；杨炳南，字秋衡，道光己亥（1839）举人。[15]两人都是谢清高的嘉应同乡。吴兰修乃是晚清岭南的著名学者，阮元督抚两广地方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秀山创建学海堂，将羊城、越华、端溪、粤秀四大书院学生汇集于此，吴跻身第一批八大学长之列。当时的学海堂，一扫之前岭南学人空谈心性的虚浮习气，转向考据、训诂、金石、史地之学，最终造就清代后期岭南学术的繁荣之象。其中吴兰修在历史、地理、金石、算学上都有造诣，名列罗士琳《续补畴人传》中。杨炳南论学问、资历、名望，都不及吴兰修，他曾参加过吴兰修等学海堂同人组织的文学社团——希古堂[16]，但并不是主要人物。
这两位整理《海录》的广东学人，其心怀有相似之处，都具有182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发生转变时的开阔眼界。阮元叙及学海堂之名称的由来，言“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17]，联系他发扬汉学之优长（《皇清经解》）、表彰中国科学之传统（《畴人传》）的功绩，可看作是从居山临海的地理位势中昭显了时代精神和学问境界的新内涵。道光六年（1826），一批学海堂的学长吴兰修、曾钊、林伯桐、张维屏等在广州成立希古堂，树立文章的宗旨：
以经史为主，子史辅之，熟于先王典章，古今得失，天下利病，而后发为文。[18]
研究者称，自希古堂之成立始，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为特色的岭南学派正式形成。[19]吴兰修整理本虽然不传，但从李兆洛的序中可以看出其中包含对海上西方势力的隐忧（“于红毛荷兰诸国吞并滨海小邦，要隘处辄留兵戍守，皆一一能详，尤深得要领者也”），此与杨炳南本中的精神大体相同。《海录》记“咩哩干国”（即美国，当时刚刚独立）事，提及国内出入多用“火船”（即蒸汽机船），便发生“时代错谬”：因为蒸汽机应用于轮船的试验发生在1803年，1819年才有蒸汽机船横渡大西洋的新闻。这一内容可能是谢清高流寓澳门时听说的新闻（冯承钧），但更有可能是笔录者随手补充进去的夷情信息（安京）。无论如何，陈述者似乎隐约意识到技术文明的威胁，但仍一概斥为“奇技淫巧”。
日后吴兰修针对鸦片贸易在南部中国引起的弊害与矛盾，写作了一篇影响很大的名文《弭害篇》[20]，成为所谓弛禁论（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允许民间吸食，放任国内种植罂粟，从而解决外贸逆差的局面）的先声。[21]此文的夹注中曾征引杨炳南本《海录》“明呀喇”条末有关鸦片品级的叙述，且标明出处。我们由此相信吴、杨两本有很大的区别，并且至少杨本增添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和说明。如《海录》“唧肚国条”一条中，杨炳南将记叙的口述内容与《海国见闻》即《海国闻见录》进行比对，便指出两者的异同，并说“余止录所闻于谢清高者，以俟博雅之考核，不敢妄为附会也”。
《海国闻见录》的作者陈伦炯，是清初熟悉海国夷情的著名学者，他的著作长期被视作重要的万国地理读物[22]，然而对于海外地理的认知尚有很多谬误，远远不及《海录》。杨炳南的学识有限，对于二书内容不能作出更进一步的辨析，故对《海录》一书价值、意义的阐发，尚有待于后来者。1839年夏天，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上奏折给道光帝，推荐阅读《海录》一书。需要指出的是，这篇奏折的核心内容，乃是为了澄清自明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23]以来流行甚广的西洋番鬼烹食小儿的荒谬传言。林则徐以谢清高的旅行见闻作为证据，他读《海录》“英吉利”一条，见英国娼妓生子亦能受到人道关护，遂证明“无知赤子被夷人以左道戕生”的传言纯属虚构。[24]及后来魏源受林则徐委托，以“师夷长技以制夷”[25]为宗旨，编纂《海国图志》（1842年五十卷本，1847年六十卷本，1852年一百卷本）。以其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来看，除了《海录》属于第一手材料，其他如《海国闻见录》、《英吉利记》、《英吉利国夷情纪略》都是间接转录，俱不符合嘉道以降的中国学人对于地理研究追求实地考察的要求。据研究，《海国图志》几乎将《海录》一书全部抄录，并加以注释[26]，足见此书的重要，亦足见当时此类海外旅行文献的匮乏。除此之外，《海录》一书中的海外景观在道光时期也引起了诗家的注意，李明农就根据其描述加以吟咏，写成了一百首《海国纪闻诗》。[27]
然而正如李兆洛所说：“古来著书者，大抵得之于传闻，未必如清高之身历。而清高不知书，同乎古者，不能证也，异乎古者不能辨也。”[28]由于旅行者的身份仍不属于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其年深日久的海外见闻遂只能留存一个浮泛的印记，虽已大大推动了中国读书人对世界的认知，然而未能进入学术传承的系统中去，许多地域见闻，因为“澳译”造名的不规范，即使今天的研究者殚思竭虑也不能解读其确指，更何况当时之人。
假如说《海录》一书因包含亲历者的地理描述而备受关心西学人士的重视，那么林鍼的《西海纪游草》一书则更多表达了旅行者个人的情感触受。事隔多年，又是经由他人整理，从《海录》一书中看不到什么主观色彩的话语，可认为其接近于地理“外纪”一类的行记文体，而《西海纪游草》一书的诗文，更具有文学价值，属于游记文学的范畴。
