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早期近代报刊中的汉士海外诗文
宗教徒借助信仰热情远渡重洋，滨海之民为谋生计而跋涉奔波，他们所以能有记载的文字传世，多少是偶然的机缘所促成的。传统的书籍出版行业，从手稿的获取、校理至制版、印刷，再到发行流布，需要很多人力与经费。从上节对于《海录》、《西海纪游草》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二书俱在当地士林中广受关注，才得以发行流传下来。在真正形成风气之前，更多琐细短篇的同类文字恐怕都难以借助原有的出版方式为世人所知。而通过对于早期近代新闻业和报刊出版的研究，可发掘出一些海外记游诗文，由此证明新兴媒介对于晚清“游记新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国早期的报纸刊物都是外来传教士主办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因中西礼仪问题，西学传播被打断，耶稣会士在中国被禁止，在欧洲遭解散。及19世纪初新一轮西学东传开始以后，此一使命转到新教徒身上。最早几位人物，多立足于南洋，以马六甲—新加坡—吧达维亚为主要活动场所，后来逐渐进入澳门、广州、香港等地，其代表如马礼逊、麦都思、米怜、郭实腊等人。其间在南洋以英华书院为中心，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等中文杂志，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第一种在中国境内所办的中文刊物。鸦片战争之后，英华书院由马六甲迁往香港，来华教士显著增多，报刊出版所需的印刷条件也渐完备，出现了《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等报刊。
本节考察1860年代之前报刊中零落出现的几种海外旅行书写文本，包括《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发表的几篇书信和诗歌，以及《遐迩贯珍》上发表的几部游记。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创办人为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次年迁往新加坡出版。1837年转交中华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负责，马儒翰、麦都思、裨治文等可能都参与其中。1838年9月停刊。此间1834、1835年两度中断，1836年停刊一年。郭实腊在1830年尝改穿福建水手服装、冠汉人姓名，沿中国临海地区考察，甚感西人难以立足。广州虽然有十三行街可供西人居住，但是只允许经济贸易上的活动。传教都在暗中展开。他办的这份刊物，有不少篇幅是在介绍世界各文明的历史、地理知识[1]，同时也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之进步。其发刊宗旨包括：宣传宗教；报道贸易信息；并且“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准则”，“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2]作为此时期西学东渐的主角，新教教士往往热衷于世俗事务与学术，或以“灵性奋兴”名之。有论者以为该志减少了宗教内容，表明其在东方的传教意图让位于夸耀西方文明[3]，亦有论者认为办刊者的传教观念实际隐藏在其对各种文化知识的介绍中[4]。如载于道光戊戌年三月号的《合丁突人略说》，即描述非洲南部的Hottentot原始部落族性与生活[5]，说他们“污而不洁，不知浴身。常时怠慢，只好游玩逸乐度日。不知农务，而喂畜为生。不足糊口，将皮带紧缚肚，束手待命”，“虽然如是，此蛮婉容悦色，忽心忘怀，且乐今日，不顾明日，但论目前而已矣”；后来经过西洋教士的感召训诫，使得该族幡然更新，“筑屋，耕田，及做百工；沐浴，穿衣，安居向化”。由此可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正是要向中国人宣传：圣经文明的感召，不仅使非洲土蛮可以欣然向化，而且“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6]
基于这种论调与目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了数篇海外汉人记述行止见闻的私人信件，其中《子外寄父》一篇（道光甲午四月号，1834年）是随西人船只到达南美“丽玛”（即今秘鲁首都利马）的中国水手写给他父亲的，《侄外奉姑书》（道光丁酉二月号，1837年）是一位在伦敦居住已九年的中国人写给他姑母的家信，《儒外寄朋友书》（道光丁酉四月号，1837年）是一位在“阿理曼国”（Alemanni，指德国）“务心文艺”的儒生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侄外奉叔书》（道光丁酉六月号，1837年）是一位在美国的华人青年写给他叔父的，这对叔侄在此后还有几通书信往复，议论西方世界的刑罚问题，则不在论列之中了。[7]