关于林鍼的生平已不可考，只能从书中了解其大概：林鍼，字景周，号留轩，生于1824年，福建厦门人。1847年春，“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转由潮州经四个月海程至美国，一年多后，于1849年春回国。《西海纪游草》一书[29]记述了他的旅行见闻，包括一首《西海纪游诗》及自序，以及一篇《救回被诱潮人记》。
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云：“本朝闽学自有派，文字醰醰多古情”[30]，说的是清代福建之学问与文章的面貌特色。因为朱熹生养之地俱在福建，所以朱子之学历来被称作“闽学”。从学术文化风气上看，虽有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的冲击，福建的理学传统却经久不衰，在清代出了不少理学名臣，如李光地、蔡新等。嘉、道之前，省内士子墨守朱子理学，故而在乾嘉江南汉学全盛时期，闽省学术实际仍处于边缘地位。19世纪初期，陈寿祺[31]出任号称“全闽育才之奥区”的鳌峰书院，力矫闽乡士林习风，通过改革书院的招生方针与课规，使经世之学、经史考证之学及诗赋古文之学俱得振兴。因此有研究者称，嘉道时期的鳌峰书院之于福建学界的作用，正有如学海堂之于广东。[32]林鍼舍弃八股科艺之学而自修“番语译文”，从而出国经营通商事务，同此时福建士人渐已宽松和开拓了的术业取向是密切相关的。
《西海纪游诗》前的《自序》是一篇独立的游记，以骈体写成，这令人联想到清代江南汉学教育的传统，因为骈文乃是“枕经就史”的文体，熟练运用需要倚仗的是书本学问。以“序”体纪游，由来已久，可追溯至西晋石崇《金谷诗序》、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慧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陶渊明《游斜川序》等等，明代尚有屠隆写作《青溪集序》。[33]清代作骈文游记的大家很多，以袁枚为发轫，由洪亮吉扬其波，成为晚清文士竞相追摹的对象。被瞿兑之议为清代骈文正宗的纪昀，曾作《平定两金川露布》，描摹边疆征伐战事，表现边塞异族风光效果甚佳。[34]骈体文上接辞赋之文学传统，本长于“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魏晋出现登临咏怀为主题的“游览”类小赋，晋宋之际则又有山水文学抬头：记述行旅的文人骚客，从“怀古”、“望归”的时空幽思中，冀图以描述自然风景来解脱人事、历史的牵扯。有研究者分析所谓“行旅赋”中的空间意识与书写方式，说：
原本属于自然地理的名目概念，成为某种策略性的知识传述，而涉及了人我往来、今昔对应、虚实相生等等的生活问题与生命意义的反思，进而在论述文字中成为意在言外的“空间隐喻”（spatial metaphor）。[35]
林鍼的《西海纪游自序》虽声称要“谱海市蜃楼，表新奇之佳话；借镜花水月，发壮丽之大观”，却实在难以呈现出“述行序志，体国经野”的恢宏。陈词套语的铺排，只能说是流于纤弱，随处可见的是“梦里还家，欢然故里；醒仍作客，触目红毛”，以及“客楼危坐，树头空盼尽寒鸦；沟水长流，叶上只一通锦字”之类的句子。用以描摹自然风景，抒发望归思乡之情，并无什么破绽；然而林鍼所游历之地乃是近代工业发达的美国，他对泰西世界的认识还很不足，面对陌生的城市社会景象，以骈文记述行旅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尽管如此，《自序》中还是竭力描绘出了美国当时的社会万象的一些片断，但假如仅看正文，我们并不太能明白“舻舳出洋入口，引水掀轮”说的就是汽轮船，“暗用廿六文字，隔省俄通”是指电报，而“沿开百里河源，四民资益”则完全不能表述供水系统的进步之处了。因此林鍼在行文间不断添加夹注，以说明他所见到的西洋现代城市“技术景观”的具体实用之价值意义。
《西海纪游诗》以五言古诗体写成，共计五十韵。乃是《自序》内容进一步的缩略，对炼字、押韵、用典的讲求使得所记内容更加曲折不详了。比如前面提到的汽船、电报等事物，在此继而变成了“激波掀火舶，载货运牲骑”，“巧驿传千里，公私刻共知”，不仅语焉不详，诗艺也不高明，仅就其个人经验的特殊性而言，可说是多少开发了一点古雅文学的新境界。
骈体文与五言诗的自身特点，在当时的知识环境下注定无法凸现海外旅行记所包含的时代信息与精神，此即章太炎所谓“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36]、钱锺书所谓“事诚匪易，诗故难工”[37]者。晚清骈文家屠寄写《火轮船赋》[38]，仅以“塞明顿、富拉顿继踵并作，规剫远制，衍希罗之摹，广瓦德之意，推纺机之巧”来看，句句都需要详细的自注，方能令别人读懂，这不过还是状写一物而已，用以纪游异域，始末多方，头绪万端，则更是要费尽作者心思了。不过，细观《自序》的文章命意，作者似乎有意淡化他壮游海外奇观的见闻经历，而特意强调的是游子对家乡父母的怀念之情。这倒是与汉晋时旅行赋中的“意在言外的空间隐喻”是相通的。
地理视野大开放的时代感召，势必引起传统道德伦理陷入困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所谓“游必有方”，就是可使父母常常知道自己的音讯消息[39]，以免双亲急切有故，召之不得，古来交通不便，音讯难通，故多不远游。林鍼从西学新知中了解“大地旋转不息，中国昼即西洋之夜”，于是连传统文学中“长安一片月”、“天涯共此时”的羁旅兴寄都失去意义。缺乏了人我往来（不能共时）、今古对应（中西古来空间隔绝，所以难生追思）的兴发之基础，则抒情言志的典雅文辞也很难准确传递出旅行者的心境了。[40]
《西海纪游草》中收有闽地官场士林名流的序跋题词十五篇，有十二篇都不忘赞扬林鍼的孝义之道。尤其表彰他出于家境困厄考虑，远走海外，“以博菽水资，而为二老欢也”；以及在美国时营救被诱拐的二十六名潮州华工。并且屡屡将他与晚明时的大旅行家徐霞客相提并论。徐霞客在明清之际最为士林所讥的话题，乃是“母在而远游”，事迹如钱谦益《徐霞客传》中所云，“每岁三时出游，秋冬觐省以为常”。吴国华为徐作《圹志铭》[41]，力主将孝道操守的具体细节化解，进而延伸与升华：以中华疆域尽为父母之邦，故不能视其为“远游”，可谓是煞费苦心的辩词。迫于相同的道德舆论压力，林鍼的远涉重洋，积年不归，更需要有一番说辞为之辩解和维护。这十五篇题记、序跋的作者中，以王广业[42]的观点最值得注意。他在序言中感叹说《西海纪游草》合乎“大易中孚之旨”[43]，意谓以诚信之道出洋渡海必然顺利，其中包含“格物致知”（“以我之有知通物之知，即通天地之知”）的道理。他由此继而批判旧道德体系中的封闭保守意识，说：
夫人踞蹐于一室之中，老死于户牖之下，几不知天地之大，九州之外更有何物。一二儒生矫其失，则又搜奇吊异，张皇幽渺，诧为耳目之殊观，不知天地玄黄，一诚之积也。诚之所至，异类可通，况在含形负气之伦有异性哉？圣人知其然也，矢一念之诚，可以格于家，可以格于天下，可以格于穷发赤裸燋齿枭瞯之域。矧大川利涉，身亲其地，启其衷，发其家，诱以民彝物则，有不贴然感者乎？（原整理本文字有讹误，引者加以改正，不另具体说明。）
如此，则以传统儒家思想升华了海外旅行者的人生境界，他们所亲身耳闻目见者，固可以提供学术发展所需要的新知，而更为重要的是，儒者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经历，施布传播诚信孝义的圣人之道。将美国比作“穷发赤裸燋齿枭瞯之域”，虽反映出作序者的帝国心态，但在经历鸦片战争的边患外侮之后，不失尊严地提出应向西方人施以道德教化的建议，这或可看作是近世中国面临海外强权威胁下所抱持的道德理想，也正是滨海地域儒家人士在海洋文明的前景下构思出的外交品格。
我们从序跋中得知，林鍼的老师是某位“伊洛林先生”，从名称上看，应该是位理学先生。朱熹强调“理”为先验绝对之律令法则，个体需要借助“格物”来认知它。“格物”一词，可解释作“探究物理”，也可引申为“感通异类”。[44]王广业正是从解说后一含义中，期望能以仁义道德感染蛮夷之外邦，从而建立王道于天下。[45]
欣赏林鍼《西海纪游草》一书的人，在惊叹其“西游之远且壮”之外，更看重的是其中孝义诚信的人格精神，而不是意图从中了解外面的世界究竟如何。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此书渐渐无人顾及。而为此书作题词的福建巡抚徐继畲，自1848年他的《瀛环志略》在福州出版初刻本以来，一直少人问津，直到1866年洋务运动兴起后，才暴得大名，成为19世纪后50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读物、晚清驻外使臣的“出国指南”。[46]
林鍼写作海外旅行记的骈文序体彻底成为绝响；以诗纪游者虽不乏其人，但多承继尤侗《海外竹枝词》的“采风问俗”形式。只有到黄遵宪、康有为等人带有雄浑风格的海外纪游诗，才算是将林鍼所经营的诗歌事业带入一个新境界。
[1] 最为难得的是18世纪已经出现中国非宗教人士在欧洲的旅行，相关研究可参阅史景迁学生陈国栋所撰写的《雪爪留痕——18世纪的访欧华人》，其中提到了11位曾在18世纪于欧洲留下旅行痕迹的华人（多数是闽、粤商人和南洋华侨），此文载于氏著《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第159—187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2] 有关《海录》一书的版本研究，可见安京：《〈海录〉作者版本内容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卷第1期，2003年，以及安京在《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前的《绪论》。需要补充的是《海外番夷录》出版时间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朝宗辑刊，分上下卷，上卷是《海录》（前有图），下卷为其他数种当时广东流行的外国志著作。
[3] 有关谢清高生平的文献资料留存甚少。根据李兆洛《海国纪闻序》（《养一斋文集》卷二），知谢之生年在乾隆三十年（1765），18岁时航海遇难，为葡人番舶救起，之后随船游历东西各洋，“朝夕舶上者十有四年”（此说与杨炳南序也相符合），则其航海时间应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六十年（1795）。而安京在研究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后，撰文称谢清高移居澳门的时间应推前至1787年，如此则其人海外游历的时间便应是四年而非十四年了（《〈海录〉作者版本内容新论》）。