以上各篇在刊物中的发表位置毫无例外地都在开篇首页上，证明办刊者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从信中的语气来看，写信人差不多都是基督徒。他们向亲友抱怨过旅途的辛劳和羁旅他乡的苦闷之后，便开始赞美西方的文明世界了。其中《侄外奉姑书》详细描述了英国社会女子的平等、自由、独立之地位，特别与中国妇女界的缠足、失学、婚姻不自主、社会舆论压迫严重等不幸命运进行对照。《儒外寄朋友书》则记叙了德国学院的学术与教育体制，将之分为五类，神学、法学、医学之外，第四类为“传国政之事”学，包括了农业、水利、江防以及各种技术制造工业，第五类为“杂学”，包括“古者所传经书、天文、地理、算学、树草花之总理、禽兽鱼虫之学、金石之论、万物性情之学”；而历史与几门外语则是各科都必修的。《侄外奉叔书》的第一篇，简要追溯了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又向西开边拓殖的历史，并渲染其日新月异的发展局面：“三年之前皆兽穴荒林，今则建大城矣，乃水陆衢会，舟车之所辐辏，商旅之所聚集。若看蒸舟、蒸车各项机关，格外殊异。”这比《海录》中的描述已经清晰生动了不少。
这些书信的行文格式和句法有些不伦不类之处，恐未必是出自汉人手笔，也许是郭实腊等人所编造出来的。《子外寄父》的主人公目睹西方文明之真面目后，自言对于昔日称西人为“夷”甚感羞愧，这属于主编《每月统记传》者一向耿耿于怀的心事。此前，马礼逊等人将中文称呼他们的“夷”字，纷纷译作“stranger（陌生人）”、“foreigner（外国人）”而已，至郭实腊才开始力主将“夷”译作近代英语中开始带有轻蔑色彩的“barbarian（野蛮人）”。而1830年代中英两国公文的翻译，均由郭实腊等人经手，这种译语的选用足令英国朝野群伦哗然而怒，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鸦片战争的爆发。[8]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刊载过一组海外纪游诗，题名为《兰敦十咏》（道光癸巳十二月号，1834年初），言“诗是汉士住大英国京都兰敦所写”。除第一首为总叙，并提及英法之争战（“独恨佛啷嘶，干戈不暂停”）外，其余九首都是描述伦敦社会日常生活的，选录二首如下：
九月兰敦里，人情乐远游。移家入村郭，探友落乡陬。车马声寥日，鱼虾价贱秋。楼房多寂寞，破坏及时修。（其八）
地冷难栽稻，由来不阻饥。浓茶调酪润，烘面裹脂肥。美馔盛银盒，佳醪酌玉巵。土风尊饮食，入席预更衣。（其十）
从内容与形式上看，《兰敦十咏》短小灵巧、活泼生动，详于描述地方风情，这与前叙林鍼《西海纪游草》的拟古长篇不同，应归于竹枝词、杂事诗、杂咏一类的风土诗。[9]唐人刘禹锡入四川，受到当地“夷歌”的启发，作《竹枝词》九首，歌咏三峡风光；更早时候还有杜甫作《夔州歌》，亦带有“泛吟风土”的特色。此后，“竹枝词”形式被历代文人所采用，成为进入雅文学殿堂之民间“俚艺”中规模最大的一种体裁。[10]此后，“久居其地、挚爱故土的人，有‘竹枝词’之作；乍履他乡、观感一新的人，也有‘竹枝词’之吟”。[11]明人宋濂曾作《日东曲》，展现日本风情，清初有屈大均作《广州竹枝词》，对广州初兴起的十三洋行加以描写，福建人沙起云作《日本杂咏》，描绘日本长崎一带的风物。尤侗在编纂《明史·外国传》之后，创作《外国竹枝词》一百一十首，算是最早以竹枝词大规模吟咏海外风土的作品。同时期还有林麟焻、徐振写作的《琉球竹枝词》、《朝鲜竹枝词》，属于出使之作，比尤侗仅凭书本想象其景要细致生动许多。晚清七十年中更是出现了大量的海外旅行之文士所写的竹枝词作品（详见后文），由此看来，《兰敦十咏》可成为承前启后的中间代表。
《兰敦十咏》的作者已不可考，王韬的笔记里说：“道光壬寅年间有浙人吴樵珊，从美魏茶往，居年余而返。作有《伦敦竹枝词》数十首，描摹颇肖。”[12]虽然题名、时间俱不相合，而且吴樵珊其人的生平著作也都失考，但是大略可推想出，《兰敦十咏》作者也是随在华教士去英国旅行的；再与前叙《儒外寄朋友书》相引证，大体可认为道光年间已经有相当一批中国文士（非宗教徒）去往欧洲了，而且居停有年，有意识地以“采风”诗体记录一些见闻。王韬笔记中的美魏茶，即William Charles Milne之汉名，他是著名教士米怜之子，1839年随理雅各来到中国，1843年开始与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等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他显然与王韬等活跃在上海的洋场文人都很熟悉。