[4] 据杨炳南序，他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天，于澳门见到谢清高，记其口述，整理成书。
[5]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第13页，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
[6] 郭永芳：《中国古代的地文导航》，“更路簿和针经”一节，章巽：《中国航海科技史》，第240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在第242—244页里，该作者对照了明代初期开始出现的航海手册《顺风相送》和明季漳州文人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以及郑成功治下的一部海道针经《指南正法》，认为各书载记相同地域的内容往往是大同小异的。
[7] 此处“西洋”，即是吕调阳本的“东南洋”，指的是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的印度洋。参看本章前注（第32页注4）。
[8] 《海国图志》，魏源注：“广东人以其市舶旗所画呼之，非其本名也。”
[9] 吕调阳注云：葡萄牙“自明以来久居香山澳，华人遂以大西洋国称之”。
[10] 安京在前揭《〈海录〉作者版本内容新论》一文中认为谢清高在澳门打官司时尚需要聘用通事，故证明“为通译以自给”之说为妄。但是，专门的诉讼案件早已超出谢清高的外语能力，且因他此时已经目盲，所以另聘通事是必要的，却不足证明他不通外语甚或以此来做一些简单的中介工作。
[11]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二附录，《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676册。参阅周毅：《论近代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语——广东葡语的历史渊源和影响》，刊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1期，2005年；刘月莲：《澳门历史语言文化论稿》，澳门文化研究会出版，2003年；胡慧明：《〈澳门纪略〉反映的澳门土生葡语面貌》，刘月莲：《〈澳门纪略〉附录〈澳译〉初深》，均刊于《文化杂志》中文版，第52期。
[12] 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第1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13] 冯承钧注本对此有详细的解说，并说“足证清高尝附葡国船舶，足迹曾履葡国也”。
[14] 李兆洛：《海国纪闻序》，《养一斋文集》卷二，光绪四年（1878）重刊本。按，《海国纪闻》一书目前未能看到，但在1841年成书的汪文泰辑《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海外番夷录》卷下）中摘录了此书若干条目，其中谈火船、火器的两条不见于今本《海录》，地理译名也多有出入。参看王重民：《介绍早期记录外国历史的著作》，原载《图书馆学通讯》，1979年第1期，转见于《冷庐文薮》，第137—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第11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15] 冯承钧：《海录注》（中华书局1955年本），附吴、杨二人小传（转载《嘉应州志》）。
[16] 光绪《广州府志》（1879年）中有组建希古堂的十八人名录，见卷一六二，杂录三。又，杨炳南序中提及的“秋田李君”，可能是李光昭，据容肇祖《学海堂考》“学海堂初集选取人名考”中（见《岭南学报》，第3卷第4期，第103页，1934年），谓“（李）光昭字秋田，嘉应州人”。
[17] 阮元：《学海堂集序》，收入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学海堂初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18] 曾钊：《希古堂文课序》，《广东文征》，第5册，卷23，第44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19] 王世理：《试论岭南学派的形成特点和作用》，刊于《岭南文史》，1995年第4期。
[20] 光绪《广州府志》卷一六三，“杂录四”。
[21]井上裕正，“Wu Lanxiu and Society in Guangzhou on the Eve of the Opium War”，Trans. by J. A. Fogel，刊于Morden China，第12卷第1期，1986年。