墨海书馆前身即是马礼逊、米怜等人建于巴达维亚的印刷所，其英文名称作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伦敦传教会出版社）。该馆是1860年之前上海传播西学的重镇，翻译出版了大批科学著作，参与其事的，除了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西方教士之外，还有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中国学人。[13]1853年9月，麦都思等在香港创办《遐迩贯珍》一刊，实际主持工作（中文撰稿、翻译及总务）的是黄胜和理雅各（1856年以后）。近来研究表明，当时还在上海墨海书馆的王韬也参与了一部分稿件组织编辑工作[14]，其主要理由便是王韬个人与《遐迩贯珍》上发表的几篇海外游记有密切关系。
刊于1854年第六号的《琉球杂记述略》一文，前后并无作者信息，唯开篇说“癸丑之岁”（咸丰三年，1853）友人泛海琉球，居停两年，寄来杂记一帙，因“叙其风土民物甚详”，所以缩略成一篇文章刊载出来。王韬《甕牖余谈》卷三有一篇《琉球风土》，正与此文基本相同，且言这是“删录云间钱莲溪茂才《琉球实录》，莲溪于咸丰癸丑客于琉球者八阅月”。钱莲溪是基督徒，可能也曾参与过墨海书稿的事务[15]，他与王韬以及伟烈亚力等中西人士都有交游。《琉球杂记述略》显然是王韬的删录本，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10帙收录一篇《琉球实录》，作者署名华亭钱某，经过查对，得知确系与钱莲溪的游记之作出于同一蓝本。[16]
另有一位常常出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应龙田（字雨耕），曾于1852年随英国领事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去往英国，王韬笔记中提及此事，说：
咸丰初年有燕人应雨耕，从今驻京威公使往，在其国中阅历殆遍。既归，述其经历，余为之作《瀛海笔记》，纪载颇详。[17]
并将应龙田与前面写《伦敦竹枝词》的吴樵珊相提并论，称“游英而有著述者，当以是二人为嚆矢”。此外，王韬在日记中也说：
七月初旬……是月中，应雨耕来，自言曾至英国览海外诸胜。余即书其所道，作《瀛海笔记》一册。[18]
王韬所说的《瀛海笔记》，刊载于《遐迩贯珍》1854年7、8两期上，题为《瀛海笔记》与《瀛海再笔》。这两篇都出自王韬的文笔，他人笔录自然不及旅行者本人的记叙来得生动可感；然王韬在上海租界与西洋教士应对交接，对西方世界此时虽未经目验，却也不算陌生。经由此二篇游记，读者可领略19世纪中叶伦敦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以煤气灯照明的城市夜色、市廛之间的公共场地，以及由水晶宫（“哥罗西雍”）、博览会、大英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所组成的建筑群体，这些现代大都会的人造景观，分明在宣告着技术文明改造人类生活的巨大力量，并且夸耀着大英帝国所刻意展现的殖民历史，而从王韬的序言中看，他们还只是将之视作一种海外“异闻”而已。
上文所提到的钱莲溪1853年的琉球之行，显然与当时美国海军第一次日本“远征”相关联。1853年5月，为了向当时抵制西潮的日本炫耀军威，美国东印度海军中队长官佩里（M. C. Perry）组织舰队前往日本，途经琉球居停数月。此次航行中有当时在香港活动的美国传教士学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因为他通日语，被佩里请来作翻译。钱莲溪如何得以同行，以及他为何没有书写日本旅行见闻，今无从查知，但显然《遐迩贯珍》的中西同仁都十分关注这一事件。[19]1854年1月，佩里率舰队由香港出发，开始第二次琉球、日本之行，这次行程迫使遵行锁国政策的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即《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了下田、箱根两港。是年年底，《遐迩贯珍》即开始连载记叙这次行旅的《日本日记》[20]，作者是广东人罗森。[21]
此前《日本日记》的研究者已知罗森得卫三畏的推荐而成行。卫三畏的私人书信后来被家人公布，收入其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所编著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书中，有一部分记叙了他两度琉球、日本之旅的始末。在写于第二次旅程中的家信中，我们得知罗森的身份是卫三畏的中文秘书，而并非佩里所聘的翻译人员。因为中日人士可以书写汉字进行“笔谈”，才得以分担卫三畏的很多翻译工作。卫三畏在家信中向夫人盛赞罗森很有才华，并且热衷于这些外交事务。[22]这些描述都和《日本日记》中的内容相符合。卫三畏读过罗森的《日本日记》，并且翻译成英文，在《香港纪录报》（Hong Kong Register）上发表。[23]
明季以后，少有华人游访日本，更无人写过日本游记，乾隆初年旅日画家汪鹏的《袖海篇》[24]、雍正年间童华《长崎纪闻》[25]以及沙起云《日本杂咏》都只限于长崎一隅。[26]以致魏源撰《海国图志》还得参考元初王恽的《泛海小录》。从活动范围、接触深度以及时代背景上看，《日本日记》的价值都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27]罗森到日本后，到处与日本友人文墨唱和，为人题字，一月写了近千个扇面，可证明他的交游之广泛。他记述了不少日本特有的社会现象，比如男女同浴、女子拜寺等，尤其是见到“读书而称士者，皆佩双剑”，这一现象日后将刺激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去倡导“武士道精神”。
以日记体记叙旅行，于宋代文人那里开始盛行。如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骖鸾录》等。这不同于从《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直到《海录》等以道里区域为线索的写作方式，旅行家所记述的当日旅行见闻，常常即可作为一节节的游记小品来看待。这有益于展开细节描述，更容易表现旅人的主体关照。因此，日记体的旅行记更善于体现“游”，而不是“行”。记“行”便于说明地理方位、水陆行程，记“游”则更多关注一时一地的人情物理，有导人观览的文学功能。另一方面，日记体游记又比单篇成文的游记（比如钱莲溪的《琉球杂录》、应雨耕的《瀛海笔记》）涵盖的信息量大，有事则详，无事则略，不必太讲求文章的起承转合。
从内容上看，《日本日记》显然是刻意造文，这必然是应了《遐迩贯珍》编者的邀请，要写出一部旅行报道来。因而罗森才有意识地记下每日交往的人物、发生的事件、游历的地方，以及重要的谈话和诗词赠答。记叙东瀛风情以及文酒交会，似乎是在掩饰这次旅行的真实面目。罗森如此见证《神奈川条约》的缔结：
三月廿五，林大学头（引者按，大学头指幕府负责儒学的高级官员）相议条约之事已成，则允准箱根、下田二港以为亚国取给薪水、食料、石炭之处。由是两国和好，各释疑猜。过日，提督请林大学头于火船宴会。船上彩奏乐，日本官员数十于火船上大宴。有诗为证：
两国横滨会，驩虞一类同。解冠称礼义，佩剑羡英雄。
乐奏巴人调，肴陈太古风。几番和悦意，立约告成功。
在此，曾经“惊醒太平梦”的“四只蒸汽船”[28]，黑漆被涂上了彩色；在美军武力胁迫下完成的条约签订，也变成了上下欢悦的外交通好。缔约之后，佩里赠与日人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电报机）、日影机、耕农具，并立刻在横滨郊外修筑环路，试验火轮车。罗森亦戴着惊异的眼光对之一一加以描述。此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已有专门论述火轮车、火轮船的图文[29]，宣扬西人掌控空间的先进能力，深深地威胁着传统生活经验。《遐迩贯珍》继承了《统记传》的办刊宗旨[30]，继续在相同的主题上进行宣传。《日本日记》的书写与连载，包含了出版者、旅行记作者、旅行赞助者三方的共谋，也反映出近代报刊业以及新闻报道因素对海外旅行书写的初步渗入。
《遐迩贯珍》的中国编辑黄胜，与兄弟黄宽以及容闳三人幼年在郭实腊夫人和马礼逊在香港所办的学校中接受教育，1847年1月跟随布朗牧师（Samuel R. Brown）去美国留学。一年半后，黄胜因病回国，在香港从事报刊出版工作。同治元年秋（1862年10月），王韬避祸香港时，方与黄胜结识[31]，并在日后欧游归来一起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他们两人虽然都供职于西人的出版机构，却属于面貌和性质都不相同的文人群体。黄胜、容闳、罗森等人都是从小接受西式教育者，香港—澳门—东南亚的特殊政治地缘环境，使得他们从情感上十分亲近西方文明，他们后来成为务实的专业人才。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所组建的翻译班子中，有曾在印度接受英文教育的亚孟、在槟榔屿天主教学校学习拉丁语的袁德辉、梁发的儿子梁进德，以及留学美国时间比容闳要早20年的林阿适。[32]1845年，理雅各回英国时曾带去四名中国青年（马六甲的华裔子弟），三名男子：吴文秀（Ng Mun-sow）、李金麟（Lee Kim-leen）、宋佛俭（Song Hoot-kiam），还有一位名为Jane A-sha的女子。他们随理雅各一家在英国居住、游历了两年时间，入教受洗，并谒见维多利亚女王。李金麟于1856年早逝，宋佛俭至新加坡教英文，吴文秀被开除教籍，后来他作了一些翻译工作；Jane A-sha曾在1850年代参与香港女学的建设[33]。——他们都属于这类人物。除了容闳在若干年以后才用英文写了一部《西学东渐记》，这些人大多没有记录自己的欧美游历。