[22]姚莹：《中外四海地图说》，谓“《海国闻见录》，图海外诸国，辨其远近方位，是为中国民间有图之始。……嘉庆中，海洋多盗，讲修防者，乃争购其书”，见《康輶纪行》，卷十六；鸦片战争前西人的中国旅行记中，也有提到厦门的中国海员极为推崇此书，见[法]老尼克：《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La Chine Ouverte，Aventures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Old Nick，Paris，H. Fournier，1845），第88—89页，钱林森、蔡宏宁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23]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条：“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其人好食小儿。”
[24]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5] 魏源：《海国图志叙》，收入《魏源集》，第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26] 安京：《〈海录〉作者版本内容新论》。
[27] 《海国纪闻诗》，道光二十四（1844）年刻本；复收入同年刻本《诒卿诗抄》卷二。李明农（1796—？），字诒卿，北平人，原籍广西苍梧。
[28] 李兆洛：《海国集览序》。
[29] 写作时间在1849年回国之后。根据最初发现此书的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所言，先有稿本在厦门、福州一带流传，大约在同治六年（1867）刊刻。见氏著《林鍼与〈西海纪游草〉》，《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第208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30] 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三十一首，《别陈颂南户部庆镛》。
[31] 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福建闽县人。
[32] 陈忠纯：《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刊于《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3] 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第48—5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
[34] 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第51页，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
[35] 参阅郑毓瑜：《归反的回音——汉晋行旅赋的地理论述》一文，收入衣若芬、刘苑如主编：《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换期之文艺现象》，第135—192页，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2000年。
[36] 章太炎：《訄书·学变》。
[37] 钱锺书：《谈艺录》，第348页，中华书局，1984年。
[38] 屠寄：《结一宧骈体文》，卷一，光绪十六年（1890）广州刻本。
[39] 皇侃《义疏》：“方，常也。《曲礼》云为人子之礼：‘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是‘必有方’也。若行游无常，则贻累父母之忧也。”
[40] 以上有关《西海纪游草》诗文体裁问题的论述得启发于台湾大学尤静娴，见氏著《越界与游移——晚清旅美游记的域外想象与书写策略》，2005年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论文。该文以为，林鍼《自序》是承接汉大赋的夸饰文风，“将出游美国视为大清帝国的扩张，在想象文学的版图里夸耀帝国的荣光”；《西海纪游诗》则回归到古诗十九首的“游子他乡”之主题中去。
[41] “如游东白玄三岳，斋戒为母祈年，至九鲤湖求梦，为母卜算，每得仙芝异结，必献为母寿。母以八十余大归，始放志戴远游冠，而过名山福地，必涕泣博颡，为父母求冥福。即今日从海外归父母之邦，犹曰以身还父母也，可以远游目之耶？”
[42] 王广业，江苏泰州人，原名佐业，字子勤。清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间任福建汀州知府。
[43] 《易·中孚》：“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44] 陈明：《王道的重建：“格物致知”义解·其二》一文，收入氏著《儒者之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5] 《西海纪游草》书后所附万鹏题诗，也说“但凭方寸一诚通，化外何曾性不同”，“化外”一词令人想及佛教入中国时出现的《老子化胡经》。
[46] 田一平：《〈瀛环志略〉点校说明》，《瀛环志略》，第2页，上海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