而钱莲溪、应雨耕等人，与王韬一样，是寓居上海洋场的文人名士，他们之所以能够参与西学传播，并非因为擅长外语，倚靠的是江南学术传统熏染而成的学问、识见和文辞。他们属于第一批清末上海的“双视野人”[34]，关于这一群体在1860年代以后的海外旅行书写，将会在下面的章节里继续进行讨论。
[1] 后来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其再补编的第十二帙中有一种《每月统记传》（作者署“阙名”），即是该志相关外国史地内容的辑录。
[2]见郭实腊1833年6月为该刊写的《创刊计划书》，黄时鉴译自《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August，1833，p.186）。中译全文见于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黄时鉴的《导言》，第12页。
[3]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第47—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黄时鉴：《导言》，第13页。黄时鉴印证方汉奇之观点后认为《统记传》可属于牧师编纂的世俗刊物。
[5] 今多译作霍屯督人，为非洲南部之科伊人（Khoikhoi），Hottentot是早期荷兰殖民者对之的蔑称，以其语言多内爆破音故。1820年代，该族妇女还被当作人种学最低梯级的活标本全身赤裸地在欧洲各城市剧院中展出，时人冠以“霍屯督的维纳斯”名号。
[6] 郭实腊：《创刊计划书》。
[7] 不过这种文体颇接近于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书信体著作，17世纪后期就有意大利旅法作家Marana假托西突厥旅行者写作描述欧洲社会的信札，之后风行一时，例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英国首相之子沃尔波尔的《叔和通信》（1757）、哥尔斯密的《中国人信札》（1760，1762年结集时更名为《世界公民》）等，尤其后二者都是假托旅居伦敦的中国人写给他“东方朋友”的书信。参阅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61—165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8]参阅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刊于《读书》，2000年第5期；又参看刘禾（Lydia H．Liu），“Legislating the Universal: The Circ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Tokens of Exchange, Durham & London：Duke Univ. Press, 1999，pp.132-134。
[9] 此类体裁，还包括柳枝词（竹枝词泛咏风土，而柳枝词中必提及柳枝）、棹歌（内河旅行咏风土）、百咏（专咏一地之名胜）、十景诗（列举一地之名胜）等等，参阅丘良任：《论风土诗》，刊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卷1号，1995年1月。
[10] 任半塘谓：“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见氏著《竹枝考》，载《成都竹枝词》卷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1] 夏晓虹：《社会百象存真影——说近代竹枝词》，《读书》，1989年第10期。
[12] 王韬：《甕牖余谈》，卷三“星使往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6号。
[1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4] 沈国威：《〈遐迩贯珍〉解题》，载《遐迩贯珍》合刊卷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15] 夏俊霞：《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接纳与认同》，《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陈镐汶：《翻旧报随笔》（一），《新闻记者》，1994年第8期。
[16] 云间、华亭，俱为松江之旧称。论者比勘两文，发现虽然文字上大有不同，但是所记叙的内容基本一致，唯《小方壶斋》本篇末记“同治甲子”之事，似与《遐迩贯珍》本所谓咸丰癸丑之年相背，但是两本都提及中山王年龄以及尚宏勋掌国等等，足证游历见闻的时间应相同。
[17] 王韬：《甕牖余谈》，卷三“星使往英”。
[18] 王韬：《瀛壖日志》，咸丰三年七月中旬记。按，王韬这部日记未见刊刻，原本藏于台湾，引文转见于[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1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另见《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咸丰九年五月七日至十二日。
[19] 1854年《遐迩贯珍》11月号《日本日记》前的“编者按”。
[20] 1854年11、12月号，1855年1月号。
[21] 罗森，生卒年不详，字向乔，广东南海人，通英语，先后为英、中两国政府办外交，后来迁居香港，暮年归广州。著述还有《治安策》、《南京纪事》等。
[22]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130、136页，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23] 见卫斐列的按语，《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135页。
[24] 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10帙。
[25] 日本学者松浦章有《关于清代雍正时期童华的〈长崎纪闻〉》一文，刊于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转见于泷野正二郎《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张玉林译，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26] 除此之外，松浦章还研究过咸丰元年（1852）至长崎的中国商人陈吉人撰写的《丰利船日记备查》，见氏著《中国商船的航海日志》，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第218—2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日记原文附于后，第247—268页。
[27]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102—103页，中华书局，2000年。
[28] 当时流行的狂歌歌词，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90页。
[29] 癸巳年十月号“新闻”刊出“孟买用炊气船”专条，甲午年五月号“水蒸火气所感动之机器”，已未年六月号及丁酉年三月号“火蒸车”，后二文尝被魏源《海国图志》、梁廷枏《兰仑偶说》所征引。
[30] 蔡武：《谈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转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14页。
[31] 《王韬日记》，同治元年闰八月廿一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2] 邵雪萍等：《林则徐和他的翻译班子》，《上海科技翻译》，2002年第4期。
[33]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第79—80、140—14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Carl Smith（施其乐），“A Sense of History（Part I）”，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26，1986。
[34] 香港学者梁元生借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视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理论，将近代上海出身于官吏、绅商、文人的三种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称之为“双视野人”，意谓他们从价值取向、精神意识上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王韬、应雨耕、李善兰等俱名列其中。见氏著《近代城市中的文化张力与“视野交融”——清末上海“双视野人”的分析》，刊于《史林》，1997年第1期。又，近来台湾学者黄一农的新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题名“两头蛇”作为中心隐喻意象则取自更为传统的典故（见该书的自序，第iv页），同“双视野人”的含义也大体相合。